上海封城,搞到這樣一番民怨沸騰的程度,真是匪夷所思了。但上麵好像並沒醒悟過來,繼續加碼。經過三周的封城,病例數也沒有明顯下降。中國標準的下降,是指陽性率降到個位數,甚至零,持續數周。這是過去兩年中國引以自豪的成就,也是習近平的重要成就,但現在,上海下了這樣的狠手,感染率還在每日上千,對領導來說,該用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個成語了。
《禮記》上有段短文,說的是孔子路過泰山腳下,見一個婦人在墓前哭得很悲傷。孔子扶著車前的橫木聽婦人的哭聲,讓子路前去問那個婦人。子路問道:“您這樣哭,實在像連著有了幾件傷心事似的。”婦人就說:“沒錯,之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後來我的丈夫又被老虎咬死了,現在我的兒子又死在了老虎口中!”孔子問:“那為什麽不離開這裏呢?”回答說:“這裏沒有殘暴的政令、繁重的賦稅 。”孔子說:“年輕人要記住這件事,苛刻殘暴的政令、繁重的賦稅 比老虎還要凶猛可怕啊!”(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中國人老是唱,人民政府愛人民,黨比母親還要親!豈不知,孔聖人二千年前就把政府定義為世間最惡的猛獸。據說政府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護人民,在外敵入侵和災難時保護人民,但恰恰相反,在這些關頭,那些權力得不到製約的政府,給人民造成的傷害,比敵人和天災更甚!
抗戰期間的國民政府就是一例。當時多數國軍士兵,是拉壯丁拉來的。就像當年在非洲逮黑人一樣,國軍見到男人,就用繩子困了,也不管這人需要養活一家老小的頂梁柱,這人是某家的獨子。壯丁到了部隊上,隻是個炮灰,動則打罵,或被當逃兵槍殺。他們的素質完全無法保證,國軍也不想教育訓練他們。在當時,一旦被捉去當壯丁,便意味著走向死亡,窮苦人家子弟,為了躲避兵役,要麽逃亡他鄉,要麽不惜自殘肢體——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擊瞄準),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斷(不能扣扳機)。這些士兵,怎麽會有覺悟,怎麽能打勝仗?碰到日本人,打不過,碰到弱的多的共產黨,還是打不過。
國民黨不通知而炸了花園口黃河堤壩,也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殘害人民的實例。據說目的是為了阻止日本人,但這一炸,造成黃河決堤,數以百萬中國人為魚鱉,或流離失所,百萬良田變荒漠,十幾年後這一帶都叫黃泛區,還沒有恢複。但這個行動,對日本人的影響微乎其微。在馮小剛的電影《1942》裏,河南鬧了饑荒,大姑娘為了一個饅頭就把自己賣了,但國民政府還是以抗敵為名,不賑災,還是日本人開始發糧。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危害遠遠高於日本人,而勝利後(也是在美蘇的幫助下取勝的),政府又大發國難財,那些在日占區,滿洲國和台灣,通過誠實勞動得到財富的人,都被剝奪幹淨,能活命就算不錯了。這樣的政府,其後在短短的幾年中就失去了政權,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共產黨引起的60年代初的大饑荒,也顯示一個極權主義政權是怎樣草菅人命的。根據中國自己公布的數據,死亡人數在3000萬以上,按當時人口(五億左右),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口餓死,無論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可算世界之最了!中國曆年曆代都有饑荒,但沒造成這樣的規模,恰恰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管得那麽死,饑荒時當地人可以逃荒,也有商人為了利益,賣高價糧或購買便宜的勞工或女人,多少是以商業方法減緩了饑荒的程度。但在共產黨手裏,國家壟斷一切。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源,生活資源,壟斷了思想,還壟斷了真理。農民們沒有任何信息渠道。政府說什麽農民才知道什麽。一切資源由政府集中以後,農民就隻能等著政府的配給。政府給吃的才有吃的,政府不給就沒有吃的,沒有商販的機會。而且要逃荒也不可能,民兵把村口堵死,因此,可以說大多數的死亡,是製度的問題!
現在上海的情況,也是政府以抗疫的名義,壟斷了一切!一切資源都被政府壟斷,人民的呼聲,也被封了。隻能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那些曾經歌唱集權製度的輝煌的人,這時切身體會到了沒有自由,不僅僅是為了集體的利益犧牲點自我這麽簡單,而可以是要你的命的!如果你此時身處上海,偏偏得了個闌尾炎需要緊急手術,偏偏你的核酸檢查未出來,你不能被收醫院緊急手術。等到核酸結果出來,你的闌尾已經破裂,就算救過來,大概率成了腸瘺,大概率在今後幾個月中耗盡了你的財產,最後還是一死! 這種情況每時每刻發生在上海市民身上,已經造成了幾百人的死亡,比新冠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有人期待,抗疫引起的民怨沸騰,可能使上麵改弦更張。這有可能,但並不確定。因為民意是個在中國最不起眼的因素,現有抗疫政策背後有比民意更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如果在壓力下改變抗疫政策,會給習近平在政治上失分;現有抗疫政策後麵的利益集團,那些成千上萬製造出來的檢測試劑盒,如果取消了動則普檢的政策,得賣給誰去?以吳尊友為代表的專家們,按美國和香港的數據,推算一旦躺平,中國將死亡成比例的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一旦成真,習近平可擔當不起;如果取消現有抗疫製度,那可以嚴格監控社會的健康碼是否也得取消,政府對人民的控製不就放鬆了嗎?因此權衡利弊,統治者的利弊,改變抗疫政策的機會是不高的!
說到底,還是以民為本還是以君為本的問題。政府的功用,本來就是為了一個社會解決公共管理的機器,卻反過來成了一個社會的主人,要人民當政府的奴隸。就好比日本電影“七武士”裏的農民,因為不堪匪患,請了武士來保衛村莊。如果武士們為了保衛村莊,就要村民們給他們做奴隸,那些農民何必出錢來請主人,直接給強盜當奴隸得了,還不要出錢。新冠病毒本來最多也就造成2%左右的死亡,為了防止這2%的死亡,整個社會要當奴隸,走到那兒都要受監控,政府還自以為得計,美其名曰執行力強。豈知一個反賓為主的政府,才是人民最大的敵人,這就是為什麽西方社會,越是在危機時刻,越是要警惕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剝奪人民的權利!
決定權應該交給人民,就像戰爭,由人民投票決定是死戰還是投降,而不是由統治者決定,二戰中芬蘭民主投票投降,命運蠻好,希特勒一人決定血戰到底,德國二百萬婦女被奸,國碎家破。美國是大多數人民決定不要再封城了,不許政府搞強製接種,民意決定他們願意接受2%的犧牲,勝過失去自由,成為政府的奴隸。加拿大的卡車司機甚至來給政府反封城,讓政府嚐到人民的力量。
中國有給民眾表決的權力嗎,或者說人民有這個意誌來反封城,像西方民眾一樣?政府一意孤行地封城,其目的並不是為了人民,而是為了更有力地控製民眾,如果單從死亡率來說,癌症的死亡率幾乎100%,每年死200萬人以上,絕對數和相對數都高新冠很多,為什麽政府不禁止高致癌的煙草業?
二千年前那個婦人,寧可被老虎吃了,也不願意受政府的保護!現在上海的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凶狠的魔鬼。隻有馴服了政府這個猛獸,人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有安全感!為了這個目的,是需要鬥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