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子於征
之子於征 有聞無聲 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
紐約時報，Ian Johnson，伊恩·約翰遜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原文鏈接：https://www.nytimes.com/2023/09/21/opinion/china-underground-historians.html
原文中還包括很多又價值的圖片介紹，這裏沒有包括。
1959年，中國甘肅省天水市的一群大學生開始了一項不切實際的計劃。當時中國正處於大饑荒之中，這場災難是由政府政策引發的，可能導致了多達4500萬人喪生。這些年輕人親眼目睹了農民餓死和吃人的情況；他們還看到了政府殘酷地懲罰甚至殺害那些尋求幫助的人。他們覺得必需要采取行動來傳播正在發生的事情。於是，他們決定出版一本雜誌。
這些學生將這本雜誌命名為《星火》（Spark），名字來源於中國的一句成語，“星火燎原”，意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們親自刻蠟版，然後在當地官員的幫助下，使用油印機印刷了這本雜誌。
《星火》第一期僅有八頁，沒有照片和圖片，看起來很原始。但這八頁內容充滿了深刻探討中國威權政治體製核心問題的文章，針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適用於今天的中國。這些問題包括農民不被允許擁有財產，一切都屬於國家所有；高層領導不容忍反對意見；腐敗問題普遍存在；甚至對於忠於政權但批評的人也會受到迫害。雜誌第一頁的主要文章為整個雜誌設定了基調。
“曾經非常進步的共產黨為何在掌權不到十年後變得如此腐敗和反動，國內充滿了抱怨和反叛，而國際上也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這是因為人民的世界被視為黨的私人財產，一切事務都由黨員來管理。”
不會再有第二期雜誌了。在幾個月內，與這本雜誌有關的43人被逮捕。其中三人後來被處決，其餘的被判刑在勞動營中度過多年。
《星火》隻存在不到一年，看似已經熄滅。在中國共產黨近七十五年的執政期間，它本可以被遺忘，不過是對黨的無限權力的無數小小憤怒行為之一。然而，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它的故事現在已經成為反對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為什麽星火可以存在至今呢？這是通過中國一些“非主流的”曆史學家的共同努力實現的。這些地下曆史學家是一群誌願團結在一起，希望講述共產黨統治全貌的公民。他們希望講述發生在中國上世紀的大饑荒和今天的病毒爆發等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事件。這個運動的一位關鍵成員是一位49歲的記者江雪（Jiang Xue），她決心講述家鄉發生的真實故事——不要讓中國曆史一部分又被失落或扭曲。像江雪一樣的這些人的努力工作，幫助將《星火》變成了一個啟發之源，追隨著《星火》雜誌創作者的腳步，即使在最嚴厲的鎮壓抵抗的措施下，這些人也能證明這個政權的局限性。
在世界各地，曆史已經成為一個如何認知當今世界的戰場。美國人辯論奴隸製對於他們國家的建立的重要性。歐洲人探討他們殖民帝國的殘酷性。年輕的非洲人挖掘塵封的尼日利亞內戰和種族隔離時代的記憶。我們還可以輕鬆地列舉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幾十個國家。對那些發生在大多數人出生之前的曆史事件的認知對於塑造我們的未來變得至關重要。
但在中國，對曆史的正確解讀這個觀念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強大。對於現代中國的領導人來說，曆史是他們合法性的關鍵：曆史選擇了共產黨來拯救中國；曆史決定了它的成功；曆史祝福著它繼續掌握權力。當然，這個曆史是由黨來書寫的，黨雇傭了大批文人、電影製片人、攝像師和記者來宣揚自己對事件的版本，無論是最近的還是古老的。通過他們，黨控製著教科書、電影、電視紀錄片、通俗曆史雜誌，甚至是視頻遊戲。
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通常對最近的過去知之甚少。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仍然委婉地被稱為主要由自然災害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本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暴力行為，文革導致多達兩百萬人喪生，關閉學校，並將受過教育的人送到農村當苦力。但是討論文革卻變得越來越禁忌。這種對曆史的抹殺不僅僅限於上個世紀的事件。甚至新冠危機也被清除掉，舉報者被塑造成親政府的英雄，而嚴格清理措施現在也成為了禁忌話題。
