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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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飛必須死嗎? ZT 吳思 愛思想網

(2016-07-11 17:33:35) 下一個

嶽飛之死與暴力均衡

——讀《帝國政界往事》
 

“嶽飛必須死。”李亞平說。在《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這本書裏,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這個結論。

 

這是一本堅持講故事的曆史書,讀來很有《萬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來,雋永通達,讓我們感應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連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讀出了一道關於暴力均衡的殘酷的方程式:自身暴力=異己暴力。即:一個國家政權要維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須擁有相當強大的暴力,足以抵禦異己暴力的侵犯。在中國曆史上,隻要別人的暴力比我們強大,別人就可以擴張利益邊界,就可以稱霸,就可以讓我們稱臣納貢,甚至可以踩著我們坐江山。反之亦然。嶽飛之死,便是由這道方程式決定的。秦檜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計。

《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書影

 

整個推算過程,正如該書的結構一樣,需要從宋朝的創建開始。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朝的創建者趙匡胤是一個篡位武將。在部屬的擁戴下,他取代了由他保衛的皇帝。這件事讓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結果:武裝力量本來是皇帝用來削平外患、鎮壓內亂的寶劍,不過,這柄利劍握在部下手裏,極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勢,反過來威脅皇帝自身。趙匡胤篡位並不是一個特例。從安史之亂開始,一個又一個王朝倒在了自身保衛者的劍下。於是,生活在宋初的人們,難免在前朝興亡中得出結論:內憂大於外患,內部的異己力量比外部的異己力量更危險。

 

宋朝的軍事製度就是在這種曆史經驗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題便是抑製內部的異己力量。至於具體方法,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武將,他的持劍之臂與另外兩位銬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勢。同時,這位武將的脖子上騎著文官或宦官,轉動腦袋必須事先請示。這還不算完。武將平時不準碰那柄劍,不知其輕重利鈍,劍也不大跟手。此外,這位武將身邊還有其他武將,構成彼此防範之勢。最後,在所有武將之上,還有一支皇帝直接控製的禦林軍,就好比皇帝親手持劍,雖然不那麽膀大腰圓,也足以對付小漏洞和小兵變,至少可以拖延時間,等待眾劍趕來勤王。

 

*宋代官製簡表(元豐以前)

 

這套製度,可以保證稍微大一點的軍事行動都在皇帝的控製之下,保證每個將領反叛的勝算很低,確保槍杆子永遠聽皇帝指揮。但是,這樣的軍人還能打勝仗嗎?《孫子兵法·謀攻篇》談到預測勝負的五條標準,其中一條說:“將能而君不禦者勝”。且不論才能如何,僅憑這套駕禦體係,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將領如何不能真正負責,如何可以推卸責任,進而還可以預測宋朝對外作戰屢戰屢敗。《孫子兵法》名列宋朝匯編的《武經七書》之首,屬於軍事教育的必讀書,宋代君臣不可能都不懂得這個道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斷言:宋朝對遼、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勢,其實是自找的。更準確地說,這是皇帝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在內害大於外害的基本判斷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外害,即遼金之類的異國暴力集團。內害,指帝國內部的大小軍閥或暴力集團的高級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軍這個合法暴力集團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將領代他管理軍隊,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代理人很可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實行內部人控製,甚至變成軍閥,推翻皇帝。監督力度不同,這些代理人便擁有不同濃度的異己色彩。一旦異己的濃度與敵國近似了,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亞平說,宋朝傳統的軍事體製以降低效率的代價換取內部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皇帝來說,被遼金推翻與被部下推翻是一樣的,他隻管避害,不分內外。

 

事後看來,宋朝皇帝的選擇似乎有些問題。他們對武將的重重節製,固然防止了軍閥的產生,但自身的軍事力量被過度削弱,破壞了與遼國、西夏和金國的暴力均勢,結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進貢,以歲幣補償對手的強勢。這未免有點虧,至少有些丟臉。當然,李亞平說,以宋朝每年六七千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而論,這筆75.5萬兩銀匹絹的歲幣不算沉重,比軍費便宜多了。更何況這筆銀子最終出在老百姓身上,並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總之,以歲幣補償強者之後,宋朝與遼國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達成了。這種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個故事的起點。

*宋代官製簡表(元豐以後)

 

 

經過一百多年的潛移默化,局勢漸變,忽然間均衡大壞。

 

