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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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曆史碎片(ZT)

(2019-09-26 16:53:14) 下一個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十分肯定地說:古人稱天竺、身毒、賢豆的發音都不準確,正確的發音是印度。從此,在中文裏,印度的名稱再沒有改過。

現代語言學家知道,不同的古代語言,如梵語、波斯語、希臘語、龜茲語等對“印度”的發音都略有不同,諧音本來也就是取其近似,所以,唐以前中文的各種諧音都不能算錯。玄奘定為印度,實際上更接近希臘語。

就像中國人不管自己叫“柴尼斯”一樣,印度人自稱波羅多。這一名稱起於何時,還真說不清。

追溯印度古史,那是一堆聯綴不起來的碎片。這種情況在其他幾大古代文明中也是如此,比如南美、中美洲,隻能用考古文化命名。南美是由於沒有文字,中美洲的奧爾梅克文化跟印度古文化有點類似,都有文字遺留,但都尚未獲得公認的解讀。目前所知印度最早的文字----印章文字----每篇過於簡短,而且失傳三千多年,增加了認讀困難,除非能像古埃及一樣存有三體文字碑“羅塞塔碑”,並完整發現,否則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成果出現。

印度的印章文字跟埃及的象形字和中國的甲骨文有一些相似的影子,但證明三者之間確有聯係,則很不容易。古代各文明區,既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完全封閉,也不像現代世界這般交流頻繁,相互影響巨大。一口咬死絕無關係,說不定哪天出現新證據,自己打臉,亦未可知。相似也許反映了早期人類思維水平與方式的接近。

印章文字在小小一方印章上往往除文字外,還在主要位置雕刻人物和動物,有些明顯是神人神獸或怪物。有人馬上聯想起《山海經》的描述方式:以極強的畫麵感勾勒出奇人奇獸。於是突發奇想,試圖把兩者聯係在一起,甚至認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昆侖原型。我不排斥古史研究可以多方嚐試,大膽假設,但應警惕陷入牽強附會的泥坑。

 

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曆史紀錄的,史官很早就從巫師隊伍中分離出來,自成一個從屬王國政府的職能部門,接受職業訓練,專門記錄國之大事與王者言行,具有監督、勸諫王的責任與權利,留下了大量傳承有序的曆史紀錄。其中古史的傳說部分,可以推演至四五千年前,與某些考古文化至少在地域上能夠重疊,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破解線索。

印度與中國相反,他們對曆史的感覺淡漠,不在乎曆史的容貌脈絡,在阿拉伯人進入前,印度隻有零星傳說,沒有嚴格的曆史記錄。11世紀穆斯林學者比盧尼曾經指出:“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曆史次序,他們在述說國王的年代係列時是漫不經心的,當要他們非說不可的時候,就困惑起來,不知說什麽好。他們總是代之以講故事。”因此對10世紀前的印度史,世人隻能看到一地碎片,而且即使是傳說,也隻能上推到3000多年前。

司馬遷曾總結中國古代的一大特點:新的強悍統治集團往往是從西北興起,向中原推進擴張的。印度也是如此,西北和北方是外來勢力突破自然屏障的通道及群雄逐鹿的主要戰場。要探尋印度古史的秘密,就得把眼光投向印度的西北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是何時進入文明時代的,目前還無法論定。考古發現的四千五百年前的哈拉帕文化(約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一出現,在城市規劃、社會組織、商業貿易、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文明程度等方麵已經相當成熟、發達,尤其是城市規劃建設,居於當時世界各大文明的頂級水平,絕不是文明初期的的狀態。哈拉帕文化之前,還有麥赫爾加爾文化(約5、6000年前)。在哈拉帕文化的典型遺址摩亨焦·達羅遺址約公元前2400年文化底層之下,還有城市遺跡,隻是因為地下水位高,全被淹沒,無法探知具體內容。