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曆史的這種壟斷控製是中國國家威權主義問題的根源。現在的中國人從小就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由一群精英官員領導的，而不是在幕後交易中被任命的領導人，黨國用嚴格但是公平的公務員體係統治中國，而不是缺乏權力製衡的體係，黨國捍衛了幾個世紀以來存在的國家領土，而不是簡單繼承了火藥帝國的國土。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難以理解為什麽中國容易發生清洗、腐敗和民族衝突等問題。簡而言之，如果相信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統治中國，那中國人就永遠不會質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權。
這種對曆史重要性的信念推動了一個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地下曆史學家運動，這個運動在過去的20年中慢慢形成。我將這些人稱為曆史學家，這隻是為了簡化表述，實際上他們是中國最聰明的頭腦之一：大學教授、獨立電影製作人、地下雜誌出版商、小說家、藝術家和記者。有些人可能被視為異見分子，但大多數人還和中國的黨國體製保持聯係，他們繼續工作、擁有財產並撫養家庭。所有這些人都冒著職業生涯、未來和監獄的風險，出版秘密雜誌、被禁書籍和獨立紀錄片。
地下曆史學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存在，但在共產黨執政的前50年中，他們是孤立的個體。他們的文章、藝術品和書籍很快就被安全機構沒收。他們通常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然而，在過去的十年裏，我一直伴隨著這些地下曆史學家，見證了他們在多次打壓下，仍然建成了一個全國性網絡。他們分享不同的故事、英雄事跡和共同信仰。這些分享通過基本的數字工具，如PDF文件，價格適中的數碼相機，和便攜電腦上的電影編輯軟件等，現在可以非常容易地分發。當中國政府不堪負荷麵對大規模的動蕩的時候，比如在2022年底的新冠封鎖期間，這些人能夠在公眾辯論中發出自己的思想。
中國地下曆史研究運動的崛起挑戰了中國人傳統看待待這個國家的看法。如今西方看待中國的主流方式是在中國發生的都是一些像監視、文化滅絕、盲目民族主義等反烏托邦類型恐怖事件。作為一個曾經廣泛撰寫中國的宗教和政治迫害等問題的記者，我知道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但中國也廣泛存在不同意見的人。批評的聲音仍然很多。
中國現今這種“反正史學運動”也對共產黨主導社會這個假設提出了嚴重質疑。盡管麵臨巨大的壓力，中國國內的人們仍然能夠發表挑戰當局的著作和電影。他們的思想仍然可以傳播，當社會問題達到沸點時——就像過去一年發生的那樣——人們經常會尋求用和官方不同視角來看待當下。
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反正史學家的努力使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重新發現了一條與誌同道合的人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血脈。這條血脈可以延伸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時代。曾經隻能外國圖書館中才能看到的書籍現在可以輕鬆地以數字形式分享。英勇的抵抗鬥士的故事被記錄在秘密傳播的電影中。在中國，曾經的批判性思想家常常獨自工作，現在他們共享著一個強大的中國人民反抗威權統治的集體記憶。
如果不是因為江雪自己家庭的故事，江雪也許永遠不會感到有必要保持《星火》的記憶。與許多地下曆史學家一樣，她對曆史的信仰開始始於自己的家庭。
在1960年初的大饑荒中，江雪的祖父張如林（音譯，原名不詳）、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四個孩子每天隻能分配到一個玉米饅頭，供他們六個共同分享。張如林能夠看出他們將會餓死，於是他做出了一個決定：他們中的一個人必須去死，以便其他人有足夠的食物幸存下去。但如何選擇，以及如何讓其他人接受這種犧牲呢？
江雪以她父親在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每年中國農曆新年除夕講述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
“爺爺是一個公正的人。每天他都會拿刀把饅頭切成六等份。每人一份，每份都一樣大小。他會用秤來稱每一塊。我的小姨——她當時隻有1歲——她得到的份量和她的父親一樣多。但是父親需要更多。他是家裏唯一的勞動者。但每個人都一樣多。他們都幸存了下來。父親卻餓死了。他為我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為了確保孩子們了解家庭曆史，每年江雪的父母都會把他們包裹在冬衣裏，然後一家人會爬上他們房子後麵的山坡，花費半個小時到達一個小高原，那裏葬著她的祖父。家人會獻上食物，然後在冰冷的地麵上磕三個頭。然後，她的父親會講述這個故事，而故事每次都以“當是我們都很餓…”開頭。
