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中俄邊境的烏蘇裏江(Ussuri River)，冰凍的江水兩岸是兩國軍隊的虎視眈眈。他們幾乎每周都會在冰麵上發生衝突，這一次很快就來了。中方揮動著鉤子、戰戟；俄方則像中世紀騎士一樣端著長矛前進，還有的站在一邊舉著狼牙棒，準備隨時打擊那些勇敢的或幸運衝過防線的中國兵。
那是1968年冬，更具殺傷力的武器出現了：中方的56式半自動步槍對蘇聯的坦克和BM-21式火箭炮，還有幾百英裏外的發射井，裏麵裝有滅絕性殺傷力彈頭的導彈隨時待發。不過蘇聯軍隊和人民解放軍都有不開第一槍的軍令，所以他們在克製中相互挑釁爭鬥。
莫斯科和北京的敵對上演為邊境線上的衝突。中國士兵夏天會在江裏遊泳，或在冬天迅速穿過結冰的河麵，揮著小紅書，喊著口號，指責蘇聯利用中國的虛弱偷占了中國領土；蘇聯士兵會把他們推進水裏。當江麵完全凍得結結實實，雙方會出動幾百名士兵手持中世紀兵器打架。俄軍中尉維塔利·布別寧(Vitaly Bubenin)在21世紀初的一次采訪中聲稱，蘇聯士兵都是些“粗壯的西伯利亞人，有著鑄造工人的巨大拳頭，中國士兵根本不是對手，直到他們從中國北方調來了增援部隊”。
這樣的打架有種遊戲的元素。俄羅斯人回想起從前的“牆對牆”群架——兩個村莊的男人站成兩排對毆；他們手中的武器隻是為了讓對方遭受皮肉之苦，而不是要將對方置於死地；雙方損傷最重的都是厚厚的棉衣。對於中國士兵，衝到對麵就像是體育競技；有時碰上好心境，他們還會給對方煙卷和毛主席語錄。
然而，1969年3月2日那天，情勢突然變得不那麽友好了。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中方向珍寶島上的蘇聯巡邏隊開火，該島是位於江中央的一塊不毛之地（根據中方一貫的說法，是蘇軍首先開火，中方被迫自衛反擊——編注）。布別寧慌不迭地帶領他的人馬施救，他的裝甲車滑過冰麵，企圖從側翼攻擊用機關槍向他的士兵開火的中國軍隊。
俄方驚異地發現，他們的士兵多數都僅僅是受了傷，卻又近距離被子彈或刺刀殘忍地殺死。言辭和流血都在繼續升級。中方的廣播說： “臨時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親愛的蘇聯同誌們，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3月8號前要把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距離邊境30英裏的地區首府）送給他的夫人！”“親愛的蘇聯婦女們！漿洗被單吧，我們的人很快就要到了！”中方3月15日再次襲擊珍寶島後，蘇聯士兵犧牲人數升至59名，俄方開始火箭反擊。據蘇聯的估計，中方死亡200至300人。
雙方緊張關係持續數月，期間時有交火。戰爭一觸即發。9月，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Alexei Kosygin)訪問北京，雙方在機場舉行會談，以避免憤怒的紅衛兵們向柯西金座駕投擲石塊或引發更糟糕的局麵。在華盛頓，美國人也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開始想到外交突破的機會。
戰爭並沒有發生。但對蘇聯的恐懼並沒有消除。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最初的反應是蘇聯投放了原子彈。1980年代初，金錢和武器源源不斷地從中國流入阿富汗，與美國人和穆斯林遊擊隊員一起打擊蘇軍——每個月都有飛機滿載年輕的蘇軍士兵屍體秘密飛回蘇聯。
如今，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正處於近70年來最密切的時期。中國媒體關於許多事件的報道——從烏克蘭到敘利亞——都重複著俄國官方的口徑。在克裏米亞問題上短暫的模棱兩可，以禁用“吞並”(annexation)一詞告終；最後，該事件變成“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和“克裏米亞與俄羅斯的一體化”，完全與中國主張收複台灣或其他地方的野心相呼應。俄羅斯人頻頻出現在中國的各種會議上，主題從軍事到媒體，不一而足；他們參會的人數遠遠大於來自歐洲或美國的人數。俄羅斯的對抗西方，收複領土，還有普京的種種陽剛姿態都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幻想的演繹。中國現存的對美國影響的偏執猜疑，正在俄羅斯的陰謀論作用下日益加劇。
