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在民主黨2019年的初選中，美籍華人楊安澤出現在20名民主黨人的總統競選人當中，令華人大為興奮。楊安澤已經比人們預料的走得要遠，並且很有可能還要走出更遠。
在民主黨2019年的初選中，美籍華人楊安澤（Andrew Yang）已經比人們預料的走得要遠，並且很有可能還要走出更遠。
楊安澤出現在20名民主黨人的總統競選人當中，令華人大為興奮。不過，楊安澤並不是第一個參加競選的華人。早在1964年，美國首位華裔參議員，夏威夷的共和黨華人鄺友良（Hiram Leong Fong）即獲得黨內提名，成為共和黨的初選候選人。鄺友良亦是美國首位亞裔總統候選人，兩次參加了總統競選，另一次是在1968年。
楊安澤早期的人生軌跡與許多華人家庭的孩子類似：良好的家庭環境、重視教育傳統、名校畢業、一份體麵而令人羨慕的工作。
楊安澤的父母來自台灣地區，其父是物理學博士，其母是統計學碩士。出身於這樣優越的知識分子家庭，楊安澤在學業上的道路早早被父母安排妥當。他高中時期就讀的菲利普·埃克賽特（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學院是新罕布什爾一所曆史悠久的精英住宿學校。這類住宿學校是華人子女一早可以獲得的最優資源：一方麵，學校有嚴格的教育和悠久的聲望；另一方麵，則有來自校友的豐厚社會關係。楊安澤不負家族所望，從寄宿學校畢業後進入常春藤布朗大學，在取得布朗大學的文學士學位以後，又在另一所常春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獲取法學博士後，楊安澤順理成章地進入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從事公司並購方麵的事務。但他很快就厭倦了乏味重複的文案工作，哪怕有高薪和漂亮的工作環境。五個月後，楊安澤辭掉工作，開始自己進行創業。2004年，楊安澤加入另一家創業公司，一個小型的GMAT備考機構——曼哈頓備考，並且在2016年出任其CEO。2009年，美國備考權威公司卡普蘭收購了曼哈頓備考，而楊安澤則在公司被收購以後繼續留任公司主席，直至2012年年初辭職。
2011年，楊安澤成立了非營利性公司“為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旨在為年輕一代的企業家們提供去美國各大城市創業的技能和機會。2012年，楊安澤被美國財經雜誌評為“全球100名商界創新人士”，並在同年，被奧巴馬政府選為“變革的冠軍”（Champion of Change）。2015年，楊安澤還被選為“總統環球創業大使”。
楊安澤的競選之路始於2017年，不過他的政治抱負在他開始“為美國創業”之時，就已經非常明確。“為美國創業”的開辦意圖是幫助更多的年輕精英獲得專業培訓，從而使得這些精英能夠去到二、三線城市發展，並為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一理念多少有些救世的英雄色彩，也凸顯了他對年輕的美國人的期待。
楊安澤不太尋常的創業之路和其後的兩本著述：《智者應該去建設》（Smart People Should Build Things），以及《普通人麵臨的戰爭》（The Waron Normal People），顯然是有心進入政界的年輕人向眾人發出的信號。這條道路正是奧巴馬曾經走過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去芝加哥做社區組織者，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出版《我父親的夢想》（Dreams from My Father），然後競選參議員，直到最後成為美國總統。
楊安澤的參選之路比奧巴馬還要快捷。他是一個創業者，有些公益機構的經曆，但是幾乎毫無從政經驗。他能如此迅速地站到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台上，主要原因不外乎兩點：其一，今日的民主黨群龍無首，放眼找不到一個可以孚得眾望的選舉人；第二個原因則是特朗普的獲選。特朗普在2016年擊敗希拉裏，震驚了所有人。他的商人背景，他無所顧忌的言辭，仿佛告知眾人，其實當選總統並不需要一定的資曆，也不需要依照一定的規則。如果特朗普在三年以前能夠以這種違背常理的方式取勝，那麽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來參選，也有可能成為競選的黑馬。
與其他候選人及媒體的蜜月期
