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紀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個富裕的農民拋妻別子，舍下家業，一去多年，杳無音信；後來，他回家了——或者說，人人都以為他回來了。然而，當1560年的某個夏日，一個裝了木腿的人闖進法庭，事情變得撲朔迷離起來，自此流傳為一段關於騙子的傳奇故事。
《馬丁·蓋爾歸來》是二十世紀一部獨特的人文主義經典。著名曆史學家，美國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以前所未有的生動、細致和深刻重述了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並引人入勝地呈現了16世紀法國生活、愛情和司法的豐滿和絢爛的畫麵。
一
非凡之處，幾乎是令人叫絕的，在於娜塔莉· 澤蒙· 戴維斯所講述的16 世紀的故事，是如何呈現在當代人麵前的。就此而論，首先呈現它的是法官讓· 德· 科拉斯，實際上是他調查了該故事並將之記述下來的。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他的隨筆《論跛子》（“Des boyteux”） 中寫道：“我記得……他（指科拉斯）將被判有罪的人的冒充行為描繪得那樣不可思議，那樣超出我們的理解力，也超出他，一個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認為處之以絞刑的判決頗為冒失。” 這是一個引人關注的判決，它引出了關於“我家毗鄰的女巫們”（sorcieres de mon voisinage）的著名闡述，在蒙田看來，這些女巫實際上遭到了不可能且無法證實的罪名的指控。蒙田含蓄地把將女巫們判罪的法官與科拉斯的判決聯係在一起：“如果他們所做諸事都會致使一個人被活活燒死的話，其使用推論的代價就太大了。”節製（sobriety），一種有所保留的意識——這些為蒙田所珍視的主題，構成了這篇隨筆的引導性線索。恰在突然提到科拉斯之前，這些主題已啟迪他萌發出美妙的語句：“當有人著手使可能性的事件成為確鑿無疑之事的時候，他是想引我憎惡可能之事。我喜歡下麵這些可以減少和輕緩我們的主張中那些冒失之舉的詞語或句子：‘也許’，‘可能’，‘多少有些’，‘某些’，‘據說’，‘我想’，以及諸如此類。”
娜塔莉· 澤蒙· 戴維斯可能與蒙田的主張相契合，因此在她參與的關於馬丁· 蓋爾的電影時，感到不舒服，她意識到所有那些“在證據不足或錯綜複雜之際被曆史學家作為救命稻草的‘也許’，‘或許’”都未出現。如果我們隻將他們的心情視作一種來自終生埋頭於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嚴謹態度的話，我們就誤解了他們。相反，戴維斯表示，恰恰是在電影拍攝過程中，看著羅傑· 普朗雄用不同的語調嚐試法官（科拉斯）的台詞，“我利用自己的曆史實驗室，得出的不是證據，而是曆史的可能性。”
當然，“曆史實驗室”（historical laboratory）的表述是在隱喻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如果根據實驗室這一詞語在嚴格意義上的定義，它是一個進行科學實驗的地方，那麽曆史學家對於此種實驗來說是被排除在外的研究者。對於諸如此類的研究暫時性的不可逆現象的學科來說，重新製造一場革命、一場動亂、一場宗教運動，不隻是在精確的程度上，即便是大體上的重製，都是不可能的。 該特點不僅適用於曆史學；我們隻要想想天體物理學和古生物學就可以了。以實際實驗進行逆推的不可能性不會阻礙這種學科中的任何一者基於證據觀念，在通常意義上踐行他們自己的科學標準。
這種想法最初在法律領域得到詳盡闡述，這一事實被當代曆史學家們想當然地棄之不顧。直到不久前，以構建更具物質性的現象——經濟，社會，文化——的名義發起的針對“敘事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爭論還製造了一種曆史學和司法研究之間明顯無法逾越的斷裂。實際上，後者經常被視為一種源自更古老的政治性曆史學的、從道德上進行譴責的消極模式。但是在最近幾年中，作為分析根深蒂固的曆史學諸傾向的彼此關聯的理想領域，事件［event，如一場實際發生過的決定性戰役，例如喬治· 杜比研究的發生在布汶（Bouvines）的戰役］的再度顯現已經潛在地開啟了對被認為已蓋棺定論的問題的討論。此外，且更特別的是，這種通過重建出身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窺清社會進程具體狀況的嚐試——戴維斯的書屬於其中一例——再一次引出了曆史學家和法官的觀點之間存在的局部近似。之所以這樣，隻是因為對於此種類型的研究來說，最豐富的資料是世俗和教會法院留下的公文。在這些情況下，曆史學家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是通過一種中介人—— 一個審訊者或一個法官——進行考察的。這種審判記錄，要麽是直接獲取的，要麽如戴維斯這種情況，是間接接觸到的，就像是通過人類學家的田野記錄搜集一手資料，並遺留給未來的曆史學家。即使這些資料是珍貴的，但難免仍然不夠充足：有無限多的曆史學家要問自己的問題——且如果他能的話，也會去向實際的被告和證人問這些問題——沒有被那些過去的法官和審訊人回答，它們也不會被回答。這不隻是文化隔閡的問題，也在於目標不同的問題。將曆史學家同今天的人類學家，以及同過去的法官和審判人之間做生硬的職業性的對號入座，會因其方法和目標的不同而在某些點上遇到障礙。然而，這不會淡化兩種觀點之間存在局部契合的事實。當曆史學家和法官在同一社會且麵對同樣的情勢下加以自省之時，我們會強烈地意識到這一點。 一個經典問題，一個看起來本已被妥善解決的問題——曆史學調查和司法調查之間的關係問題——揭示了意料之外的理論性和政治性的暗示。
