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曆史，是過去的現實， 現實， 是將來的曆史， 我們不糾纏曆史，我們創造曆史！
2016年7月17日，剛剛經曆創刊二十周年的反共反黨雜誌《炎黃春秋》，宣布停刊。此前，一周之內，《炎黃春秋》與其主管單位文化部所屬中國藝術研究院，上演了一幕強行更換領導層與反更換的大戲。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6月3日，《解放軍報》下屬《國防參考》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龔雲文章《起底“炎黃春秋”》，直指“從2002年開始，《炎黃春秋》發生了質變，開始試圖推動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推動的方向是：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落實憲政，批判鄧小平思想，鼓吹中國要照搬歐美政治製度來實行政治改革。”當天《解放軍報》法人微博予以轉載，冠以“揭開它的真麵目!，起底《炎黃春秋》”為題。官媒發聲無小事，《炎黃春秋》的命運恐怕在此時就已經注定。以下是文章全文：
《炎黃春秋》創辦於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間偏左的雜誌，發表的文章整體上還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1981年中共中央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而抹黑烈士、否定中共曆史、搞曆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鳳毛麟角。
但從2002年開始，《炎黃春秋》發生了質變，開始試圖推動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推動的方向是：廢除人民民主專政、落實憲政，批判鄧小平思想，鼓吹中國要照搬歐美政治製度來實行政治改革。
作為立場質變的直接反映，2002年該雜誌就連續發表了一批抹黑毛澤東、突破曆史決議底線、搞曆史虛無主義的文章。此後，《炎黃春秋》上刊登的呼籲憲政改革、美化西方製度、醜化共產黨曆史、攻擊抹黑毛澤東的文章越來越多。
2002年之後的《炎黃春秋》雖然名義上仍是一份以研究曆史為主的綜合性雜誌，打著“秉筆直書”的幌子，但實際上變成了兜售曆史虛無主義的大本營，其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傾向日益明顯，其主要特點是：
(一)
每期主要內容在於集中描述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曆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錯誤曆史，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共產黨什麽好事都沒有做。
《炎黃春秋》的不少文章對改革開放前30年的曆史采取了簡單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進步靠什麽?中國為什麽倒退，走了彎路?二戰後中國走的歪路跟蘇聯關係很大，公有製、計劃經濟、斯大林式專製統治、黨內黨外的鬥爭，把我們害苦了。”
改革開放前30年的曆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把這段曆史情緒化地稱為“歪路”，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者應有的態度嗎?這不是曆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麽?
該刊有些文章否定中共從毛澤東時期一直到今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高度肯定的“楓橋經驗”，認為：“楓橋經驗是極左年代產生的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文件，以群眾專政代替司法機關，幾百萬被群眾專政的四類分子的合法權益被剝奪殆盡，其悲慘遭遇令人慘不忍睹，家屬子女受到的歧視難以盡述。”這種說法是曆史的本來麵目嗎?顯然誇大了“楓橋經驗”推廣中存在的問題，以偏概全，歪曲了真實的曆史。
中國共產黨的失誤並不是不能說，但一定要進行係統、具體、曆史的分析。當事後諸葛亮是容易的，苛求前人也是容易的。曆史地看，中國共產黨與其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主要是由於經驗不足和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製度本身造成的。中國共產黨所經曆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並不是黨的本質和主流。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的曆史還是光輝的曆史。作為一個對人民負責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來都能正視自己的錯誤，並且注意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並汲取教訓。
該刊很多文章把中國共產黨的錯誤當作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全部，把中國共產黨的曆史說成錯誤的堆積，讓人看後對中國共產黨喪失信心乃至產生惡感。這種混淆主次、顛倒曆史的做法，不是曆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麽?
