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七八碎
故鄉在哪裏
100歲貝聿銘
約定去“貝氏建築事務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采訪的那天，早春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襲擊了紐約，正擔心采訪是否會順利進行，貝建中和貝禮中卻相繼如約而至，一邊抖落身上的雨雪，一邊為眼下的不便表示歉意。謙遜，溫和，有禮，這是兄弟倆予人的共同印象。
貝聿銘給三個兒子分別取名定中、建中、禮中，又給唯一的女兒取名“蓮”，“父親給我們取的名字都很中國”，不過幾個孩子中，隻有外形最酷似父親的貝建中可以說中文。“父母當年以為我們早晚要回到中國，所以沒有特地教我們說中文。”貝建中解釋。有趣的是，在熟悉他們的建築圈裏，建中（Chien Chung）和禮中（Li Chung）的大名被提及得不多，反倒是自小父母對他們的昵稱Didi（弟弟）和Sandi（三弟）成了廣為人知的標簽。
貝聿銘的三個兒子都算是“子承父業”，去世的長子貝定中是城市規劃師，貝建中與貝禮中都成為建築師，也在早期參與過父親的很多大項目，直至1992年兄弟二人創立“貝氏建築事務所”。事務所迎麵的牆上有一幅大照片，貝建中提醒說，這是他們負責的中銀蘇州分行。從蘇州到紐約，演繹了一個家族的故事，也成為近代中國故事的一個縮影。
貝聿銘的兒子貝禮中（左）和貝建中（於楚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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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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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貝聿銘先生馬上要過100歲生日了，請問他的身體狀況如何？
貝建中：他的身體還好，不過畢竟是100歲的老人了；他還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我們每周都會去看望父親，他的狀態還好。
三聯生活周刊：貝聿銘先生回憶說，因為他的父親（貝祖詒）比較忙，他幼年時跟母親關係更親近。你們是在什麽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是西式的，還是傳統的所謂“嚴父慈母”的東方模式？
貝建中：我們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長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間說英文。父母並沒有特別教我們說中文，因為他們想早晚會回中國，到那時我們自然就會說中文了。我的父親來自上海、蘇州，所以父親會說上海話，母親來自天津，她講普通話，但有趣的是，他們都說廣東話。我到媽媽家那邊，聽他們說普通話；到爸爸家這邊，聽他們說廣東話，回憶起來很有意思。
貝禮中：我們雖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環境中長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種人際關係還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式的。我們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這都是非常東方的觀念。我們總是經常一起聚餐，即使我們都結婚了，我的母親也會在周末將大家召集起來，吃飯或是進行其他活動。母親去世後，我們依然常與父親聚會。這種親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當然，從另一方麵講，我父母都經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們英文都講得極好，可以說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國的生活，而這種適應生活環境的能力，也幫助了我父親的職業生涯。
貝聿銘全家在歐洲度假
三聯生活周刊：我知道你們的母親不但出身優渥，也同樣畢業於哈佛大學。為了貝聿銘先生的事業，她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你們的父親曾經說她是他“最好的顧問”，母親對父親的事業、對整個家庭意味著什麽？
貝禮中：我非常高興你問到我母親的事，我相信父親對此也會很開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籠罩。在我們的家庭中，父親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親的參與。我父親總是在外忙碌，那時候我們上寄宿學校，母親與我們很親，但另一方麵，又讓孩子們與父親有一點距離，以讓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親也常常將我們聚在一起，夏天，我們會在郊外一起度假。
1984年，貝聿銘（右二）成為法蘭西藝術學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獲封儀式
我的母親是非常優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從不懼怕說出自己的想法，這種直率對我父親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母親也有建築的造詣，當年在哈佛學的是景觀設計，所以她知道建築師這個行業有多辛苦。她有極好的品位，也總能將自己的好惡傳達給父親。我確定，她也幫助了父親早年間的工作，而且給予了父親極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親非常相信我母親的眼光。他們互相尊重，十分恩愛，同時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說，他們可以說是天作之合。
在時事、政治這些方麵，我母親要比父親參與得多。她非常進步，也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她認為自己有責任，也對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親更加內斂，他很少在公開場合表達意見。其實他與我母親基本上有共同的價值觀，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須對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為必須與許多人打交道。
貝建中：母親的興趣與父親的興趣相同，她對父親的職業參與得比較多，父親也相信她的眼光。從這一點上說，我不覺得母親被父親“遮蔽”。
貝聿銘與夫人陸書華
三聯生活周刊：對祖父貝祖詒還有印象嗎？
貝禮中：有印象，有印象，雖然我們並沒有共處很長時間，但我們有非常溫暖的牽係。我爺爺那時住在紐約，我們每年都能見到幾次。我祖父對待我們就像我父親對待他的孫輩一樣，非常溫暖慈愛，他總是笑嗬嗬的。
我的父親和我的女兒關係非常好，他在她麵前一點也不嚴厲，她也喜歡他，他們見了麵，總是親啊親啊……在旁邊注視這對爺孫倆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兒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今年剛19歲。她出生時，我的父親已經80多了。我當時不知道父親還有多長時間。我妻子總是陪伴他，而我的媽媽，也和我妻子非常親近。你難以想象，這麽多年我們每周都帶女兒去見爺爺。他們關係非常親，我相信我女兒是孫子輩當中與他最親的一個。
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貝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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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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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1952年，貝聿銘先生在紐約郊區卡托納（Katonah）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這是他的第一個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現代主義的建築。你們對“建築”的第一個概念是否來源於此？