楊安澤的競選議題非常簡單，自動化重塑勞動力，許多人將因此失業，而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則是，每月給每個18至64周歲的美國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伯尼·桑德斯也是以簡單議題引得眾人的關注。2016年，桑德斯以免費醫保及免費教育的競選綱領吸引了無數支持者。楊安澤透露，2016年的初選中，他把選票投給了桑德斯。觀今日楊安澤的競選議題，可以看出他在許多方麵分享了桑德斯的理念。不過他把自己包裝成未來世界的拯救者，要將美國從機器人手中解救出來。
楊安澤在第一輪的競選辯論中講話時間不足3分鍾，在第二輪的辯論中大概不足9分鍾，是所有競選人中說話最少的。略顯尷尬的平淡，卻使他在火藥味十足的辯論場中平安過關而將進入下一輪的辯論。這樣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究其原因更可能是他尚未對別的競選人造成威脅。競爭對手對他不以為意，媒體隻是對他有所好奇。
在身份政治風行的今天，楊安澤其實具有先天的優勢，他的少數族裔的麵孔使得他能夠避免被攻擊為種族主義者。楊安澤沒有從政經曆，這似乎也成為一種優勢：沒有可以被塗抹的曆史，也就沒有政治包袱。另外，楊安澤還具有亞洲人的溫和，在初選辯論中，既不見他咄咄逼人地攻擊旁人，也不見別的競選人對他進行質疑和譴責。
這也許就是楊安澤目前的競選策略：名不見經傳的政治素手，首先須得穩住陣腳，才能平安進入後期。名望稍高者如拜登，一上陣就成為眾矢之的，先有哈裏斯攻擊其近半個世紀前的行為，後有白思豪和科瑞攻擊其醫療健保。拜登老態疲態突顯，言辭含糊，幾乎令人憐憫。而哈裏斯在攻擊拜登以後，支持率則一度大漲。然而好景不長，在第二輪辯論中，她又成為他者的攻擊對象。
聲譽漸起的楊安澤，目前似乎很享受和其他候選人及媒體的蜜月期。他屢屢出現在媒體的專訪中，無論是偏民主黨的媒體，還是偏共和黨的媒體，隻要受邀，均高高興興地亮相，知名度漸漸打開。但是，楊安澤必須為他的後幾輪辯論做好準備。當場上的對手減少，楊安澤的形象漸漸清晰，他終將會要麵對強硬的競爭對手和不留情麵的媒體。
全民基本收入的曆史淵源和現實局限
“全民基本收入”看起來簡單可笑，有點兒像是一拍腦門而想出來的，不過事實上，這個政治理念有著相當悠久的曆史淵源。
“基本收入”的目的在於以一種公平的原則，更直接、更有效地解決貧困和生存困境。這樣的理念最早出現在16世紀。托馬斯·摩爾在《烏托邦》（Utopia）一書裏指出，“世上一切懲罰都無法製止偷竊，如果偷竊是人們獲得食物的唯一方式。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更能解決問題。”1776年，托馬斯·傑佛遜提議政府向無產業者提供50英畝的土地，用於耕作。18世紀後葉，托馬斯·佩恩提出了類似於基本收入的“基本租金”法，即政府向年滿21歲時的每一個年輕人提供15英鎊，用於他們去開啟世界；而滿50歲後，每人每年都可獲得10英鎊，用以安度晚年。19世紀末，當時活躍的經濟學家亨利·喬治也提出類似觀點，呼籲“不征稅，人人享有養老金”。
到了20世紀，基本收入的概念不斷被人們提及，倡議者和擁護者層出不窮，包括哲學家羅素、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尼克鬆，經濟學家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社會科學家查爾斯·穆瑞（Charles Murray），以及馬丁·路德·金。
美國自建立社會福利製度，各種問題接踵而至。自由派和共和黨人都曾關注過UBI的政治理念，試圖以此來替代社會福利係統。穆瑞在2006年出版了《在我們手中：替代福利的方案》，在書中，他第一次提出了UBI，要為每個滿21歲的美國人分發10000美元的年收入，以此取代社會福利體係。美國社會福利係統是民主黨從羅斯福開始，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一套體係，所以總體來說，民主黨反對UBI。
在這次初選中，人均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無論是讓人側目還是令人矚目，都讓選民們記住了楊安澤這張亞裔麵孔。亞裔往往和學霸相關聯，尤其是數學學霸。這種學霸稱謂，對於少年亞裔來說，往往是不愉快的經曆，因為這意味著被認為隻知埋頭讀書。不過楊安澤不以為意，甚至將此化作一道光環。他自稱是懂數學的亞洲人，非常以此為豪。而他的擁躉者們，則將“數學”的字樣印上棒球帽，在“數學”的歡呼聲中，宣稱對他的支持。
楊安澤自詡的數學才能會幫助他在競選之路上走多遠呢？可以預料，在九月的第三輪辯論中，他會遇到真正的數學考試。1000美元這個數字看起來像是為了奪人眼目而隨意挑選的一個數字，很容易使人們想起2011年共和黨的初選。當時自由主義者赫爾曼·凱恩（Herman Cain）提出了999方案，即9%的消費稅，9%的個人稅，9%的公司稅，一時間成為媒體寵兒，紅火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會疑問，為什麽不是990美元或1100美元？而無論是從國家預算，還是從個人消費的角度，這個疑問都難有答案。