(二)
集中暴露毛澤東的錯誤，偶爾涉及鄧小平。不僅寫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錯誤，而且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並放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部分失誤。
該雜誌最近幾年，幾乎每期都有抹黑毛澤東的文章，個別文章已經開始批判鄧小平，特別是批判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和決策。為了集中攻擊毛澤東，經常刊發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犯“左”的錯誤時的一些親曆者的回憶錄。
這些文章雖然有一定真實性，但都采取簡單的討伐的態度，並不能讓人信服。一些人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過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別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因為對中國共產黨不滿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曆史。
這些年來，該刊把大量筆墨聚焦在毛澤東一生的錯誤上，不僅連篇累牘、反反複複地訴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錯誤，而且肆意放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把毛澤東妖魔化。
在一些學者看來，毛澤東一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做一件好事，因此，他們要徹底否定毛澤東。有的文章否定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認為“1949年以後的新民主主義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專製主義。1949年以後，新民主主義的邏輯隻能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憲政民主”。
在其刊發的文章中，有的否定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和我們黨提出的知識分子政策，認為“從精神上消滅知識分子，這就是所謂團結，教育，改造&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真諦。它與對工商業和工商業者利用，限製，改造的政策精神，並無二致。知識分子在幾十年間曆經的磨難，正是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並非所謂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來自各級幹部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打擊、迫害，其源蓋出於此”。
該刊曾發表大量文章否定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認為“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同誌放棄了他正確的新民主主義論。他馬上幻想在中國搞個烏托邦;，急急忙忙地要進入社會主義，比斯大林模式還要斯大林模式，所以發生了一係列左的錯誤”。
甚至公然造謠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由於毛澤東的失誤，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說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因為一個領導人犯錯誤而餓死這麽多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隻能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相通，曆史已經證明，他搞的社會主義給中國造成了災難”。
該刊還有不少文章否定毛澤東的個人品質，認為“鄧拓自殺現象淺層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是毛澤東同誌性格上的、個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幹問題”。有的文章假借為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犯過錯誤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平反”來批判毛澤東，說是毛澤東製造了這些領導人的“冤案”，要還原曆史的真相，揭露*毛澤東的真實麵目，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心理陰暗的權力鬥爭者。
雖然毛澤東一生犯了一些錯誤，特別是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這與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相比，功績永遠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失誤，是在探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道路過程中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從其犯錯誤的動機來看，目的也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而且他的錯誤，更多的屬於曆史的局限。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任何傑出人物都是時代的產物，不可能超越曆史和時代的限製。因此，我們在評價曆史人物時，必須把他們放在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來評論他們的功過是非。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辟道路。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於複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曆史原因，應該全麵、曆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
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曆史條件、曆史過程的全麵認識和對曆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曆史必然性和曆史偶然性的關係。不能把曆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曆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隻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製。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
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曆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三)
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錯誤和蘇聯模式的缺陷，全盤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和蘇聯模式，認為蘇東劇變是回歸“人類文明”正途。這顯然是一種曆史虛無主義傾向。
該刊有的文章否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認為列寧默許接受德國津貼，列寧、布爾什維克黨接受德皇政府的大量資助，“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為了保持蘇維埃政權，不顧人民群眾的反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有的文章全盤否定蘇聯模式，認為“教條主義虛無主義則與蘇聯模式的政治權力結合，形成了一種政教合一的鐵板結構。蘇聯模式利用政治高壓而把極端虛無主義的曆史觀貫徹到社會各個領域。