蘇聯的解體在中國的領導層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波。兩國小心翼翼地逐漸修複了自斯大林死後所產生的裂痕，它將共產主義陣營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一分兩半，而蘇聯的解體開了一個可怕的先例。在中國人眼裏，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的屈辱——喪失領土，經濟深陷困境，正像中國早年在外國列強手下遭受的“百年屈辱”。在中國人看來，普京的民族主義氣勢，以及俄羅斯靠能源帶來的經濟複蘇都是言之成理的事情，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已的理想抱負。幸運的是俄羅斯的雄心謀略麵向西部，對付格魯吉亞、烏克蘭那些獨立派，而不是麵向西伯利亞的延伸和收複中亞。中國便悄聲地放棄了對北方的領土主張而大張旗鼓地在俄國沒有利益的南中國海造勢。
在國家層麵，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似乎是中俄友誼最好的粘合劑。莫斯科和北京在許多方麵都相互支持，比如對網絡“主權”的主張，對嚴厲的“反恐”安保措施的需求，對西方曆數不盡的不公正的指責。兩國剛剛公布了一個共享的媒體平台，至於這一平台會像《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那樣信口開河地致力於陰謀論與誹謗，還是更像中國官媒令人麻木的單調乏味，我們拭目以待。
與他們的領導人相比，俄羅斯民眾的態度更曖昧不清。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可謂根深蒂固，盡管這一敵意主要針對的是中亞的人；對於“黃禍”的恐懼和人口超限的擔心仍然滲透俄羅斯的大眾媒體。但是中國的強大和金錢又對俄羅斯有足夠的誘惑，使其願意成為中國的盟友，尤其是當莫斯科自己毀掉了剛與西方建起的纖弱紐帶。最重要的是中國幫助俄羅斯實現了想在國際舞台上做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的野心，不再是冷戰時期被輕蔑地稱為“擁有核武的上沃爾特”(Upper Volta with nu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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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多年前的1689年，中俄兩個帝國就是作為平等的對手在尼布楚(Nerchinsk)要塞初次相交。當時雙方已經在黑龍江流域(Amur)交戰數年，時戰時停。滿清視黑龍江流域為自己的家園，俄羅斯則視其為注定要征服東方的漫長征程的下一步。滿清對漢人的統治鞏固之後便開始調集軍隊對抗俄國的入侵，燒掉他們的堡壘，趕走他們的商人和殖民者。尼布楚和談是由夾在雙方之間的蒙古統治者精心策劃的。合約承認雙方的平等及各自的權利與領土主張，確定了邊界及其長度。
雙方都在試圖擴大自己的疆界。清朝想為自己建立一圈威懾於大清統治的附屬國和部落，俄羅斯則想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疆。他們已經征服了西伯利亞，擴展到太平洋；現在又覬覦南麵的可汗統治地和中亞的酋長國。
雙方都聲稱自己是一個偉大文明的繼承者，盡管他們國內卻與這一文明傳統相距甚遠。滿清把自己視作天定的儒家倫理和社會秩序的衛道者，但與此同時，他們是可汗，是騎馬打獵的能手，是成吉思汗的後代，是佛教正統的護衛者。
俄羅斯是拜占庭和羅馬文明的後裔。莫斯科也是一座七丘之城，是繼羅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個羅馬，他們的統治者的頭銜都是出自凱撒之名。沙皇，也稱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喜歡稱自己為全俄皇帝[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力圖把全俄羅斯變成一個歐洲強國，他剃掉了自已的波雅爾（boyars，沙俄一貴族階層的成員——編注）式胡子，責罰貴族們的蒙古習俗。然而，東方的吸引力恰恰又將沙皇要求他們摒棄的傳統傳遞給他們。他們對異族的征服既是恢複他們原有的傳統，又是傳播文明，將基督教和歐洲文明帶給東方每況愈下的民眾。