按照曆史常規,宋朝的軍政官僚體係將日漸腐敗,原來的弱勢將越變越弱。同樣,根據官僚體製欺上瞞下的老傳統,宋朝君臣對自身的弱勢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實上,他們甚至感到自己很強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國把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覺得自己比遼國強,便做出錯誤決定:明明應該聯弱抗強,他們卻聯強滅弱,聯金滅遼。留下一個弱宋,麵對一個比遼國更強大的金國。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強大的宋朝軍隊又被衰敗的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軍事實力在更強大的對手麵前露餡,引發了金國的覬覦之心。

 

宋、金之間暴力失衡的結果,就是金國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兩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滅亡。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趙構建立南宋政權。

 

這時候,趙構麵臨的主要危險是外患,而不是內憂。北宋官軍基本崩潰,想憂也沒多少可憂了。在戰亂中,一些將領脫穎而出,主要憑借自己的才幹重新組建軍隊,發展壯大。以當代企業比喻,這些創業者白手起家,創出可觀的家業,雖然戴了趙家皇帝的“紅帽子”,真論起產權來,趙家恐怕不能控股。這些自己闖出來的將領近似軍閥,他們的軍隊更像家兵,而不是官軍。其中著名的幾支武裝力量,確實被當時的百姓稱為嶽家軍、韓家軍、張家軍、劉家軍和吳家軍。“家軍”的異己色彩比較濃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在外害大於內害的的格局中,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在繼續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宋太祖對內部異己力量是否過度敏感?該不會趙家天子做賊心虛,以己度人,把二三分異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趙構的親身經驗證明,祖先並非神經過敏。從1127年趙構登基,到1141年處死嶽飛,短短14年間,小的不說,大規模的內部兵變,趙構就經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護衛親軍統製苗傅和劉正彥率兵逼宮,要求趙構殺掉太監,傳位給年齡尚小的皇子,並由皇太後垂簾聽政。趙構居然被逼下台。要不是韓家軍幫他打跑了叛軍,趙構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長江防線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變。李亞平說,趙構聞訊後整天不吃不喝,嘮叨說:我對杜充這麽好,從普通官員一直提拔他當了宰相,他怎麽可以這樣做?——這種遭人背叛的痛苦經驗,想必引起趙構對人類良心的可靠性的疑慮。

 

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變,宰相張浚處理人事關係有誤,劉家軍的部將酈瓊率領四萬人(南宋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敵國。可見,一個武將的變心可以給帝國造成多麽巨大的損失,而影響一個武將變心的因素又多麽複雜。皇帝自己不犯錯還不夠,宰相也不能犯錯。

 

總之,內部的異己力量不能不防。傳統的暴力分權與製衡體係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性命攸關的。問題是,節製和分權導致暴力機器運行效率下降,這個代價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勢穩定之後,皇帝開始掂量分解兵權的利弊。監察禦史張戒說:現在諸將的權力太重了。趙構說:他們還不至於驕橫跋扈。兵雖多,聚則強,分則弱,分也不可行。

 

這次談話發生在紹興八年五月(1138年),南宋建政的第十二年,淮西兵變的第二年。金強宋弱的格局尚未扭轉,金國統帥兀術的拐子馬和鐵浮圖兩年之後才被嶽家軍打敗。此時此刻,朝廷承擔不起自毀長城的風險——哪怕隻毀一小段。於是,原狀得以維持,體製得以維持,嶽飛沒有得到他想要的補充,但也沒被削弱。

 

本國兵力究竟應該強到什麽程度,這取決於皇帝趙構到底想要什麽。如果他想收複失地,統一中國,就要建立一支比金國更加強大的軍事力量,建立高效率的軍事運行機製。如果他想守成,兵力自然無須那麽強大,與金國相匹敵即可。如果他想恢複傳統,滿足於一支容易控製的弱兵,同時又不想繼續喪師失地,那就要等待對手裁軍,等待敵國的主和派占上風。

 