當然就具體數字論事，顯得過於苛刻。但是我們姑且以1000美元來進行推論，保守的估算，實施UBI至少需要2.5萬億到 3萬億美元的資金。2018年美國的財政預算4.1億萬美元，財政收入大概隻有3.3億萬美元，年赤字達7000億美元。目前美國的債務已經將近22萬億美元。不斷增加的債務令人心生恐懼，若再增加2.5萬億美元的赤字，國家財力基本無力支付。所以無論UBI在理論上如何能解決諸種社會矛盾，人們仍然禁不住要疑問，在現有的情況下，資金來源於何處。
楊安澤的解釋首先是，UBI增加了民眾的收入，因此人們會更多地購買，而購買則可以產生稅收。這種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為多數民主黨人認可。楊安澤試圖用增值稅（VAT：Value Added Tax）來解決資金來源，就是說商品在流通渠道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被征收10%稅款。但是這種形式的稅收，在事實上向低收入的人征收了更多的稅，而被認作是累退稅（Regressive Tax），而非向高收入人群多征稅的累進稅（Progressive Tax）。他還將目標指向美國的大公司，不止一次地指稱，亞馬遜利潤豐厚，但卻未繳納聯邦稅。他認為向亞馬遜這樣的大公司征稅，將獲得好幾千億美元的資金。
這裏其實存有重大的誤導。美國聯邦稅收的結構是，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的51%，工資稅占35%，而公司所得稅隻占6%，其它各種稅收占8%。這意味著美國公司在稅收方麵的職能，更多地在於雇傭，而非繳納所得稅。以亞馬遜為例，2018年的公司雇員達到64.75萬，因此而繳納的工資稅構成了聯邦巨大的工資稅收。同時，如果各種環節的稅收增加，亞馬遜的服務費就不可能如今天這樣的低廉。
在進一步解釋資金來源的時候，楊安澤將領有社會福利的人排除在外，不能既領取福利，又獲得基本收入。目前，用於社會福利的費用大約6000億至7000億美元，所以UBI可以因此而減少6000至7000億美元的支出。不過楊安澤為領取社會福利的人安排了一種選擇，他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是領取福利還是領取基本收入。
這樣的政策，顯然包含著另一種不公平。在每一個層麵的人都得到額外收入的時候，社會最底層的人反而沒有獲得這筆額外收入，這更加拉大了底層與其他階層的距離。然而因為10%的增值稅層層遞加，當商品最後進入消費者手中之時，商品的價格實際會上升許多。這對社會最底層的人來說，他們實際支配到的收入無疑比原先更少，所以有人認為，UBI盜竊了社會福利。
UBI的細節使一些民主黨人憤怒，他們認為楊安澤的UBI侵蝕了福利製度並且進一步碾壓了窮人。這些民主黨人認為，他們所需要的候選人應該把權力從資本家轉到工人階級手裏，而不是用每月微薄的支票和高額的銷售稅來取代福利。
基於人道關懷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際上隻是一種停留在理論上的政治概念，旨在糾正現代福利係統出現的一些問題和漏洞。現代福利係統的理念與UBI相近似，但是其在設計上的不合理帶來了一些問題，包括腐敗、欺騙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福利享受者無意於找尋工作。楊安澤認為，UBI不僅能夠解決一個自古存在的難題，也能夠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 ligence）時代。未來理論對年輕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同時也吸引了許多軟件工程師。特斯拉CEO馬斯克對AI的發展深有擔慮，他一再告誡人們，在AI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慎行。馬斯克在民主黨的選手中，看到了與他一樣為未來而擔心的楊安澤，遂對他抱有好感，公開表達了對楊安澤的支持。
UBI聽起來合理誘人，但在實施方麵卻有諸多困難，並且始終沒有獲得成功。2017年年初，芬蘭開始進行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實踐，向2000名隨機挑選的失業人員發放每月560歐元的基本收入。獲取這份收入的人群，不受有無工作所限，即使找到了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享受基本收入。這一實驗可謂全球矚目，各國政府和許多社會活動家都在期待實驗結果。因為如果成功，它不啻為解決貧富不均的一劑良藥。然而2018年年初，芬蘭政府即宣布不會對這一實驗進行延期，原因是得到基本收入的人群，快樂感固然是增加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尋找工作的意願。簡言之，基本收入不能促使人們去尋找工作，它的初衷無法得到實現。