在政治上，它否定了人類探索和實踐了幾百年的憲政民主製度的價值;在經濟上，它否定了曆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經濟製度，否定了人的自由財產權利和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秩序;在文化上，它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創造，從宗教到文學藝術。總之，利用政治強權所控製的宣傳機器，蘇聯模式把人類的從古代文明到眼前資本主義文明的漫長曆史完全地虛無化，將其貶低為沒有任何價值的一堆垃圾”。
該刊有的文章公然肯定“蘇東劇變”。“蘇東劇變原因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很簡單，就兩個字：偏離，或者說背離。也就是說，蘇聯東歐的所謂社會主義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當然是不能長久的。”“總之，這種經濟上統製、政治上專製、思想上控製的所謂社會主義背離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侵害了人民群眾的民主自由權利，不符合人類進步的方向，人民群眾拋棄這樣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
對於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後果，1956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在他看來，這絕不隻是一個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的曆史問題;如果曆史被否定了，現實的社會製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得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後來事態的發展，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曆史預見。蘇聯解體就是從否定曆史開始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是人類追求進步的曆史，在推動人類走向社會進步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當英法美等國對希特勒搞綏靖政策的時候，正是共產黨人率先舉起反法西斯鬥爭的旗幟。蘇聯曆史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中重要的一環。
蘇聯模式盡管存在嚴重的問題，但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種探索，在遏製資本主義劫掠方麵起過重要作用。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資本主義的負麵作用將會更加嚴重。沒有蘇聯的衛國戰爭，人類極有可能遭受法西斯主義的蹂躪。蘇東劇變以後，國際進步勢力無法製約美國，美國一再違背國際法，發起一次又一次戰爭，讓世界動亂不已。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當然存在過嚴重失誤，蘇聯模式也確實存在嚴重問題，列寧、斯大林都犯過錯誤，特別是斯大林更是犯過十分嚴重的錯誤。總結這些教訓有利於更好地推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該刊一些文章卻熱衷於暴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失誤，從所謂世界經驗上證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錯誤的，這是他們的用心所在。避而不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模式的積極作用，一味全盤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否定蘇聯模式，否定列寧、斯大林，這符合曆史事實嗎?這種做法，不是曆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麽?
(四)
在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的革命問題上，替中國近代統治階級翻案，否定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這也是一種曆史虛無主義。
革命是中國近代曆史的基調。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學者提出“告別革命”論以後，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美化中國近代統治階級成為一種時髦。
該刊一些文章把近代曆史上人民群眾的鬥爭視為“暴亂”，對敢於反抗的人民英雄、愛國誌士一味地苛求，
甚至用今天的標準來要求。相反，對待統治階級的著名人物，卻采取“善待先人”的態度，對統治階級的行為給予“同情式理解”，把統治階級對人民的鎮壓視為維護社會秩序之舉。
在他們眼裏，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內亂”，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成為“邪*教”，曾國藩成為代表“曆史進步”的人物。
有些學者提出要擺脫“革命史觀”：“愚意以為，妨礙我們如實認識百年曆史的，是中國人尚未徹底擺脫革命史觀或黨派史觀。”“革命史觀的核心內容是製造革命對象，神化革命力量，遺忘革命變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會製度和新的人際關係，從而為國家、社會和人的發展提供牢固的製度保障。這種思潮在思想文化領域流毒很廣”。
革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嗎?革命僅僅等於暴力嗎?革命的對象是革命者製造出來的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革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產物。恩格斯曾經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誌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列寧針對考茨基指責左派“製造革命”的謬論指出：“革命是不能‘製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誌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曆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
革命不僅僅等於破壞，破壞是為了更好的建設。誠如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指出的：“革命應該包括人道主義，但沒有人道主義的革命。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流血，會發生一些所謂違背人道的行為。但我總以為，真正的革命者對待反革命遠比反革命對待革命者要寬容得多。隻要稍有曆史知識就會明白這一點，應該具有曆史唯物主義的眼界，不加分析地用反人道暴行作為套語套在革命的頭上，會遮蔽人們對曆史過程的正確認識。”
這些持“革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觀點的“學者”，是真的沒有曆史常識嗎?恐怕不是。如果是，那就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如果不是，那又是為什麽呢?
該雜誌一些文章之所以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其目的就是用所謂曆史根據來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如果人民革命這個前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製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礎。
這些學者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對革命者過分苛求，對統治階級一味美化，對統治階級的暴行視而不見。當他們把曾國藩美化為“道德完人”時，卻對曾國藩一天殺死一百多個農民、縱容湘軍焚燒天京避而不提，這是對曆史的客觀評價嗎?這不是曆史虛無主義又是什麽?