趙構當然想收複失地。他未必像趙匡胤那樣善於“將兵”,但他一度以劉邦為榜樣,希望自己成為善於“將將”——統帥眾將——的皇帝。淮西兵變似乎打擊了他的自我期許。如果他發現自己不具備劉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應該懷抱收複失地的宏圖大誌。順便提一句:劉邦的雄才大略其實也不可靠。當年蒯通勸韓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勢,韓信表示不忍心,這才成就了劉邦的統一大業。後來韓信也曾後悔不聽蒯通的勸告。假如韓信的良心當時稍弱幾分,劉邦便不會有善於“將將”的聲譽,也未必能夠完成統一大業。可見,把帝國大業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這是風險極高的賭博。劉邦隻是僥幸贏了一把。趙構不想賭,並不意味著頭腦糊塗或道德敗壞。

 

真要收複失地,還會遭遇一個難題:金國扣押著趙構的長兄,前任皇帝宋欽宗。這是一張王牌。試想,金國若在南宋旁邊建立一個國家,扶宋欽宗為帝,天下會出現什麽局麵?宋徽宗之長子,趙構之長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冒出一個合法性如此之強的競爭者,南宋恐怕將成為強磁鐵旁邊的一網兜鐵釘。不得誌的人,堅持傳統道德的人,企圖獲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潛在的倒戈者。那將是趙構的噩夢。事實上,就在皇帝和禦史討論兵權分聚的時候,“金人欲立淵聖(欽宗)於南京”的說法已經開始流傳。《宋史紀事本末》說,傳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沒有及時與金國議和,如果以秦檜為代表的主和派沒有占上風,趙構可能碰上大麻煩。

*靖康之變

 

其實,別說金國扶植宋欽宗建立政權,就是簡單地把趙構的這位大哥送回來,從趙構的角度說,威脅之大已經不亞於冒出一個敵國。數百年後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獲的明英宗送回來了,不久就發生了英宗複辟。曆史事實證明,前任皇帝政變相當容易,容易得就像鬧一場家務事。

 

當趙構企圖收複失地的時候,他答應給嶽飛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說,他準備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風險。後來趙構改了主意,大概是發現收複失地的風險大到他承擔不起,或者說,收複失地的誘惑沒有大到值得賭命的程度。從邊際分析的角度看,收複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榮耀和威勢,屬於錦上添花;新增成本卻是內外交織的致命危險,屬於雪中失炭。皇帝不願用雪中炭換取錦上花。在降格以求的暴力均衡格局中,無須建立超過金國的軍事力量。此意一定,嶽飛及其代表的家軍體製便走到了盡頭。

 

關於這種計算,《宋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說:“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趙構決心放棄中原了,就舍得殺嶽飛了。這是國際關係決定國內關係的觀點。李亞平揣摩趙構的心思,提出了國內關係決定國際關係的看法:“與其用朝廷的兵馬錢糧,養大功高蓋主、尾大不掉的武將,還不如與金國講和更劃算。”兩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個過渡環節或中間狀態:放棄中原,並不等於立即殺嶽飛;殺掉嶽飛,並不能保證金國講和,更不能保證金國遵守和約。嶽飛暫時還是有用的,所以嶽飛還會活幾年。

 

不再擴大嶽飛的權力,不等於立即恢複傳統的暴力節製體係。盡管兩國簽定了和約,南宋對金國稱臣納貢,可是金人仍覺得便宜賺得不夠,以兀術為代表的金國主戰派還想“贏者通吃”。敵人在磨刀,我們自然也要磨刀,自毀長城的條件尚未成熟。不過,條件很快就成熟了。

 

1140年,金國叛盟,大舉進攻南宋,結果被嶽家軍一路追打到開封附近,幾乎賠掉老本。這一年,趙構對金國的實力有了清晰的判斷。趙構說,兀術雖然強大,卻專門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麽大作為了。反過來,金國連連受挫,也有了自知之明。1141年,金國南侵打了兩次大仗,一勝一負,這表明兩國的戰略均勢已經形成。於是主戰派兀術也有了講和的意思。

 

 

如前所述,一旦敵國的主和派占了上風,一旦敵國真不想打了,準備裁軍了,本國裁軍或曰自毀長城的條件就成熟了。這時,趙構終於有了選擇空間:他可以恢複傳統,改革“家軍”體製了。換句話說,國際間的暴力均衡確立之後,金國的致命威脅下降之後,內部的異己之患便升格為頭號大患。

*朱仙鎮大捷

 

宰相秦檜的養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記載,可以印證上述計算:“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乃密與檜謀,消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可見,“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鬱積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說法,這種危險隨著金人威脅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

 

