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媒介：王韜的雙麵人生 明德史館

大清朝同治六年，是舊曆丁卯年，公元1867年，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在一年卻因兩個帝國讀書人的不同際遇而顯得很不尋常。這兩位讀書人一個叫趙烈文，一個叫王韜。他們都是大清帝國科舉製度的失意者，一個身為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心腹師爺，一個是大清帝國的通緝犯。與那些金榜題名的進士舉人相比，他們不過是帝國士人群體中的末流。對清帝國來說，他們的存在與否，真的是無足輕重。然而，就是這兩個無足輕重的小秀才卻直接關乎到帝國的前途命運

                                  

中國近代記者鼻祖 王韜，原名王瀚

 

如果把時針再往前撥44年，也即爆發辛亥革命的1911年，人們就可以發現趙烈文與王韜在1867年的生活遭遇已經蘊藏了帝國滅亡的跡象。還是1867年的7月21日，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府裏，曾國藩與他的師爺趙烈文進行了一番頗有曆史深意的對話。在閑談中，趙烈文對曾國藩說：“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曆史上著名的趙烈文預言，又稱“丁卯預言”。如前所言，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趙烈文的預言是正確的。在1867年底，趙烈文的結拜兄弟王韜乘船離開了香港，前往歐洲參觀西方的新世界。

王韜此次歐洲之行，不僅於他本人意義重大，就是對整個中國近代曆史進程而言，也是影響深遠。之所以如此申論，是因為王韜的身份非常地特殊。這種特殊的身份讓他有幸成為那個時代遊走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邊緣的拓荒者。雖然在他之前，已經有許多中國人出洋考察，其中最著名的如容閎、黃勝和黃寬等人，並曾在西方受過現代教育，但是他們不像王韜那樣曾經飽讀詩書，深受中學的渲染。在這個意義上，王韜可能是近代曆史上第一個“既受過中國經典訓練，又在西方度過一段有意義時光的中國學者”。

英國倫敦老照片

 

作為曾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如此深厚感情的讀書人，王韜在1867年的離華赴歐考察，確實象征著大清帝國文明的沒落。如果大清帝國自己培養的讀書人都不再認同她的文化，那麽這個帝國存在的合法性就有問題了。其後，以王韜為代表的一小批帝國的士大夫如郭嵩燾、鄭觀應、薛福成等人愈來愈為歐美的民族國家觀念所吸引。他們意識到民族主義與工業文明是西方強大的根本所在，開始拋棄大清帝國的天朝觀念，致力於改造中國文明。其實，王韜不能說英語，他能決定去歐洲旅行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華書院的院長理雅各的真誠邀請，無論如何王韜是不敢貿然赴歐的。

王韜是幸運的，當1867年12月15日從香港起航時，他就遇到了兩位能說幾句中文的歐洲人。一個是法國醫生備德，一個是德國船長堅吳。航行圖中，這兩位歐洲人對他很照顧，讓王韜頓有他鄉遇故知之感。1868年1月，王韜抵達了歐洲的第一站法國的馬賽。又從馬賽到巴黎參觀。巴黎巨大的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讓王韜很震撼，也讓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個新的世界圖景。這個世界留給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現代化的工業文明之外，就是歐洲人民生活空間的公共性和開放性。不過，真正讓王韜神往的還是英國。因為就是這個國家對中國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開辟了大清帝國的通商口岸，使得王韜這樣一個科舉的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

當時的歐美世界，鐵路網已經形成。圖為北美大鐵路竣工圖

 

哪知來到倫敦之後，王韜發現他竟然成為這座現代城市裏的“怪物”。他在英國的出現，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天，王韜來到倫敦的阿伯丁大街時，被一群好奇的倫敦市民和小孩在圍觀！還對他比劃著說：“載尼禮地”（China Lady，中國女士的音譯），“詹五威孚”（詹五是安徽人，威孚是Wife，即妻子的音譯）。這是什麽意思呢？原來，王韜到英國時，正好有一個安徽華僑詹五也在倫敦。詹五身穿高大，人稱“長人”。詹五是帶著妻子到倫敦的。但是，不明真相的倫敦小孩以為拖著長辮子的王韜就是詹五的妻子，所以說：“詹五威孚”！

隻要想一下王韜的衣著打扮，再將他的行頭與英國人比較一番，就知道他成為“怪物”的奧秘了。當時的英國人都是短裝打扮，男士們西裝革履。而王韜呢，則是身穿長衫，腦後還拖著一個長長的辮子！雖然王韜的英語不行，但是他長期充當外國傳教士的助手，還是能聽懂幾句簡單的英文。因此，當他聽到倫敦市民說他是“中國女士”和“詹五妻子”時，他並不感到惱怒，隻是哈哈一笑說：“餘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竟欲雌之矣”。倫敦小孩不辨雌雄，王韜雖不以為忤，卻引發了他對自身坎坷命運的感歎。他說，“忝此須眉，蒙以巾幗，擲身滄波，托足異國，不為雄飛，甘為雌伏，聽此童言，詎非終身製讖語哉”！