這些家庭經曆使江雪開始對權威政權產生了了懷疑，這種懷疑在她大學畢業後變得更加強烈。江雪的原名叫張文敏，但當她第一次擔任記者時，她采用了筆名江雪。這個名字來源於一首唐詩，“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首詩講述了一個漁夫獨自乘船行駛在白雪覆蓋的河流上。這是一個中國詩歌中最令人深刻的形象，意味著一個人在逆境中堅持，進行著許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的孤獨追求。
江雪在1998年開始了她的職業生涯，當時中國媒體迎來了一個神奇的時期。當時，報紙被鼓勵盈利並吸引讀者。雖然仍然存在審查，但審查相對寬鬆。
在2003年，中國新聞似乎瀕臨轉變的邊緣。當年廣州一名外省農民工在警方拘留中被毆打致死，（孫誌剛事件），該事件引起了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成功地要求起訴十幾名公務員，並重新思考對待農民工的方式。突然之間，似乎媒體和公民社會可以在中國這樣部分封閉的體製中產生影響。像江雪這樣的記者開始承擔日益雄心勃勃的項目，包括強製拆遷、腐敗和環境問題。
然而，慢慢地——也許是不可避免的——黨開始反擊了。黨重新掌控了新聞編輯室，安排更加順從的編輯。到了2010年代初，黨縮小了可以調查的話題範圍。江雪一直留在她的報紙，直到2014年，當時她的編輯發布了一項命令：隻發表對政府有正麵評價的文章。感覺自己被設定為被解雇的人選，江雪辭職了。於是，她開始了自由撰稿工作。
江雪當時已經是中國新聞界的一位重要聲音。但現在她擺脫了官方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寫文章，江雪在中國和國際上成為中國頂尖的獨立記者之一。
讓江雪聲譽大增的一篇文章是2015年的一篇名為《一個妻子的這一年》的文章，介紹了著名人權律師浦誌強的配偶孟群。這篇文章罕見地將關注點從中國常常以男性為主的異議世界轉向了許多勇敢的女性，正如江雪自己一樣，這些女性也在為變革而戰。
然而，這篇文章也引起了可怕的中國安全機構的關注。她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閉嘴，你看起來很像國家的敵人》中詳細描述了自己麵臨的挑戰。這篇文章分析了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用於追蹤像她這樣的人，以及普通人如何被黨隱瞞了自己的曆史。
她寫道：“如果這土地上有另一個無形的牢籠，那我們身在其中，心智難道不是無時不在受影響嗎。普通人本應獲取的關於這世界的常識，要拖延多久才能得到呢？”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的一年，江雪開始對《星火》這個故事產生興趣。一天，一位從另一個城市來訪的教授問她是否聽說過這本雜誌。她沒有聽說過，並對它起源於她的家鄉天水感到驚訝。那天晚上，這位教授做了一件以前幾代知識分子無法做到的事情：他給她發了一份有關這個案件的500頁PDF文件，包括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和從學生口中取得的警方供詞。後來，她甚至找到了兩位主要作者之間的情書。她感到驚訝，竟然沒有人為普通讀者深入報道這個故事。
受到興趣的驅使，她打電話給她的父親，問他小時候聽說過這個事情嗎？父親說沒有聽說過，但他知道可以幫助的人。幾天後，江雪乘火車回到家鄉，了解更多情況。這開始了對《星火》雜誌的多年研究。江雪從自己的家鄉開始，自費走遍了全中國，前往追蹤那些現在已經年邁的《星火》雜誌創辦人，看看他們的故事是否能夠對今天的中國產生任何教訓。
她得到了其他地下曆史學家的幫助，他們為她提供了建議和鼓勵。她與中國最偉大的地下紀錄片導演之一胡傑交談過，他拍攝了兩部與《星火》有關的影片。一個在西安的反正史學家張世和（音譯）幫助她編輯了一部關於她采訪的短片。她還與女權主義學者和紀錄片導演艾曉明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艾曉明製作了一部長達六小時的紀錄片，講述了江雪家鄉附近一家臭名昭著的勞動營。
2019年，江雪關於《星火》的文章發表在香港的《今日》雜誌上。這是她寫過的迄今為止最長、最深入的一篇文章，總字數超過4萬字，這篇報道是關於《星火》和它所挑戰的體製方麵最權威的書麵記載。
這篇以第一人稱寫成的文章隻部分涉及過去。它的核心是江雪對她家鄉曆史中被遺忘的一章的發現。在一係列小插曲中，她帶領我們與生還者見麵，他們的努力創造了《星火》。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帶領我們回到了大饑荒時代，並描述了他們如何努力抵抗官方的遺忘。江雪詢問一位現年80多歲的學生，他多久想起他的同學。
“非常經常。”
“你會想起他們的聲音和微笑，”她說。
“是的。”
“他們年輕時的樣子。”
“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直到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我都不會忘記他們。因為這些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們是崇高的。所以我們應該記住他們。我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吸取曆史上的悲劇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我們應該吸取這些教訓。我希望年輕人能夠培養正義感，發揚正義感的美德。人們應該敢於行動，但不要做不必要的犧牲。”
