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會卷土重來嗎？ZT

英格蘭牛津——“烏拉！烏拉！烏拉！”的聲浪猶在我的耳畔，那是神色堅定、身穿灰色軍裝的士兵回複指揮官的問候——“祝賀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70周年！”

那是1987年，當時我在莫斯科當交換生。11月那個寒冷的早晨，我前往高爾基大街，觀看軍事方陣向紅場前進。年輕的軍人向列寧墓致敬，一排蘇聯和外國政要在觀禮。這個看來令人印象深刻的閱兵式展示的是共產主義繼往開來的革命幹勁及其全球影響力。

時任蘇聯領導人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講話中談到了一個複興1917年價值觀的運動，觀禮的左翼領導人包括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橫幅中有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句子：“列寧活過，列寧活著，列寧將永遠活著！

這個說法顯得很假，因為蘇聯當時的經濟問題已經顯而易見，對於我那些依靠供應短缺的大學來獲取食物的俄羅斯學友來說，更是如此。但是這個體係似乎仍然像列寧墓的大理石一樣牢固。我和大多數觀察家一樣，不相信共產主義在兩年內就會崩潰，四年內蘇聯本身也會解體。

很快，人們對1917年的普遍看法就完全變了：沒有鐐銬的市場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共產主義似乎總會注定被扔進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說的“曆史垃圾桶”。全球化自由秩序可能麵臨挑戰，但是它們將來自伊斯蘭教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不再是一個不足信的馬克思主義。

今天，當我們紀念二月革命——列寧11月布爾什維克政變的前奏——100周年時，曆史再次逆轉。中國和俄羅斯都推出了共產主義遺產的象征，以加強反自由的民族主義；在西方，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信心尚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恢複過來，極右翼和行動主義左派新勢力人氣高漲。在美國，獨立的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去年的民主黨選舉中獲得了出人意料的支持率；在西班牙，由前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在選舉中崛起，顯示了左翼在草根階層的複活。2015年在英國，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的經典《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成為了暢銷書。

那麽，那天我在莫斯科看到的究竟是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次狂歡，還是一個為21世紀重新打造的共產主義在努力誕生呢？

在這長達百年的複雜史詩中，在一個充斥著錯誤的開始、瀕死的經曆，以及出人意料的複興的敘事弧線中，可以找到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

就拿謝苗·卡納奇科夫(Semyon Kanatchikov)來舉例吧。他是前農奴的兒子，離開貧窮的農村去工廠工作，享受興奮的現代生活。卡納奇科夫精力旺盛，熱愛社交，他用《舞蹈和良好的禮儀自學指南》(The Self-Teacher of Dance and Good Manners)作為指南來提升自己。在莫斯科時，他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討論圈，最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

卡納奇科夫的經曆讓他樂於接受革命理念：一種對貧富鴻溝的敏銳意識，一種舊秩序正在妨礙新秩序崛起的感覺，一種對強權的仇恨。共產主義提供了清晰的具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和自由主義者不一樣，他們提倡經濟平等；但和無政府主義者不一樣，他們信奉現代工業和政府規劃；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也不一樣，他們主張隻有革命性的階級鬥爭才能帶來改變。

在實踐中，這些理念很難相融。過度強大的政府可能會遏製經濟發展並讓新的精英上位；暴力革命引發了對“敵人”的定期狩獵。最後，卡納奇科夫也成了犧牲品。盡管在革命結束後被委以重任，但他和斯大林的政敵托洛茨基之間的關聯，讓他在1926年遭到降職。

那時，共產主義的前景頗為嚴峻。中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燃起的革命初火已經熄滅。蘇聯發現自己孤立無援，別處的共產黨規模很小且身處困境。美國人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打造的現代事物毫無疑問是消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

但自由放任的缺點很快就讓共產主義重煥生機。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讓關於平等和政府規劃的社會主義理念成為了用以替代無形市場之手的誘人選擇。此外，擁有戰鬥精神的共產主義者成為了少數幾支準備抵抗法西斯威脅的政治力量之一。

美國原本與集體主義以及褻瀆神明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但就連它那讓人不抱希望的土地，也變成了肥沃的溫床。1935年，莫斯科決定放棄其宗派主義教條，轉而推行支持“人民陣線”的政策。美國共產黨人借此機會與溫和的左派人士攜起手來，共同對抗法西斯。曾任《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駐紐約記者的阿爾·裏奇蒙(Al Richmond)，回憶過他和同事們在一家意大利餐廳“為當下的生活、為那個時代，為它的征兆與希望”幹杯，“確信我們正對那個時代的節奏作出回應，因為我們在其中聽到了自己的心跳”時，內心升騰起來的新的樂觀精神。

