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擁戴新中國（上）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堪稱中國曆史的一大轉折點，對於長期以來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來說，思想上的去舊迎新，既是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變革的客觀需要，也是他們適應新社會的必然選擇。這種思想轉變並非簡單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言，是中共“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的結果，而忽略民眾與時俱進的主觀因素。上海青年作為中國最大城市中的典型群體，其思想轉變得到了當時民營報業巨頭《大公報》的密切關注，通過該報副刊《青年群》的有關報道，不難了解建國初期中國民眾思想觀念變化的真實動因所在。

 

一、《大公報·青年群》副刊的緣起

1948年底1949年初，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農村包圍城市”的使命基本完成，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漸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要求全黨必須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中共中央清醒地認識到，建立廣泛的人民統一戰線不僅是中共領導人民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未來新政權建設的重要保障。青年群眾由於自身體力充沛、思維敏捷、勇於創新的特點，曆來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自然也是中共統一戰線的重要對象。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以“團結教育整個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發揮青年群眾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與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不久，中共又組織召開了全國學生第十四屆代表大會、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號召青年學生“必須在新民主主義教育下，加強學習，培養自己成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有用人才”；並呼籲一切愛國青年“學習我們新中國立國原理的新民主主義，學習科學和文化”。

1949年10月1日的《大公報》隆重報道了人民政協首屆會議閉幕和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的情況。早在1948年10月，《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因不滿國民黨政府的專製與腐敗，在報社共產黨員楊剛、李純青的幫助下，決定參加新政協會議，接受中共的領導。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報》發表社論，歡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進步與繁榮的新中國”即將誕生。1月18日，該報創辦了由陳殘雲、黃秋雲主編的《青年群》副刊，呼籲眾多或遠或近離開了祖國的青年群眾“相互學習和鍛煉，準備將來成為新社會的支柱”。6月17日，上海剛解放不久，滬版《大公報》發表由王芸生撰寫的《大公報新生宣言》，表示今後《大公報》“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要努力為人民服務，為新民主主義服務。

 

 

中共中央之所以強調青年要學習新民主主義，既是為獲得廣大青年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之支持，也是為了讓新解放區的青年群眾擺脫長期所受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的不利影響。原國民黨統治區雖有不少青年學生和工人對國民黨失去信心，投身“反饑惡、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但由於國民黨長期宣傳詆毀中共，並在學校開設“公民”、“黨義”課，實行訓育製度，以至於“反動的封建意識與帝國主義意識還普遍的支配著一般青年的思想”。就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和經濟中心——上海來說，雖然中共地下黨組織了六萬多人的“人民保安隊”配合上海的解放，其中絕大部分是青年，政治思想比較進步，為上海解放後開展青年運動和建設青年自己的各種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上海又是英、美列強百年來政治、經濟侵略的基地和國民黨二十多年來“反動統治的堡壘”，文化教育上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熏染和宣傳，“因而也有相當數量的青年在解放前思想是模糊的”，“上海青年中思想水平有著很大的懸殊”。據有關資料統計，1949年3月，上海總人口545.5萬人，其中15至29歲的青年人為149.5萬人，占總人口的27%。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地下黨員計8665人，青年團員截至年底時為3.6萬人，即便算上六萬多人的“人民保安隊”，熟悉中共新民主主義政策的青年人數還相對較少，還需要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讓他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積極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二、從“學習小組”到“學習會”

 

上海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軍管會的工作重心最初放在接管舊政權的工作部門和公辦企事業單位，整頓金融秩序，恢複生產等方麵，還沒有統一部署各界群眾的政治學習活動。例如，5月31日，上海市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本著“維持原狀，逐步改造”的方針，通告公私立各級學校：“應即設法進行複課，教職員工應照常供職，除取消訓導製度及公民等課程外，其餘暫行照舊。”但是，青年學生們學習革命理論的熱情高漲，紛紛要求增設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新課程。因此，文管委副主任戴白韜在6月5日“市校教職員座談會”上要求各校“增加政治課程，號召同學學習革命的理論、社會科學，使同學能了解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前途，使青年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能犧牲自己，為老百姓服務”。此後由於學校要放暑假，且缺乏政治教員，直至秋季開學，各校才正式設置有關馬列主義教育的政治課。其間，學生們早已自發地組織起來，紛紛成立學習小組，學習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其他機關單位的青年群眾也不甘落後，掀起了學習政治的熱潮。如上海市中央信托局在清點工作己經結束、清理工作尚未開始之時，部分青年職工自發地成立學習小組，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上海貨物稅局的一千餘名職工“在上級未頒布辦法前，即由同人訂立學習計劃”，分成40多個學習小組，“用革命的理論和經驗武裝自己，達到逐步改造，提高工作效率”。一些青年人則致函《大公報·青年群》，詢問關於學習小組的情況。《青年群》的編輯們也熱情高漲，決心為希望參與或正在參加學習小組的青年朋友們提供好的經驗，解決遇到的困難，將刊物辦成“青年朋友自己的園地”。