晚清時期，移民歐美等國的華僑

 

明明是豪氣幹雲的好男兒，如今卻成為托足異域的巾幗雌伏，這正是1868年王韜在歐洲參觀的內心寫照。在這個孤獨的寫照下，映射的是王韜作為晚清帝國時期一個文化雙麵人的悲劇。王韜的一生，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交匯的一生。他的雙麵人生，當然不是開始於1867年的歐洲之行，而是發端於1849年秋天，那年他才21歲，學名王瀚（王韜是他在1862年流亡香港之後，更改的新名字）。對成名之後的王韜而言，王瀚這個名字代表著他那不堪回首的過去，是一個遙遠的“昨日之我”！

1849年夏天，對青年王瀚而言，正處在人生的重大關頭。這年夏天，他的父親病故。他必須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擔。兩年前，王瀚的父親來到大清帝國的通商口岸-上海設館授徒，維持生計。隨後，王瀚也從江蘇省甫裏鎮（今天蘇州市甪直鎮）老家趕到上海探望父親。在上海，王瀚體驗了通商口岸華洋雜處的文化氛圍，也認識了外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Medhurst，1796-1857）。在父親去世後，王瀚在1849年秋天擔任麥都思在上海主持的墨海書館的中文編輯。像王瀚這樣有秀才功名的讀書人，去為洋人打工，在那時的主流社會看來是不夠體麵的事情。

 

今天蘇州甪直鎮的王韜紀念館

 

但是，墨海書館的報酬優厚，王瀚隻好委曲求全。從1849年秋一直到1862年春，王瀚一直在上海過著雙重的文化生活。這種雙重的文化身份認同讓王瀚很困惑，很不自在，使得他的靈魂找到安息之所。像洪秀全一樣，王瀚的人生理想原本也是科舉及第，無奈命運多舛。雖然他在1845年的“鄉試”中拔得頭籌，主考官對他讚揚備至。但是，在第二年的舉人考試中，原本信心滿滿的王瀚卻落榜了。一氣之下，王瀚考試用的筆墨紙硯都燒毀了。

其後，王瀚跟隨家父到上海，以靠給洋人“賣文”為生。但是，心高氣傲的他仍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懷疑和鄙視。作為走異路的文化人，王瀚與在上海墨海書館工作的兩個秀才李善蘭（1810-1882）和蔣敦複（1808-1867）結為莫逆之交。因此，他們三人被稱為“三異民”。墨海書館是英國新教倫敦會的下屬機構，在館長麥都思的勸導下，王瀚先是成為基督教的“慕道友”，隨後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成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

清末中國通商口岸的洋人

至少在形式上看來，王瀚新獲得的基督徒身份讓他成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員，但是他的心還依然留戀著帝國的傳統文化。實際上，王瀚一直在煞費苦心地向同胞掩蓋他的基督徒身份，而在其生活方式上更加向傳統士人回歸。王瀚絕對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的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功利性的選擇，即通過入教可以更好地獲得其傳教士主子的信任。一句話，王瀚的入教不過是一種事業發展的需要，就像孫中山受洗基督教一樣。孫中山入教，並不意味著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在處理與基督教的關係上，王瀚與孫中山很相像，兩人都是借此謀求洋人教會的支持，而他們真正信仰的是民族主義。

南京江南貢院，清代最大的科舉考場。其旁邊就是著名的秦淮河，帝國最大的“紅燈區”。很多考生考試結束之後，就去秦淮河獵豔

 

隻要看一下這期間王瀚的生活情趣，就知道基督教的清規戒律對他的生活沒有任何約束，他依然過著聲色犬馬的日子，陶醉在溫柔鄉中。王瀚本來是一個嫖妓老手。當1846年在金陵參加鄉試時，年僅19歲的王瀚就去秦淮河嫖娼，與秦淮畫舫的妓女任素琴有過魚水之歡。此段露水情緣，讓王瀚終身難忘。30年後，他還對任素琴念念不忘。1860年，是王瀚人生中最難過的一年。這一年，太平軍的後起之秀忠王李秀成向上海進軍，在當年秋天占領了常州、無錫和蘇州等城市，威逼上海。王瀚在蘇州的家人性命也岌岌可危。為排遣心中的苦悶，生性風流的才子王韜經常光顧青樓，與滬上藝妓秦娘打得火熱。

1860年2月20日清晨，王瀚與友人祝安甫一同又來到秦娘住處，聽其彈奏數曲。秦娘的細指落處，琴聲抑揚頓挫，頃刻數變。聽到動情處，王瀚不僅想起大唐詩人白居易與琵琶女的動人故事，頓生長歎：“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對於秦娘的高超琴藝和不幸遭遇，王瀚有字為證，他寫道，“滑如盤走珠，朗如瓶瀉水，宏壯如鐵騎千群，銀濤萬頃，悲怨幽咽，如羈人戍客，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蕩人神誌也”。

