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2016年8月30日，這位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因病去世，享年93歲。
法國痛失了一位攝影天才，世界痛失了一位攝影天才。他是馬克。呂布！
呂布之後，再無呂布！
1923年6月24日，一名小男孩降生於法國裏昂。他是家中的第五個孩子，生性害羞。
5歲時，他常常獨自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上那一線從窗簾縫隙濾進的陽光，臥室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相機暗箱。
“每次一有人從窗簾後邊走過，他們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掃向同腳步聲相反的方向。這太奇怪了！”
8歲時，他第一次拍照。
“一個人在路邊騎車，一對摩托男女停下來，招呼我過去給他們照相。他們擺好姿勢，親熱地摟著，我都不敢看他們，胡亂按了快門，遞上相機，一句話也不說騎上車掉頭就跑。當然，我永遠沒有機會看到那張‘生平第一照’了。”
14歲，他的父親送給他一部柯達相機。
“我告訴自己，把相機放穩，用這個曝光，我想按多長時間就按多長時間。那時我很幼稚，我以為曝光時間越長，照相效果越好。我把相機放在桌上，正午陽光很強烈，我放了兩三分鍾曝光，我以為，哇，我一定有張很好的照片。衝洗出來後，一片黑茫茫！”
30歲，他下定決心，背著徠卡相機前往巴黎，在那兒遇到了亨利-卡蒂埃·布列鬆，他背著相機登上埃菲爾鐵塔。
“鐵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賴在盤旋而上的窄小樓梯上，那裏有幫握著刷子的油漆工，實際上，他們更像雜技演員。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們說話。正當我試著構圖，一個工人突然頭朝下出現在我的取景器裏。那一刻，這個神通廣大的取景器本應幫我判斷構圖平衡，結果差點讓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後來，我把小樣給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張。”
命運終於眷顧了這個酷愛攝影的年輕人。這張照片被美國《生活》雜誌發表。
他進了那家“天下第一”的圖片社——瑪格南Magnum。
“1953年加入瑪格南時，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後，布列鬆成為比我親兄弟更親的人。布列鬆90大壽時，一個編輯要我寫點東西，電話裏問：布列鬆對你們來說是不是一個大師？我寫的文章開頭就說：不，布列鬆想要的，是成為我們所有人的朋友！”
這個與槍械和美酒同名的圖片社，教會了他許多東西。“比如怎樣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從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換護照、背著鋪蓋卷穿越印度時如何避免在尼泊爾公車上遭搶、怎麽對印尼人的禮物表示答謝、怎麽在雅典找到味道最正的當地飯館……”
什麽都教，除了一項——
“惟有怎麽照相，幾乎沒任何建議。在瑪格南最初幾年，我幾乎從沒聽人談起照相。每次從一段長途旅行歸來，這些最偉大的攝影師們根本不談自己的‘傑作’，隻對剛剛造訪的國家津津樂道。”
32歲，他花了半年時間，從巴黎開車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巴基斯坦邊境的部族武器車間裏拍到一個持槍小男孩。
等這個小夥子長大後，他會拿起槍作戰嗎？他參加的又會是哪場戰爭？”
隨後機緣巧合，認識了周總理。
33歲，他接到了來自中國的訪問邀請函。
“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許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國。作為一家法國雜誌的記者，我在中國工作過4個月。上海某部門安排我拍製陶工人，但我不感興趣，希望能參觀工廠。他們很不理解，為此，我還罷工了兩天。”
34歲，他應邀到北京飯店參加毛澤東宴請波蘭總理的國宴。後來他跑到延安，拍下一張毛澤東睡過的床榻。
“毛澤東說，蚊帳是他在延安時期擁有的最奢侈的一樣東西。”
“毛澤東說，如果北京烤鴨不比以前好的話，我們就白革命了。這真是個有趣的說法！”
37歲，他在非洲加納北部的一個與現代世界隔絕的村莊裏。
“一群赤身裸體的孩子興高采烈地跑來歡迎首位西方人的到來。”
42歲，他來到北京美術學院雕塑係的課堂。
“毛澤東嚴禁所有裸體模特，他們被認為是頹廢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寫照，當年隻留下這個課堂還有裸體模特。”
44歲，他在美國華盛頓，拍反越戰遊行。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國華盛頓，發現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緒激昂的群眾為了越南和平遊走街頭。成千上萬年輕人——不論性別、膚色，從四麵八方聚攏，向五角大樓示威……我瘋狂地按動快門，傍晚時分膠卷已經用得精光。最後一張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軟的花，被固執地舉在一列刺刀麵前。”
48歲，他最後一次見到周恩來。
“每次見麵，他都記得我，都跟我握手。我們第一次見麵，周總理和來賓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長征中受了傷，不能用右手，當時周總理用他受傷的右手和我握了手，第二次我就知道用左手了。那時候，我跟著一名法國記者同去，等到晚上11點鍾，周總理把我們留下來，一直談到早上4點鍾，很有意思。我們談了一些常識，交流了一些對中國的看法、興趣，以及來中國的意圖，還有中國的藝術，比如國畫。我給他拍的這些不是新聞照片。”
69歲，他拍下《小平同誌在深圳》的巨型宣傳畫。
70歲，他在山西平遙，跟隨張藝謀電影《活著》劇組，拍了鞏俐。
當時我是在平遙，北方下著大雪，我一直跟著《活著》攝製組。鞏俐人很好，非常有趣，盡管她不會說英文，但我們在一起很開心。我以為在中國，女人和男人不會親吻，但是，那次在舞台上，2000人麵前，鞏俐跟我吻了很長時間……你千萬不要跟她說這些哦。”
71歲，他拍下深圳建議人們購買股票的廣告。
78歲的一天，他在家中，目睹電視機裏的911恐怖襲擊現場報道。
“周二早上9點多，來了個電話。Lida Asher跟我說‘快開電視！’我找到遙控器後，以為要找個新聞頻道，但所有頻道都在播放同一個畫麵。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飛機。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員也懷疑第二架飛機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麽？我問自己。我拿出身邊的相機對著屏幕拍攝，接著，我跑到時代廣場，那裏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車，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貿中心的聯合廣場，警察封鎖了街道。我們能夠看到濃煙滾滾。聯合廣場擠滿了年輕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個人邊兜圈子邊叫：‘一無所有……無中生無。’”
80歲，他在英國倫敦，他把相機舉過頭頂拍反戰遊行。
“我的另一個相機在哪裏？伊拉克……伊拉克……”
87歲，他來到上海美術館，脖子上掛著的依然是那架leica M6，依然是堅持抓拍，隻用現場光。
談及教育：
“現在太多學校，我不知道他們會教些什麽，你在學校學到東西了嗎？”
談及女性：
“看到美麗的臉孔、一個美女，我們一定要把她拍下來；如果有可能，我們會想擁抱她，這也許不夠體麵，但為她拍張照片當然可以。”
“如果我們要抓住某個瞬間，我們說‘拍張照片’，但其實應該說‘照片抓住了我們’，是圖像觸發了這種誘惑，刺激我們來抓住這一瞬間，這很有趣。”
“我非常熱愛東方，遠遠超過成長的家鄉。我們總是被相反的、不同的東西所吸引。但現在所有的事都對齊了，中國再也不是遠東，它已經變成遠西了。”
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20多次來訪中國的攝影大師，Marc Riboud。
因為與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情緣，他的名字Marc Riboud被譯作“馬克·呂布”，那位國人熟知的剽悍武將，恰恰詮釋了他充滿自由主義的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