1949年10月1日的《大公報》隆重報道了人民政協首屆會議閉幕和選舉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的情況。早在1948年10月，《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因不滿國民黨政府的專製與腐敗，在報社共產黨員楊剛、李純青的幫助下，決定參加新政協會議，接受中共的領導。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報》發表社論，歡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進步與繁榮的新中國”即將誕生。1月18日，該報創辦了由陳殘雲、黃秋雲主編的《青年群》副刊，呼籲眾多或遠或近離開了祖國的青年群眾“相互學習和鍛煉，準備將來成為新社會的支柱”。6月17日，上海剛解放不久，滬版《大公報》發表由王芸生撰寫的《大公報新生宣言》，表示今後《大公報》“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要努力為人民服務，為新民主主義服務。

 

 

中共中央之所以強調青年要學習新民主主義，既是為獲得廣大青年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之支持，也是為了讓新解放區的青年群眾擺脫長期所受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的不利影響。原國民黨統治區雖有不少青年學生和工人對國民黨失去信心，投身“反饑惡、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但由於國民黨長期宣傳詆毀中共，並在學校開設“公民”、“黨義”課，實行訓育製度，以至於“反動的封建意識與帝國主義意識還普遍的支配著一般青年的思想”。就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和經濟中心——上海來說，雖然中共地下黨組織了六萬多人的“人民保安隊”配合上海的解放，其中絕大部分是青年，政治思想比較進步，為上海解放後開展青年運動和建設青年自己的各種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上海又是英、美列強百年來政治、經濟侵略的基地和國民黨二十多年來“反動統治的堡壘”，文化教育上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熏染和宣傳，“因而也有相當數量的青年在解放前思想是模糊的”，“上海青年中思想水平有著很大的懸殊”。據有關資料統計，1949年3月，上海總人口545.5萬人，其中15至29歲的青年人為149.5萬人，占總人口的27%。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地下黨員計8665人，青年團員截至年底時為3.6萬人，即便算上六萬多人的“人民保安隊”，熟悉中共新民主主義政策的青年人數還相對較少，還需要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讓他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積極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二、從“學習小組”到“學習會”

 

上海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軍管會的工作重心最初放在接管舊政權的工作部門和公辦企事業單位，整頓金融秩序，恢複生產等方麵，還沒有統一部署各界群眾的政治學習活動。例如，5月31日，上海市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本著“維持原狀，逐步改造”的方針，通告公私立各級學校：“應即設法進行複課，教職員工應照常供職，除取消訓導製度及公民等課程外，其餘暫行照舊。”但是，青年學生們學習革命理論的熱情高漲，紛紛要求增設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新課程。因此，文管委副主任戴白韜在6月5日“市校教職員座談會”上要求各校“增加政治課程，號召同學學習革命的理論、社會科學，使同學能了解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前途，使青年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能犧牲自己，為老百姓服務”。此後由於學校要放暑假，且缺乏政治教員，直至秋季開學，各校才正式設置有關馬列主義教育的政治課。其間，學生們早已自發地組織起來，紛紛成立學習小組，學習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其他機關單位的青年群眾也不甘落後，掀起了學習政治的熱潮。如上海市中央信托局在清點工作己經結束、清理工作尚未開始之時，部分青年職工自發地成立學習小組，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上海貨物稅局的一千餘名職工“在上級未頒布辦法前，即由同人訂立學習計劃”，分成40多個學習小組，“用革命的理論和經驗武裝自己，達到逐步改造，提高工作效率”。一些青年人則致函《大公報·青年群》，詢問關於學習小組的情況。《青年群》的編輯們也熱情高漲，決心為希望參與或正在參加學習小組的青年朋友們提供好的經驗，解決遇到的困難，將刊物辦成“青年朋友自己的園地”。

圖為1949年6月21日的上海《大公報》第9版所刊《青年群》副刊。如何培養適合新時代發展需要的有為青年，引起了《大公報》的密切關注。為了廣泛符合讀者的需要，該報除保留原有的《大公園》之外，又相繼增加了《青年群》、《科學廣場》、《人民經濟》、《民主天地》、《新兒童》、《大公畫刊》等六種周刊性質的副刊。其中，滬版《青年群》副刊自6月21日創辦，號召青年們“改造學習，趕上新時代”。港版《青年群》則逐漸停刊。至1952年1月，上海《大公報·青年群》共出普通刊134期，增刊44期，登載了大量有關青年思想改造的理論和活動情況，促進了解放初期上海青年的思想轉變。

 

 

《青年群》為辦好“學習小組的事業”，想了不少辦法，做了不少工作。首先就政治學習的材料而言，《青年群》比較重視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撰寫文章，解讀中共的建國理論和政策。如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後，《青年群》便刊登了李平心的《從新民主主義看人民民主專政》、石嘯衝的《關於國家的消滅問題》、吳承禧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經濟意義》，幫助青年讀者領會其精神。9月29日，新政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隨後，全國興起了一波學習《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人民大憲章”的熱潮。《青年群》除請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陳仁炳撰文《怎樣研習共同綱領》之外，還舉辦講演會，由出席新政協會議的《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介紹《共同綱領》的性質以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各民族一律平等、民主集中製等原則。此後《青年群》又陸續刊發了《社會發展史學習提綱》、《〈新民主主義論〉講授提綱》、《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史討論提綱》等，深受青年讀者好評。