“真可惜，不是嗎？”江雪問。
“人們應該珍惜生命，但在必要時應當勇敢。”
江雪表示，這篇文章是她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作品，特別是因為它關於她家鄉的曆史。她自己家庭的過年儀式讓她明白她的祖父是餓死的。但直到她研究了《星火》，她才意識到了整個饑荒的背景——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是如何反抗的。
這篇文章獲得的支持也讓江雪感動。這篇文章以PDF形式在中國大陸廣泛傳播。天水的一位讀者，經營一家印刷業務的人自願專業印刷和裝訂了數十份雜誌，以便老年人也可以閱讀。天水的另一位讀者寫信給江雪，告訴她她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大規模集會，譴責那些學生，但是其中一位學生，譚蟬雪，在幾小時的侮辱和威脅中，仍然保持堅強和高大的。“現在我知道她是個真正的英雄！”這位女士寫道。
“《星火》是曆史，”江雪告訴我。“但它是一段未完成的曆史。老一代人麵臨的問題，特別是言論自由的缺乏，與我今天麵臨的問題是一樣的。看看新冠疫情，所有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都是因為缺乏言論自由。”
但挑戰中國共產黨在最敏感的領域——曆史——所付出的代價很高。多年來，她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積蓄來維持生計。她的工作與丈夫渴望在政府智庫中擔任宗教研究員的職業相衝突。當“思想警察”訪問了他的研究所並發出警告時，他要求她停止工作。她拒絕了，於2021年江雪離婚了
讓江雪和許多其他地下曆史學家堅守的是他們的運動所提供的社群歸屬感。她的一些采訪對象已經成為親密的朋友，比如譚蟬雪，她經常去看她，直到2018年她去世。今年6月，在她在北美旅行時，她給幫助印刷雜誌的向承鑒打電話。她每個重大節日都會給他打電話，隻是打個招呼，聊上半個小時左右。這次是在端午節前後，這個節日特別合適，因為它根植於古代一個著名詩人屈原的故事，屈原自殺以抗議政府的惡政。
“向叔叔，”她在視頻通話中說，“人們仍然關心《星火》。沒有人忘記它。”
在一篇她的文章開頭，江雪引用了哲學家漢娜·阿倫特關於她所描寫的人物以及她自己生活的相關性的話：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我們也有權期待一些光明。這種光明很可能不是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是來自一些不確定的、閃爍的、往往非常微弱的光芒。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光芒將點燃那些人物的生活和工作，並且在地球所給與他們的時間跨度內一直閃耀——這種信念簡略地繪製這些人物的背景。 像我們這樣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分辨這些光是從蠟燭發出的光還是從熾熱的太陽那裏來的光。”
當我看到這些句子時，我被深深的感動了，因為這些句子同樣適用於當今中國任何為改變而努力的那些人：他們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嗎，還是開創性的？是蠟燭的微光，還是烈日的耀眼？
阿倫特的這句話尤其貼切，因為它是開放性的，沒有結尾。它並不意味著在困難時期工作的人一定會獲勝，因為善總是戰勝邪惡，或者其他一些陳詞濫調。但其中的暗示是明顯的：在黑暗時期，光是寶貴的，光明總是重要的。
當今許多國家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政府毫無希望，一黨專政。這些國家會注意到像江雪，或者其他那些參與反正史運動的人所麵臨的困境。例如，湖南作家譚合成，花了數十年的時間記錄湖南道縣政府在文革期間命令的法外處決，記錄了發生在道縣的湖泊、河流和橋梁上的謀殺案。然而，譚合成麵臨的結果是被邊緣化和不斷的報複威脅。電影製片人艾曉明製作了許多紀錄片，但被禁止離開中國。地下刊物《記憶》在過去15年裏出版了340多期，但其編輯經常麵臨騷擾和警察監視。
但是，這種簡單的觀點將是對這些反正史學家的生活和這場75年運動曆史的一種選擇性解讀。像其他地下曆史學家一樣，江雪仍然在寫作，她的文章在中國仍然廣泛閱讀。其他人不斷找到機會製作電影，編輯雜誌，寫曆史小說，挑戰國家的遺忘運動。雖然他們遭受迫害，他們的刊物或電影節被關閉。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回來，就像他們和他們的前輩已經做了75年一樣。
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如何衡量這些人的影響很困難。但從個別經驗來看，特別是在過去幾年裏，我看到他們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被發布和轉發。當然，社交媒體可能是一個回聲桶，（你總會看到或聽到同樣的消息）。但當我在疫情爆發的頭幾個月居住在中國時，這些反正史的敘事似乎突然無處不在，因為中國人正在尋找不同的方式來理解為何威權主義會一再出現，對整個國家構成了嚴重挑戰。
