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曆史不賣後悔藥

　　

　　

 

 

 

 

 

 

 

 

 

 

本周四是“阿拉伯之春”爆發5周年，這兩天世界媒體對那場革命的議論很多，調子總體上沉重、沮喪。沒有哪個國家出現較隆重的紀念活動，很多媒體用冷冰冰的“阿拉伯之冬”這個新詞描述被那場革命洗禮的地區。

完全否定“阿拉伯之春”的曆史作用恐怕不合適。它畢竟打破了中東地區陳舊的強人政治秩序，消除了很多國家民眾對統治者的畏懼，促進了人的自我解放。從長遠看，“阿拉伯之春”有可能成為中東從舊秩序向新秩序過渡的曆史轉折點。

　　然而“阿拉伯之春”的代價超出了從中東到西方社會絕大多數人的預期，它所帶來的始料不及的痛苦震動了世界。目前5年過去了，隻有突尼斯的民主有了些模樣，而且大體保持了穩定。該國出過襲擊總統車隊的惡性事件，但萬幸沒導致政治連環效應。埃及多被指“複辟”了，爭議極大。其他幾個“春”了的國家如今的確都陷入“深冬”，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的情況，一個比一個嚴峻，它們或有兩個政權，或深度內戰，都民不聊生，湧現了嚴重衝擊歐洲的難民大軍。

有人說那些國家還不如守著穆巴拉克和卡紮菲那批老政治強人過，然而熬這樣的後悔藥曆史未必鼓勵。事實上中東那批政治強人的確過時了，他們拒絕改革，不思解決國家的問題，通過壓製社會不同意見維持個人及統治集團的權威。那些國家無力走出困境，“阿拉伯之春”的爆發並非偶然。

革命需要打破和重建，不確定性極高，但它相對方便引爆，易於聚集社會的激情。改革則有巨大政治技術含量，容易引發持久爭論，全世界的成功例子極少，隻有很幸運的國家才有可能通過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用很小的代價換取全社會的光明未來。

現代治理越薄弱的社會，革命越可能出現你死我活的慘烈局麵，也越容易偏離最初政治目標，演變成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長期搏鬥。如何評價這樣的革命，是很困難的事。

如果100年之後評價“阿拉伯之春”，說不定對當下“阿拉伯之冬”捶胸頓足的痛苦已被遺忘，很難預測那時的世界，以及那時的人們會不會以“革命總要付出代價”來輕飄飄地回顧今天人們經曆的一切。

問題是人的正常生命隻有七十幾年，青春和年富力強的時代就更短了。絕大多數“阿拉伯之春”的支持者們肯定沒打算為子孫後代“獻身”，他們想的是革命很快能帶給自己大量現實利益，首先是更好的日子。他們沒想當難民，更不想有親人因戰亂喪生。曆史不怕亂幾十年，但這個時代的人們決不希望這樣。

人類政治科學還很不發達和普及，極少有人能像熟悉數理公式那樣了解政治的最基礎規律，對政治變遷所意味的風險，社會精英層也經常出現分歧。

“阿拉伯之春”不能說是西方一手挑起的，它的爆發首先由內因驅動。然而西方的確給予了很熱烈的掌聲和有實質意義的支持。“阿拉伯之春”搞成眼下的樣子，對鼓吹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是個打擊，它會讓其他轉型國家多一些謹慎，國家道路的探索也因此更有價值。

改革不易，革命又如此危險，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注定不會輕鬆。“阿拉伯之春”給21世紀的人類政治治理提供了一批昂貴的樣本。中國毫無疑問是當代全世界的改革中心，中國的改革規模、深度、成就以及所遇到的困難都具有全人類意義。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後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分化，還有顏色革命，每一輪外部世界的變化都增加了我們的視野，豐富了我們的思想材料。認真讀懂“阿拉伯之春”，是時代留給我們的一份新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