其次，就如何組織學習小組來看，聯誼會成立不久，即對各小組的學習情況做了一次調查研究，發現各小組多遇到“發言不普遍”和“程度參差”的困難，《青年群》為此向青年讀者征集並刊發了一批有關組織學習小組的稿件，並由編輯方蒙歸納撰寫《學習小組的經驗和方法》一文，分十次連載發表。該文就學習小組的建立，怎樣進行學習和檢查，提高思想覺悟等問題總結出一些比較好的做法。例如，建立學習小組時要正確把握群眾的學習情緒，啟發其學習興趣，既不能“拉夫”式的強迫學習，又要避免“孤立的關門主義”；小組人數以7至12人為宜，分組前應調查成員的程度、興趣、職業和學習要求，分組時程度相差不要太懸殊，學習要求不能相差太大，每組必須有一、二個程度高的學員參加，引導和幫助程度低的學員。學習之前應召開預備會議，製訂學習計劃，確定學習的時間、內容、參考材料以及組長、主席、記錄者的人選，明確學習紀律等。擬訂學習提綱時須走群眾路線，聯係群眾的思想情況，抓住問題重心，而且在內容和形式上要生動、活潑，能引起大家的興趣，進而對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學員個人應認真做好準備工作，包括事先閱讀基本文件、學習提綱，注意啟發報告，然後整理自己原有的認識，再有目的地閱讀參考材料。學員要建立富於思想、結合實際的自學方法，進行自我鬥爭，不做“思想上的懶漢”等。這些好的經驗和方法對“協助一般水平較低的職業青年解決集體學習的問題”，對各學習小組改善“發言不踴躍”的現象，促進程度不同的學員相互幫助、共同進步，起到了一定作用。誠如一位讀者來信指出，“在解放之初，我們對於集體學習是感到陌生的，因此學習小組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學習無法展開，領導上更無經驗”，《青年群》適時刊載了許多有關學習小組的指導性文章或經驗交流，“給予我不少的鼓勵，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具體問題”。

1949年7月27日的《大公報·青年群》報道了7月23日《青年群》主辦的各界學習小組代表座談會情況。來自滬江大學、市立女師、滬江中學、京滬鐵路管理局、人民銀行、解放日報社等數十家單位93個小組的105位代表會聚一堂，就如何組織學習小組、怎樣選擇學習材料、怎樣展開討論和檢查學習結果等問題交換意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李平心應邀出席，《大公報》黨代表、副總編輯李純青也呼籲：“把小組學習堅持下去。”會議推選出九位代表，將參加此次座談會的小組組織起來，成立“青年群各界學習小組代表聯誼會”，以便今後繼續舉行座談會，交流學習經驗。通過“學習互助”欄目相互介紹、認識，用通訊或訪問的方式交流學習經驗。該運動得到了六百多名家庭婦女、失業青年、店員的響應，為他們提高思想覺悟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平台。

 

 

1950年5月，《青年群》鑒於各學校均已開設政治課，青年學生的政治學習比較有保障，而許多職業青年因忙於工作，政治學習相對放鬆的狀況，決定將“青年群各界學習小組代表聯誼會”改組為“青年群學習會”，其宗旨為“幫助在職青年業餘學習，提高政治認識和工作能力”。“青年群學習會”第一期學習班自6月2日開始報名，短短4天內，要求參加學習的工人、學生和失學失業青年達一千餘人，大大超過了學習班原定150至200人的計劃。王芸生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稱“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並借“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業務結合”兩句名言以資勉勵。

學習班分為28個小組，首先學習形勢，澄清個人存在的混亂思想，安定情緒，“初步建立起正確的學習態度和學習觀點”；接著學習社會發展史，包括“勞動創造世界，群眾創造曆史”、“五種生產方式”、“社會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國家與政治”及“社會思想意識”等內容。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多數學員摒棄了過去的個人主義思想，確立了新的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觀念。7月2日，300餘名學員為響應中央人民政府關於開展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台灣的號召，深入上海金陵東路、四川中路等各裏弄宣傳，發動五千餘群眾在和平呼籲書上簽名。一星期之內，征集到的群眾簽名達兩萬四千人。有的學員竟為此“從早到晚，餓著肚皮，克服疲勞”，“具有高度工作的熱忱”。有些學員原本認為參加革命工作很辛苦，不願到東北去，在經過此次學習認識到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性後，“到革大的有三十位學員”，“介紹去投考東北招聘團、燃料工業部、貿易部等的不下百餘人”。上海紗布交易所、梅林食品公司、光華染織廠、大光明大戲院等單位工會或來函要求青年群學習會派幹部幫助他們組織學習班，或聘請該會學員負責文教工作及工人夜校的教學，甚至希望學習會舉辦第二期學習班時“能夠允許他們來聽報告”。青年群學習會在上海已是小有名氣。

 

（本文原載於《中國曆史評論》第二輯。作者周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