我並不是要提供虛假的樂觀主義，而是要表達我自己的現實主義觀點。我自己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在中國度過了超過20年時間。我親身在中國經曆了2010年代，這是習近平上台並實施了他的強權國家的時間。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控製從未如此緊密。這是黑暗的時刻。同時也要承認，在上世紀90年代人們所想象的“互聯網”很容易被威權國家控製，使得社交媒體更像是控製而不是自由的工具。
然而，事實是人們仍然抵抗，而且這種抵抗形式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協調，這似乎比威權政權是威權政權這種平淡無奇的觀點更為重要。事實是，獨立思考在中國依然存在，它沒有被壓垮。中國的地下曆史學家可能在巨大的陰影下工作，但他們也是我們知識界的一部分，也是更大範圍的全球對話的一部分，這個對話涉及到我們如何看待過去並創造未來。
當今這些在中國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值得我們了解，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值得了解的。他們正在創作與冷戰時期的偉大作家或電影製片人相媲美的作品 — 那些就像阿列克桑德爾·索爾仁尼辛、米蘭·昆德拉和米洛什·福爾曼的人們。值得記住的是，東歐知識界的許多巨匠在很多年裏影響有限。隻有當這些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停滯時，普通人才開始尋求理解過去的替代方式，以評估未來。
中國的一些反正史學家把他們的工作當成時間膠囊。他們知道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作品可能在中國不會自由傳播，但就像幾代中國曆史學家一樣，他們相信最終正義會勝利，有一天他們的工作會有所作用。他們希望未來的中國人知道，在2020年代，當黨似乎成功地將時鍾撥回時，中國內地的人並沒有屈服於舒適或恐懼。他們繼續寫作和拍攝。並不是每個人都屈服了。
但也有許多人相信這個時間範圍更短。他們認為，盡管中國共產黨擁有巨大的權力，但今天它也是脆弱的。
隨著中國從幾十年來持續繁榮的時期過渡到一個增長緩慢和人口挑戰的時代，許多中國人似乎渴望以新的方式來理解他們的國家。政府嚴格的封鎖導致死亡和痛苦，然後突然放鬆限製，導致數百萬人在短短幾個月內喪生。中國政府這些對待新冠大流行的政策和錯誤，打破了黨的無所不能的形象。長期以來，VPN技術已經允許人們繞過中國的防火牆，但相對較少的人會費心去使用。現在，許多中國人會使用VPN尋找被禁止的網站。
對於江雪來說，她經常在中國被封鎖的網站上發布文章，這意味著她吸引了新的讀者。她發現自己的文章經常被轉化為圖像文件，因為這樣可以更容易地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發布，因為國家的軟件更難讀取這些文件並找出敏感的詞語和短語。
在2023年元旦後的幾周，也就是中國各地爆發抗議浪潮，迫使政府放棄了其嚴苛的大流行封鎖政策之後，江雪發表了她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她向去年底領導抗議活動的數百名年輕人發表了講話。她寫道：“因為有了你們，人民在過去三年的大流行專政中所遭受的苦難才有了一些意義。正是通過大聲明確地說出你們心中的所想，你們為那些被打倒和奴役的群眾贏得了一點尊嚴。”這篇文章被發布在一個被封鎖的網站上，但很快就在Telegram、微信和其他平台上發布和轉發。她收到了來自中國的數十封電子郵件和信息，感謝她的工作
當江雪追隨她的使命時，她經常被問及她的工作是否有任何真正的意義。有一次，在我們在西安南部的山區旅行時，她告訴我一個幾年前在紐約市舉行的會議的故事。她曾經見過一位知名的記者，他離開了自己的職業，逃到了美國，經營著一家餐廳。他告訴她，她的工作在道德上有價值，但在實際上卻是無關緊要的。她真的能通過寫中國曆史來取得什麽好處呢？
當她告訴我這個故事時，她的眼睛低垂著，緩慢地搖著頭，仿佛已經失敗了。但然後她停下來，重新振作起來，以令人驚訝的堅定說話。
"但我不同意，"她說。"如果你努力嚐試，這是很重要的。我想成為一個異常社會中的普通人。"
像江雪這樣的人的成功並非是注定的。他們會變老，死去，可能會被逮捕或消失。但如果這場運動的曆史教會我們任何東西，那就是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盡管遇到挫折。我們可以看到個別的戰鬥，看到失敗。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無休止的創造循環，每當曆史被觸動時，都會有新的星火從燧石上跳起。
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級研究員，即將出版的書籍《星火：中國的地下曆史學家及其未來之戰》（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的作者，本文是從該書中摘錄的。他在中國生活了20年，並因對中國的報道而獲得了普利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