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行為是社會行為,當社會行為一旦涉及到收益和風險,這就是一種“博弈”(廣義的賭博)。雖然博弈論還是算成數學的一個分支,但對經濟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屈指算來,從1994年約翰·納什首度因為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加上2012年的一次,博弈論已是6度獲獎。
說起博弈論,自然會想起著名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說的是兩個同謀犯被逮捕以後,被分押在兩個隔離的審訊室裏。如果他們都抵賴,他們都會被判一年牢刑。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同夥是否回出賣自己,如果自己抵賴,同夥坦白,自己就得牢刑十年,而同夥會被無罪釋放。如果兩個人同時坦白,兩人都得八年牢刑。抵賴,可能會得十年牢刑或一年牢刑;坦白,可能會得八年牢刑或無罪釋放。坦白,對於每個囚徒來說,都是最優策略,也都是個體理性的占猶策略。但是,對於這兩個囚犯的集體理性而言,最好的策略是攻守同盟,一致抵賴。
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反應了一個“非零和博弈”,因為個人理性的最優策略和集體理性的最優策略是不一致的。因為集體理性的最優策略,存在一個“雙贏”的解。
然而,說“囚徒困境”是的深刻,是因為這個“困境”說明了人類社會學中的一個致命的現象,就是個體理性最優與集體理性最優的不一致性。更直接一點地說,就是社會集體中每個個體的理性並不導致集體的理性,反而可能導致集體瘋狂。這是人類的一個悲劇,人類就處於囚徒困境之中。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國際政治而言,每個國家都不希望戰爭,和平和沒有戰爭是人類所追求的。但是,誰也不敢放下武器,這和兩個囚徒誰也不敢抵賴一樣。更進一步的是,每個國家都要和平富強,但是,戰爭和饑餓卻卻是人類經久無法解決的難題。全球的核武器早已經把人類至於核毀滅的陰影之下。這也表明,個體理性還可能導致集體的瘋狂。
囚徒困境,講的是兩個囚徒。兩個囚徒攻守同盟容易,如果是三個囚徒呢?一百個囚徒呢?兩百個囚徒呢?兩百個囚徒攻守同盟,我估計誰都不會相信另外一百九十九個都信守若言。兩百個,這大約是全球的國家的數目,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會因為所有國家都宣稱愛好和平而放棄國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