“叵測”二字用得極其精確。嶽飛會反叛嗎?不一定。那麽,嶽飛不會反叛嗎?也不一定。即使嶽飛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當年趙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貴,非擁戴他當皇帝不可。鬧到沒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況,嶽飛對皇帝的議和政策是有意見的,對不增加自己的兵權也有不滿的表示,竟敢衝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軍事體製缺乏節製手段,主要依賴部下的忠心,嶽飛的心中有了不滿的影子,這讓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緊的是,嶽飛擁有反叛的實力。嶽家軍有十萬兵馬,占全國兵力的四分之一強。而且,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極強,民間聲望極高。敵人說:撼山易,撼嶽家軍難。嶽飛本人飽覽經史,禮賢下士,溫和有禮,為人清廉,賞賜一概分給部下。這簡直就是活聖人。嶽飛死後多年,他的眾多部下還聚在一起,聯合起來為他申冤,並且哭聲震天,場麵感人——可見嶽家軍多麽團結。這支軍隊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聯想一下趙構對兀術的評價——雖然強大,專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麽大作為了——嶽飛該有多大的作為?這樣的暴力集團不反則已,一反就會天塌地陷。

 

此時此地,對皇帝來說,選擇變得很簡明:或者廢掉嶽飛,或者不廢嶽飛。對嶽飛來說,選擇也很簡明:或者服從,或者反抗。對皇帝來說,嶽飛將采取什麽策略是不可測的——“叵測”。但是曆史經驗和親身經曆告訴他,曆代武將在“叵測”的選項中填空時,隻要勝算較大,往往要選“反”。不反的還要後悔。

 

那麽,對皇帝來說,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國的命運寄托在“叵測”之上呢,還是讓秦檜出麵幹一次髒活呢?在皇帝眼中,一個好人可能的冤屈,與趙家江山的安全穩定相比,孰輕孰重?這還用問嗎?

 

追問這種問題的恐怕隻有“純儒”。皇帝不會問,法家不會問,馬克思主義者也未必問。按照孟子的說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然而,我們的帝國傳統,總是儒表法裏、王霸道雜,以“行詐使力”即所謂的“兩杆子”為看家本領,實際決策所依據的是利害計算而不是道德信條。即使考慮道德,按照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說法,道德裏總是包含算術的。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就是“要顧全大局”。比起“正確路線”和“天下蒼生”來,個人的一點冤屈算得了什麽?

 

哪種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該死。在這個意義上,嶽飛得到的“莫須有”罪名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罪名。宋太祖說,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酣睡,更何況酣睡的是一隻猛虎。至於具體手段,究竟是“杯酒釋兵權”好,還是流血殺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麵對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贏得仁慈之名。麵對嶽飛這種級別的強者,皇帝缺少表現大度的實力和自信。他們不敢給對方留下還手反擊的機會,不得不采用讓皇帝聲譽蒙羞的手段。當然,皇帝也有遮羞的辦法,一是蒙蔽視聽,硬說人家要反。二是轉嫁惡名,讓秦檜替他背黑鍋。

 

趙構對嶽家軍的畏懼非同一般。他必須把不仁不義擴充到嶽飛之子嶽雲和親信將領張憲身上。李亞平寫道:1141年農曆12月29日,皇帝批準賜嶽飛死,同時將判刑兩年的嶽雲和張憲一同處死。

 

趙構的選擇對不對?嶽飛死後,南宋又存在了138年,比金國的壽命還要長,最後在席卷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之下垮台,也不算太丟人了。而且,從年頭來看,南宋比滅掉自己的元朝的壽命更長。趙構建立了一個比金國和元朝更長壽的體製,而這個體製的存在與穩定又建立在暴力均衡的基礎之上。無論暴力均衡的邏輯是否殘忍,趙構不過按理出牌罷了。

 

本文談論的與其說是嶽飛,不如說是“家軍”體製的代表,嶽飛隻是其人格化身。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們會看到個人關係之間也存在暴力均衡,隻是平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背後有合法暴力的支持和保護,無須自己動手打架拚命而已。倘若失去這種支持,或支持者成為花架子,請不動,不幹活,索賄受賄,個人之間也會出現相應程度的稱霸與稱臣、奴役與進貢現象。嶽飛和趙構背後不存在更高級別的暴力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便顯示出人際關係中的本來麵目,在這種初始狀態中,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暴力均衡的作用格外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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