美國、瑞典、丹麥等國，也在一些城市和區域進行過小範圍的實驗。但是一係列的實驗結果表明，獲得基本收入以後，人們實際減少了工作時間，而並非如預期的那樣，將空餘出來的時間用於尋找工作或者是提高自己工作技能。
“全民基本收入”忽略了人類天性中的一些弱點。基本收入會給在生活中掙紮前行的人以更多空間，可是因為沒有限製條件，沒有製約，許多人會因此而放棄努力，年輕人可能將此用於遊戲，癮君子可能將此用於酒精或毒品。“基本收入”的實驗令人失望而不了了之，甚至迄今為止竟沒有一份實驗報告呈現給世人。
關於AI時代來臨將帶來大量無業者，從曆史及現狀來看，皆沒有證據支持。曆史上技術革命帶來大大小小無數次的社會變動，每一次皆使一部分人從古老的生產中解放出來而投身新的產業或新的技術，但是社會並未因此而崩潰。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僅為3.7%，低於曆史上任何時代，但是現代化程度卻是曆史上最高的。
UBI試圖通過政府給與收入來給人以尊嚴，然而尊嚴不是免費的。社會福利和UBI無疑是社會文明的象征，但是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福利和免費的收入都不能帶來尊嚴。工作，唯有努力的工作才能。
美國少數族裔政治處於大時代的轉變之中
早期的少數族裔由於人口數量少，經濟上尚未取得獨立而難以發聲。若要生存和發展，必定依附某一政黨。一般認為，民主黨更加關注和同情窮人、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所以傳統上，少數族裔更多地依附於民主黨。這一傳統久而久之成為慣性。比如猶太人在生活中奉行共和黨的原則，但是政治上卻追隨民主黨。這一點，華人與猶太人相似：注重倫理，注重家庭和教育，但是也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這種情形，由於少數族裔數量的增長而發生著變化。民主黨的白人數量，10年前是71%，現在已經下降至56%；而共和黨也開始擁有更多的別的族裔。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到2050年，美國將成為一個“少數族裔占多數”的國家。這一年內，當我們驚訝的看到民主黨的元老和強硬派如南希·佩洛西和拜登，竟然被暗示有種族主義之嫌，我們就會意識到少數族裔已在民主黨內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這樣一種時代的變化，令人激動也令人不安，因為它意味著在各個族裔開始為自己發聲的同時，一種秩序正在被破壞和打亂。
少數族裔的發聲和參政，開始的時候總是基於種族的自我意識，既敏感，又熱烈。楊安澤的出現，令許許多多華人激動而感佩，歡欣鼓舞地進行助選和聲援。這無疑可以理解，也是天經地義，但是純粹出於族裔的考慮，則未免狹隘而缺乏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家庭觀、教育、務實，這一係列的優良傳統使得華裔逐漸成為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然而迄今為止，華裔更多地是停留在了生活安逸的層麵，鮮少去關注或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改造的實踐。華人的經濟地位和財力與其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在各個少數裔中亦為罕見。所以楊安澤的出現，對於這一代的華人來說，意義深遠。
相較於半個世紀前的鄺友良，楊安澤所處的時代讓他獲益良多。中國的崛起和在美華人經濟地位的上升，使得楊安澤可以更多思考國家麵臨的真正的問題，而不必單純地拘於種族的利益。楊安澤也獲得了許多年輕人和科技人士的支持，不分種族，不分黨派。這實在是這個時代令人欣慰之處。
（作者係國際政治學者，財稅專家。現居美國亞特蘭大市）
這不正好解決了AI造成的工作減少問題。隻是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真正顯現，但UBI一時也還不能成為現實，現在隻是炒一炒，也許十年後再看就不那麽突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