不幸的是，圖盧茲有名的針對重婚者和冒充者阿諾·迪蒂爾的司法記錄已經遺失了。戴維斯自己不得不滿足於諸如法官讓·德·科拉斯的《難忘的判決》（Arrest memorable）和居洛默·勒敘厄爾（Guillaume Le Sueur）的《奇妙的故事》（A dmiranda historia）那樣的文學式的再現。在她一絲不苟地閱讀這些文本的過程中，伴隨著其豐富的內容，我們察覺到了她對於司法材料遺失的惋惜（這種惋惜之情也會被讀者充分地體會到）。我們很難想象審判記錄將會給戴維斯這樣的學者留下怎樣不經意間留下（法官找不到的資料）的資料寶藏。但是她也向自己提出了一係列讓·德·科拉斯及其來自圖盧茲最高法院的同事曾在4個世紀前試圖回答的問題。阿諾· 迪蒂爾是怎樣如此令人信服地持續扮演著馬丁· 蓋爾這個真正的丈夫角色？這兩個男人早就相識嗎？並且在多大程度上，妻子貝特朗成為了冒充者的共犯？可以確定，如果戴維斯糾結於這些問題，這番敘事將仍限於逸聞趣事的層麵。但重要的是，隨著問題持續出現，相應的回複也在持續。整體上講，除了一個重大的異議，戴維斯接受了對這位16 世紀法官對所記事件的重建。圖盧茲最高法院裁定貝特朗是無辜的，且認定她同其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合法，因為她懷上這個孩子時確信阿諾是她真正的丈夫——從司法角度講，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立論，科拉斯基於這一點在他的《難忘的判決》中展開了老道的論辯。但是根據戴維斯的研究，貝特朗幾乎立刻察覺這個所謂的馬丁·蓋爾實際上是個陌生人，而且不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這些條件的基礎上接受了他，那就是出於選擇而不是因為她是騙局的無辜受害者。
該結論是基於推測。不幸的是，根據既有的證據，貝特朗的想法和感受沒法觸及，但對我們來說似乎十分明顯。戴維斯與那些傾向於將該時期農民（特別是女人）塑造成實質上沒有任何自由選擇權的人的曆史學家進行爭論。他們在這一點上辯稱這個案子是特例，而非典型，強調統計性表象（真實的或想象的）和曆史性表象之間的模糊性。實際上，此爭論從一開始就該轉變思路：馬丁·蓋爾案的異常屬性恰恰昭示了一種難於用文獻證明的常態。相似的情形以某種方式反過來幫助戴維斯充實了她著手重建的故事的缺損：“當我在……無法發現我尋找的那個男人或女人時，我借助於來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資料，努力地去發現他們也許看到過的世界，他們也許有過的反應。我在這裏奉獻給你們的，部分是出自我的發明，但那是經過過去的聲音嚴格檢驗了的發明。”
“發明”（invention）這個詞有故意挑釁的意味，卻也有些欺騙性。戴維斯的研究（及敘事）並非基於將“真實的”（“true”）和“發明的”（“invented”）加以並置，而是以始終謹慎標注的“事實”（“real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的融合為基礎。由此思路看去，“或許”，“本應該”，“可以假設”，“必定”，以及諸如此類的在她的書中頻繁使用的表述——這些表達在曆史學家的語言中通常意味著“非常有可能”。在這一點上，法官和曆史學家的差異性觀念顯現出來。對前者來說，不確定性靠近的是純粹消極意義的且會導致“案情不明”（a non liquet），或用現代的說法，會導致“證據不足而放棄判決”（“a dismissal for lack of evidence”）。對於後者來說，不確定性則促動了進一步調查，聯係特殊案例以融入情境，這在此處可被理解成以曆史為基準的可能性王國。戴維斯筆下的人物生平一次又一次地與其他同時同地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平類似，通過公證性的、司法性的和文學性的資料，其生平被睿智且耐心地再度建構起來。“真實的”，“有可能的”，“證據”，以及“可能性”相互交織，且同時仍然保持嚴格的區別。
我們已經談到“敘事”與戴維斯的書之間的關聯。認為所有曆史學的書籍，包括基於統計資料、曲線圖以及圖表的研究，在本質上都是敘事性構成的觀念，遭到很多人反對——在我看來，這種觀念也是錯誤的。然而，所有人都會承認，有些曆史書籍比其他書籍含有更豐富的敘事性表征，毫無疑問《馬丁·蓋爾歸來》就是如此。馬丁·蓋爾的故事，如此戲劇性，如此豐富的聳人聽聞的事件，顯然有助於其自身選擇這樣一種解釋方式。這個事件被法學家、小說家、曆史學家和電影導演成功重述，使之成為這樣一項個案研究，它有助於反思當今一個被廣泛爭論的問題—— 一般意義上的敘事和曆史性敘事之間的關聯問題。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