中俄兩國都具有帝國語境，但他們卻沒有共同的語言。尼布楚會談是蒙古人安排的；談判則是通過駐清廷的耶穌會士和西方的傳教士和學者，他們與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代表用拉丁語交流，談判甚是融洽。最後在額爾古納(Argun)河口立碑刻字，用俄語、蒙語、滿語、漢語和拉丁語記載了談判結果；標明雙方權限的邊界石碑，在俄羅斯一麵刻有東正教的十字架，大清國一麵刻著滿語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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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中俄兩國在恰克圖（Kyakhta，今位於蒙俄邊界）簽訂的條約才明確規定了兩國貿易範圍。俄羅斯商隊可以每三年來北京一次，這是比對任何其他西方國家都優惠的條件。擁有幾百人口的俄國要塞城鎮恰克圖是條約規定的兩個邊境貿易點之一；另一貿易地點，位於遙遠東北角的祖魯海圖(Tsuruhai Tui)，則從未繁榮起來。
恰克圖則生意興隆。在中國，恰克圖被稱為“買賣城”，這是中國對商貿區的慣常稱呼。在蒙古首都庫倫（Urga，也就是今天的烏蘭巴托）的城邊也有一個買賣城，這是北京通往歐洲的“茶葉之路”上的另一個商站。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貿易增長了64倍，俄國以皮貨交換中國茶葉。福建人為歐洲的自命不凡者運去上好的茶葉，買回海獺皮和歐洲紡織品回國銷售。對於味覺不那麽挑剔的人們，貿易則用茶磚來交換。因為銀子稀有，人們擔心丟失，所以茶磚在當時被用作貨幣。俄羅斯直到1854年才解除貨幣交換的禁令。
恰克圖既有邊城的肮髒貧困，又有富商大賈的石頭大宅的富麗堂皇，二者的醜陋結合構成了恰克圖特有的城市風貌。一條土路將恰克圖分成兩個鎮；穿梭於兩鎮之間的商人們穿過掛著俄羅斯帝國雙頭鷹國徽的大門走進俄羅斯教堂的陰影——這裏並非誇張——複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是俄羅斯帝國第二富有的教堂，其純銀製的大門重達2000鎊（毫不奇怪，銀門後來被革命者掠走）。
盡管俄國人和中國人分別居住在各自的區域，恰克圖的兩個社區卻是重重交織的。他們互相在對方區域設立辦事處，他們共同滅火或一起抓小偷。有時候，他們之間會通婚，盡管這種情況並不常見；還有些中國人越過邊界到東正教教堂敬拜上帝。他們或者創造了自己的語言——恰卡洋涇浜(Kiatkha Pidgin)；或者學習了對方的語言；或者請布裏亞特人（Buryats，居住在俄羅斯東南部的蒙古人——編注）或蒙古人做翻譯。
並非所有的貿易都經過了恰克圖的雙頭鷹大門。邊境很長，又缺乏有效的巡邏，所以漏洞很多。哥薩克人(Cossacks)、布裏亞特人和蒙古人都能帶著自己的小商隊任意穿越邊界，根據需要與俄羅斯或漢人的商業網掛上鉤。然而恰克圖的好光景並不長。到19世紀60年代，隨著航運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以及印度茶葉質量不斷提高，已經使得茶葉之路幾近荒廢。貿易開始向南發展，恰克圖的金庫日益縮小。對於兩個大國，他們各自都有更緊要的國事對付，一個城市的衰敗便無足輕重。
兩國的條約原本是為了限製帝國擴張，保障兩國人民之間的文明禮遇。但是，鴉片戰爭失敗的屈辱和太平天國（1850-1864）黑洞一般對清朝的吞食，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國力；莫斯科權衡了兩國的勢力，覺得中國已不是對手。1858至1860年間，俄羅斯通過外交上的威脅及軍隊部署，不費一兵一卒就迫使清政府簽訂了有史以來最不平等的條約，將尼布楚條約規定的屬於中方的35萬平方英裏的土地拱手交給了俄羅斯。
對俄國和西方列強欺淩中國的憤慨以及有關基督教會暴行的傳言引發了下一輪殺戮。1900年，方誌海（Fang Zhihai，音）48歲。他小時候在北京的俄國教會受洗，一生都是東正教教徒。俄羅斯教士的傳教是1727年的條約明文規定的，雖然條約對傳教活動有一定的限製。早先的耶穌會教士以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研究而著稱，俄國東正教的教士們大多也如此。方橫跨兩個世界——他同時身兼誌海和因諾肯季(Innokenty)兩個身份；他既是老師，又是歌手，也即將被任命為教會執事。東正教牧師可以結婚，方的妻子也是皈依東正教的教徒，人稱葉蓮娜(Elena)。他們有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十幾歲，兩個女兒則更小。