這種樂觀精神隻存在於特定的人群之中。作為由斯大林發起的大清洗的犧牲品，謝苗·卡納奇科夫於1940年死在了古拉格。

為了團結一致反法西斯，很多人都樂於忽略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但在1930年代末、40年代初到來的共產主義的春天，還沒等到法西斯被打敗就結束了。在東歐，隨著冷戰愈演愈烈，共產主義對蘇維埃帝國的認同損害了它自詡的解放者姿態。在西歐，借由美國的推動，一種洗心革麵、受到製約的資本主義催生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國家。

但如果說共產主義在北方國家日益衰微，那麽它在南方國家便是風生水起。在那裏，共產主義者做出的由政府牽頭快速實現現代化的承諾，讓很多反殖民民族主義者心馳神往。第三波紅色浪潮洶湧澎湃，在1940年代闖入東亞，在1960年代末席卷了後殖民時代的南方國家。

中國人耿長鎖曾在1952年，也就是毛澤東的共產黨遊擊隊進入北京城三年後，到訪過烏克蘭的一個模範集體農場。在當時的他看來，1917年的革命運動仍然有著強大的影響力。耿長鎖是北京以南120英裏處五公村的一位頭腦清醒的農村幹部，這趟旅程改變了他。回到家鄉後，他剃掉了胡子，穿上了西式服裝，跟人們大談特談農業集體化和神奇的拖拉機。

中國的革命讓華盛頓堅定了遏製共產主義的決心。但當美國在越南卷入災難性的的戰爭時，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在南方冒出頭來，對“新帝國主義”發起攻擊——他們認為老一輩社會主義者一直在容忍“新帝國主義”。1966年，由古巴讚助、麵向亞非拉社會主義者的三洲會議(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召開，掀起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到1980年，阿富汗、安哥拉、南也門、索馬裏都已加入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的行列。

西方在1960年代也經曆了馬克思主義的複興，但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最終更加致力於追尋個人自主權、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以及國際主義，而非列寧主義信條、階級鬥爭和國家權力。激進的德國學生約施卡·菲舍爾(Joschka Fischer)的經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加入了一個名為“革命鬥爭”的團體，在1971年試圖發動汽車工人搞一場共產主義起義，後來成為了德國綠黨(German Green Party)的領導人。

美國引領的全球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秩序建立於1970年代末，此後蘇維埃共產主義在1980年代末垮台，從而讓世界各地的激進左派陷入了危機。像1960年代的其他很多學生一樣，菲舍爾適應了新世界：作為德國的外交部長，他曾支持美國就科索沃在1999年展開轟炸（打擊塞爾維亞的前共產主義領導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部隊），也曾支持德國在2003年削減福利。

在南方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迫使負債累累的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市場化改革；事實證明，一些從前的共產主義精英渴望皈依新自由主義。現如今，世界上隻剩下少數幾個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朝鮮、古巴，以及更具資本主義色彩的中國、越南和老撾。

在蘇聯解體逾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還有可能出現第四次共產主義浪潮嗎？

一個主要的障礙在於60年代以後出現的分裂：老左派把經濟平等當作頭等大事，菲舍爾的後繼者看重的則是世界主義價值觀、性別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此外，在全球範圍內捍衛貧困群體的利益看上去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08年的金融危機加劇了左派的困境，同時為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和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之類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創造了機會，讓他們得以利用世人因為北方的經濟不平等而產生的憤怒之情。

我們剛剛進入一個重大經濟變革和社會動蕩頻發的時期。由於極度不平等的科技資本主義無法提供足夠多的高薪工作崗位，年輕人或許會推動更為激進的經濟議程。新左派隨後或許可以在一種新的經濟秩序中成功地把白領和藍領失意者團結起來。我們已經看到了對於更具再分配性的政府的需求。全民基本收入之類的點子——荷蘭和芬蘭正在試行——在本質上與馬克思版共產主義所說的按需分配頗為接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從1987年莫斯科的紅場到現在是很長的一條路，從1917年彼得格勒的冬宮算起，更是長路漫漫。我們不可能回到有著五年規劃和古拉格的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如果說我們能從這段動蕩的曆史中學到些什麽，那便是：“最後的歡呼”可能和人們在1950年預言的“意識形態的終結”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提出的“曆史的終結”同樣虛幻。

列寧已死，舊的共產主義或許已死，但賦予其生命的那種不公之感如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