該雜誌還竭力替晚清統治階級和北洋軍閥翻案，特別是替慈禧太後、袁世凱、李鴻章等人翻案。該雜誌攻擊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而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如果人民革命這個前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製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礎。
(五)
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曆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曆史認識體係是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這是當前曆史虛無主義的最新表現。
該刊有些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曆史虛無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曆史認識體係稱為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提出“教條主義的曆史虛無主義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曆史虛無主義”。
這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曆史認識體係是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教條主義是從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條並加以極端化發展”。“教條主義把上述馬克思曆史觀進一步片麵化、極端化，從而走向極端的曆史虛無主義”。“在這個理論體係中，它把一個不存在的、僅僅是想象中的共產主義作為評判事物的唯一標準，不僅否定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漫長的人類曆史，也否定了現實世界中的文明榜樣……這就把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完全解釋成為基督教神學的曆史觀，墮入極端的曆史虛無主義”。
他們認為，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說什麽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一開始就與政治行動結合在一起，一開始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簡單的學術傾向或認識偏差。由於這個原因，它的社會影響和後果也是任何其他的曆史虛無主義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極端的曆史虛無主義必然帶來嚴重的現實災難。在搞了70多年之後，蘇聯模式突然全麵崩潰。非但沒有實現它所宣傳的偉大曆史目標，反倒成了世界現代化曆史之樹上的一個巨大疤痕”。
他們還認為，“中國目前需要引起重視的曆史虛無主義，仍然是教條主義曆史虛無主義。它嚴重地扭曲了社會曆史觀，使人們不能對曆史和現實作出恰當的理解和判斷，從而構成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需要發展的，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曆史唯物主義在當代應該發展。當代現實並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單純試金石，不是僅僅用以驗證、說明曆史唯物主義正確性的新例證，而是使曆史唯物主義更加鋒銳的磨刀石。當代現實既是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和原則的實踐檢驗，又是推動曆史唯物主義發展的動力”。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在堅持其基本原理基礎上的發展，任何推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所謂重建、重構，不是發展，而是修正，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虛無化。
(六)
脫離客觀曆史事實，以自己的價值尺度，尤其是政治的價值尺度對曆史進行剪裁甚至重塑，背離了最起碼的客觀性標準，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根本對立。
該雜誌以“價值中立”自我標榜，強調史學應該與政治保持距離，謾罵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政治史學，攻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禦用文人”。
實際上，自古以來哪裏有離開政治的史學呢?曆史虛無主義自己並不客觀、並不中立。他們把近代曆史上人民群眾的鬥爭視為“暴亂”，對於敢於反抗的人民英雄、愛國誌士一味地苛求，甚至用今天的標準來要求。相反，對待統治階級的人物，卻采取“善待先人”的態度，對統治階級的行為給予“同情式理解”。把統治階級對人民的鎮壓視為維護社會秩序之舉。
愛憎如此分明，本身就亮明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政治訴求。他們的政治訴求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係中去。曆史虛無主義歸根結底，就在於站錯了立場，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站在了替曆史上的統治階級說話的立場。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成為現實中國的一些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輿論前奏。
(七)
利用執政黨在管理意識形態方麵的漏洞，特別是打著一些合法的旗幟，假借客觀公正之名，對普通民眾特別是離退休幹部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騙性。
該雜誌由於經常有一些高級幹部以回憶錄的方式為其撰文，為人們提供了一些曆史資料，由於與主流不同，滿足了對黨和政府不滿的人士的心理，所以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
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假借客觀公正、還原曆史真相之名，對普通民眾具有較大的迷惑性和欺騙性。他們的觀點在社會上被不少人認可。這表明我們這些年來在意識形態管理問題上不敢“亮劍”，存在一些漏洞，值得我們深思。
總體來看，曆史虛無主義的目的不在於總結曆史教訓，而在於通過虛無曆史來消解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嚴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安全，否定中國人民選擇的曆史道路，導致開曆史的倒車和社會主義根基的坍塌。蘇聯解體前民眾的冷漠態度，就是曆史虛無主義泛濫的惡果，也是前車之鑒。
歸根結底一句話，2002年以來的《炎黃春秋》是一份“集中攻擊共產黨的雜誌”(一位近90歲的離休老幹部語)。它抹黑毛澤東，抹黑英烈，虛無曆史，實際上是把新中國的曆史顛倒過去，為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做輿論準備。這股錯誤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性，必須高度警惕，並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抵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