印度河文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以後的恒河文明幾乎跟它不沾邊。它有統一的度量衡,統一的城市規劃設計理念,統一的民族心理認同,統一的文字,其所表現的統一性超出以後任何時候的印度。它所麵臨的問題與中國的大禹有點像:嚴重的水患。其中摩亨焦·達羅曾經五六次被印度河泛濫衝毀,又在原址上依原樣重建。似乎缺乏革新改造的精神。其街道東西南北筆直縱橫,讓中國人看起來似曾相識。尤其是它的自動衝水衛生設施及垃圾輸送係統不但是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即使在今天也勝過許多國家和地區。當時許多人家有浴室和自動衝水廁所,想想春秋時晉景公在宮內失足跌落的茅坑能淹死他,可知中國在這一項上落後印度兩千多年。不過這項發明似乎隨著印度河文明的消亡而失傳了,至今印度的廁所仍然是困擾人們的大問題,第一大城市孟買的貧民窟1400人共用一個廁所,15家共用一個水龍頭。

印度河文明與差不多同時的其他文明比較,獨立性顯著。如在建築方麵,歐洲與埃及擅長用石,中東用泥土坯,中國則是“築土構木”,(近年發現在陝北內蒙黃土農耕區與草原遊牧區交界帶有石片築城,約略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印度河文明則用燒製的磚。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後,這一傳統被石材取代。孔雀王朝(約前324年----約前185)和貴霜帝國時(約公元25---約375),印度人在石材上顯露的藝術天分與希臘羅馬形成東西對峙,平分秋色的局麵。無論是阿育王柱,還是健陀羅石雕,都是當時世界頂尖藝術的寶貴遺產。

印度曆史上分裂時間長,統一時間短。沒有形成主體民族,在統一性較強的印度河文明時期,據人類學家研究摩亨焦·達羅古人遺骸發現,當時城內居民包括原始澳大利亞人種、地中海人種、蒙古人種等,不像商周中國,城中居民屬於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宗族。以後始終保持了人種混雜的狀況,所以有人稱印度為人種博物館。從古至今,造成印度分裂的原因太多,民族眾多、語言紛雜(一張鈔票上就有14種語言)、種姓嚴格(其中賤民無姓,有點類似周代姓氏製度,唯貴族有氏)、宗教繁多、主流印度教大小神無數等等。

中國在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時,總結的統治經驗就是血腥鎮壓反抗,武力開疆拓土,保證君主專製。印度人很有點幸運,第一個統一王朝孔雀王朝最著名的君王阿育王在武功、權力鼎盛時,由於皈依佛教,痛悔他強製遷徙、大量屠殺被征服國家人民的暴行,並刻石昭告子孫和天下,要以和平的、不破壞人類安樂生活的方式去統治和贏得他國歸順。也許我孤陋寡聞,這是我所見到的帝王懺悔戰爭暴行的唯一一份文件。雖然他說的與實際做法有相當距離,如宣布禁殺生,卻沒有廢除死刑,也沒有停止戰爭屠戮,但他切實采取了容忍各種宗教並存的開明政策。這為以後印度成為“宗教博物館”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印度的氣候環境對生活於此地的人們性格不無影響。法顯在5世紀去印度學佛,似乎就感悟到了這點。他介紹印度中部的“中國”時,首先指出,這裏“寒暑調和,無霜雪。”然後他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平民與王家沒有人身依附關係,“欲去便去,欲往便往。”除了賤民,其他人都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蔥蒜。幾百年後,到唐玄奘訪問印度的時候,仍然是“人性溫恭”“政教尚質,風俗猶和”。當然,造成印度民性的原因,主要還是傳統的宗教思想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近代產生甘地的不抵抗主義,不是偶然。

卡夫卡看完印度吠陀經典《薄伽梵歌》後,對友人說:“印度宗教文獻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它們像毒品那樣,既有誘人的東西,又有嚇人的東西。所有這些瑜伽師和魔術師都不是以其對自由的熾烈之愛,而是以其對生活的無情憎恨控製與自然密切聯係的生(原譯文如此,有點別扭}。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動蓋源於深不可測的悲觀思想。”卡夫卡看出了瑜伽修行背後的悲觀,我則覺得好像孔子的“克己複禮”,當然都是源於人性當中固有的蠢動不已的罪惡因子,為了個人精神的提升,防止墮落,必須克製惡念,不斷修煉。《薄伽梵歌》裏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輪回不已的思想,對後世印度人的思想影響極大。玄奘說印度人“懼冥遠之罪,輕生事之業”。意為害怕得罪來世,妨害轉生好運,卻不在乎當世能否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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