因諾肯季被義和團用亂石打死在教會的水井裏；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連同十幾個其他教徒， 被活活燒死在東正教牧師家裏；一個兒子在北京的街頭被殺。另一個兒子幸存，得以講述他們的殉難故事。因諾肯季、葉蓮娜和他們的孩子被東正教列為中國殉難聖徒，這份名單共220人。“你們以基督教的純潔使虛假的儒家虔誠蒙羞，將魔鬼激發的佛教踐踏腳下，你們用自己的鮮血洗刷了中國大地的罪孽”，俄語的禱詞如是說。
那年夏天，邊境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中國舊稱海蘭泡——編注）的5000多名中國居民被俄國軍隊和俄羅斯民眾從家裏拖出。據我所知，遇害的5000人在曆史上沒有任何記錄，除了伊爾庫茨克國立大學(Irkutsk State University)的維克托·佳特洛夫(Victor Dyatlov) 教授曾經撰文追述了這一悲劇。
像恰克圖一樣，布拉戈維申斯克也是個繁榮的貿易城，有大約5萬俄羅斯居民和1萬中國居民。中國居民多是做仆人的。一個親曆過這一事件的俄國人寫道：“他們往往刻苦學習俄語——常常捧著俄語書或練習冊學到深夜；這一學習熱情成果顯著而迅速。然而我們的沒有太多文化的俄羅斯同胞們從來就沒有太喜歡中國人。普通百姓隻把他們看作一幫拒絕與俄羅斯人打成一片的外國人……也把他們視為不受歡迎的競爭者。”
義和團士兵們炮轟了邊境上的俄羅斯一邊，炸沉了船隻。俄羅斯居民開始懷疑城內的中國人是第五縱隊，無能的俄羅斯督軍麵對日益增長的對中國人的疑懼束手無策。曾經無比相信他們的中國仆人的家庭，現在開始疑慮他們的茶裏是否被投毒，門戶是否在夜間被偷偷打開。中國人在大街上就會遭到暴民襲擊，暴徒們把因為暴力事件而損失的貿易所導致的失業，歸罪於這些中國人。
直到斯大林時期中國人的生活才變得好起來。西伯利亞的中國人在沙皇統治的後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而1920至1930年代他們則是極少的幾個沒有受苦的少數族裔——至少沒有比俄羅斯人更受苦。盡管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一直態度曖昧，個中原因超出了意識形態，但那些由於戰爭或革命被困在邊境的中國人從未成為蘇聯政策打擊的對象。而且蘇聯漢學家還為中國人設計了拉丁化新文字(Latinxua Sin Wenz)，首次將漢字拉丁化。海參崴的韓國人的遭遇卻恰恰相反，他們被視為潛在的日本特務，被粗暴地驅逐到冰天雪地的中亞荒原。
邊境的另一邊則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湧入了一大批反對布爾什維克(Bolshevik) 的俄羅斯白人難民，給中國的俄羅斯社區帶來了新氣象。哈爾濱到處都是流亡的俄國知識分子、貴族、商人；昔日的俄羅斯公主淪為上流社會的交際花變成了上海的老生常談。哈爾濱的百貨公司擺滿了俄羅斯商品；街道上教堂、茶室林立；流亡者的女兒們在江邊野餐、在社交舞會上正式亮相。
難民中的猶太人很多，猶太社區1903年時隻有500人；1920年代，俄國革命後大量湧入的難民讓猶太社區人口迅速增加到一萬多人，還有兩個猶太教堂。中國人對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大惑不解，他們沒有向歐洲那樣限製猶太難民。20年之後，上海成為成千上萬的猶太幸存者的又一個避難所。但是俄羅斯對猶太人的仇恨也蔓延到蒙古；瘋狂的神秘主義者、白人將軍羅曼·恩琴(Roman Ungern-Sternberg)1921年在蒙古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哈爾濱的許多白俄報紙和猶太報紙都報道了他的暴行。
俄羅斯仍然擔心中國想要西伯利亞。但在中國沒有什麽要人想去冰冷的雪域邊疆生活。勞動力都很難找，所以招聘單位常常訴諸欺騙手段，空口保證高額工資卻從不兌現；甚至把他們像奴隸一樣關到偏遠的農場或村莊，誰要企圖逃跑就威脅他們的家人。縱觀曆史，邊疆往往是留給了那些無錢無勢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