晚清青樓藝妓

 

秦娘彈奏完畢，王韜的好友祝安甫也來了興致，彈奏了一曲《平沙落雁》。琴韻悠揚，沁人心脾。這種佳人美酒奈何天的日子，就是王瀚日常的精神世界景象。盡管他已受洗入教，這不妨礙他尋花問柳，在朋輩眼中他仍然是恃才傲物的風流才子！不過，這一切都是做給外人看的。在他內心深處潛藏的還是對帝國前途的憂慮。

自從屈身上海墨海書館以來，十餘年間，王瀚與麥都思等西洋傳教士朝夕相處，對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一句話，他已經習慣了用西方的現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國的弊病。如1859年，當英法兩國提出“修約問題”，要求按照西方國際公理，派駐公使駐紮京師，但是清廷百般阻撓。對此，王瀚實在看不下去，他批評清廷昧於世界大勢，不知變通。王瀚在這年5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國大臣不能熟稔夷事，以為英酋駐紮京師，大失國體，大有齟齬。不知泰西各與國原有此例。兩相遣使，互駐都中，使往來情事，不致壅於上聞，其實於大局並無損害。” 對於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無知，王瀚無奈地哀歎說：“以後之事，愈不可為矣”。  通過以上兩次日記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有王瀚經常在兩個精神世界裏徘徊：在情感生活上他依然具有傳統文人的情懷，忘情於琴藝聲色之中，在政治觀念上他已經認同於西方文明。

天國天國的軍事會議

 

傳統文化生活滋養著王瀚的靈魂，西方文明讓王韜對帝國的未來懷抱憂慮。這種東西方的文明衝突體現在王韜身上，就是他對清廷的態度，曖昧不明，模棱兩可。他時而對清廷懷抱懷想，時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軍推翻掉。在李秀成的太平軍在1860年秋威逼到上海郊區之後，王瀚給鎮壓太平軍的湘軍統帥曾國藩寫了一封信，指出：太平軍在東南地區的成功，不在於其勇猛，而在於清廷在這一地區的地方官的職責劃分不明確。王瀚還在其他文章中批評清廷正如一個諱疾忌醫的病人，當局隻知道一味地放任自流，讓國人迷信於現狀安好。雖然對清廷倍感失望，王瀚還是希望它能發憤圖強，改過自新。但是，到了1862年，一次偶然的回鄉經曆，讓王瀚決心拋棄清廷，寄望於太平軍。

1862年元月，王瀚聽聞他在蘇州東南郊外甫裏鎮的老母親病危，立即返鄉探母。一直到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時，王瀚化名黃畹給太平天國在蘇褔省的長官劉肇鈞寫了一封信，請其轉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議太平軍應該暫時集中兵力進攻清軍，不要進攻上海，導致與外國人發生衝突。關於王瀚寫這封信的動機，曆來說法不一，有人說王韜是為了討好太平軍，保護其家鄉親族的性命；有人說王瀚是受到英國人的指使。總之，當王瀚這封信在1862年4月4日落入清軍手中之後，就成為他叛變清廷的有力證據。清廷很快查出，這個黃婉就是王瀚。1862年4月25日，清廷將王瀚暗中通敵的消息通告英法駐上海的領事，同時命令新任兩江總督李鴻章嚴密防範內亂，並著曾國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辦。

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他領導的上海英國使館為王韜提供避難場所

 

實際上，王瀚確實在暗地中與太平天國的領袖有往來，太平天國的幹王洪仁玕也很希望王瀚為其所用。早在1860年7月30日，洪仁玕就派人秘密聯絡王瀚，誠摯地邀請他到天平天國做官。但是，王瀚托病拒絕。  1862年5月18日，王瀚潛回到上海租界，躲避在友人黃春甫家中避難。5月23日，王瀚躲進上海英國領事館，在那裏住了135天。其間，恭親王奕?領導的總理衙門曾要求英國公使布魯斯（Frederick Bruce）引渡王瀚，遭到拒絕。

此時的上海英國領事為麥華佗（Wafter Henry Medhurst），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麥都思的兒子。1862年10月4日，在麥華佗領事的建議下，王瀚偷偷地從上海乘坐英國怡和洋行的火輪船，遠赴香港避難。這個大清帝國的通緝犯，從此開啟了他的流亡生涯。

香港的英國怡和洋行

 

在流亡途中，王瀚改名王韜，號子潛，從此他以這個名字稱雄於香港媒體界，也以此名而垂青史。從通緝犯王瀚到媒體人王韜，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隨著王韜名字的出現，一個中國近代的新媒體人誕生了。常言道，無心插柳柳成蔭。大清帝國的通緝令，等於把王瀚這個雙麵文化人逼近了死角，讓他無法再如從前那樣自由地徘徊在東西文明的交匯處，而是讓他不得不投入西方文明的懷抱，最終成為西方文明改造大清帝國的媒介——中國現代報業的開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