貝禮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獨特。也可以說是我第一次認識現代建築和我父親工作、想法的窗口，因為我們觀察了施工的全過程。雖然我不記得我們什麽時候決定要做建築師，但我想這棟建築一定起了影響。
三聯生活周刊：與父親一樣，你也畢業於哈佛大學建築係。對你來說，成為建築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
貝禮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麵，當我最終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的老師們非常鼓勵我，因為他們看到我的才能，並鼓勵我實現它們。其實我在大學時，有很多機會去教書。當然做一名建築師最終是我的決定，我並不後悔，這是個神奇的領域。我們的經曆比我父親看起來更困難些，但我熱愛它。
三聯生活周刊：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學原本是學物理的，但後來也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建築師。這背後有什麽故事，是父親有意識地培養你子承父業嗎？
貝建中：這是一個複雜的故事。其實我很喜歡物理和數學，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計算機科學的課。我從那裏麵學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叫作“科學方法”，這與其他一些建築師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樣。當你學習“科學”的時候，它是一種非常縝密的方法論，我想這對成為一名建築師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個人都受過那種訓練。
我成為一名建築師，可能也與東西方不同的教育製度有關。當我在哈佛學習的時候，除了專業之內的課程，還要選其他領域的課。因為我對繪畫之類的感興趣，所以我也選了很多與建築、藝術有關的課——我媽媽在衛斯理的專業是藝術史，所以我也選了很多藝術史的課。我後來發現，我上了很多與建築有關的課。也許從某種角度看，我從物理專業到建築專業，有點奇怪，但從哈佛大學的角度來看，又沒有那麽奇怪。
貝聿銘在肯尼迪圖書館內留影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們成長過程中，什麽時候意識到父親是一位“大人物”的？
貝禮中：上世紀60年代，我十四五歲時，當時父親在費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設計的建築，那時就有一種非常自豪的感覺。在高中時，父親成了報紙上猜詞遊戲的人物，特別是在肯尼迪圖書館項目完工之後，他的名聲更大了起來。當時我還在寄宿學校，突然就發現父親上了頭版，每一張新聞報紙的頭版。那時學校裏的每個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親，那時我意識到為什麽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聯生活周刊：貝聿銘先生在建築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對你們是一種壓力嗎？你們是否介意外界總是拿父親的成就與你們的工作做比較？
貝建中：壓力一定是有的，但壓力不是壞事。我們並不是想與父親競爭。正如剛才說的，優勢也可能是劣勢。我是樂觀主義者，在我看來，做一名成功的建築師，必須是一位樂觀派。我習慣於看“作為貝聿銘的兒子”所帶來的正麵，而不是它的負麵。我想壓力是好事，它總是讓我們做得好上加好。
貝禮中：這是一種躲不掉的壓力，但我學會了如何與它相處。這是一個現實，我並沒有感覺父親的名聲對我而言是一個負擔。不過我非常小心地不讓自己陷入他的名聲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會“子以父貴”，但這不是我的人生觀。我以為，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在同行中贏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勵我，讓我做到最好。這的確是我唯一能做的。
貝聿銘在盧浮宮金字塔模型前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一名建築師，你們從父親身上學到了什麽？
貝建中：建築涉及方方麵麵，這也是我最喜歡它的原因。在事務所裏，我們有在某些領域非常專業的人士，但是成為一名領導者，必須要知道一切事情，當然你不必對每個細節都了解得如專業人士一樣，但建築師必須給其他人以指導，包括與他們合作的工程師，比如結構工程師、空調工程師……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師才會尊敬你。你要用足夠的知識，去挑戰他們，讓他們做得更好。
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築師是最後一個“你必須知道一切”的行業。在西方文化裏，我們稱之為“文藝複興人”——就像文藝複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他既是一個繪畫家、建築師，也是雕塑家、詩人，文藝複興時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識。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築師，我會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後的“文藝複興式的職業”。在我眼裏，父親就是這樣一位了解很多方麵知識的建築師。
貝禮中：父親的確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綜合能力。這一部分是由於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為他總是對曆史、文化和人們都非常感興趣，他為了理解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開始設計之前，他必須了解這些背景知識。我也能感受到這些，但我並沒有他這樣的能力。
父親設計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就是可以解釋這種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還有法國的盧浮宮、日本的美秀博物館……這些都要求他必須理解一種不同文化的本質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閱讀，學習，研究詢問專家，向別人尋求意見，然後再去實地勘察。他曾經去閱曆許多方麵的事情，然後提煉其中的要素。他將建築看作一種提煉的過程，它應該非常純潔、清晰，這是他的追求。
這是一種融入各種環境後發現精髓的能力，這對他做公共建築非常有幫助——父親職業生涯的大部分設計都是公共建築。我期望自己也能夠做到，但我不認為我有這樣的能力。當然，父親也非常幸運，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客戶都是非常棒的人，他們總能給他很大的空間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項目、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還有德國總理科爾、卡塔爾酋長……他們都願意讓父親可以獨立工作，父親也總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1964年12月13日，貝聿銘和傑奎琳·肯尼迪出席新聞發布會，宣布肯尼迪圖書館修建基金已達到1000萬美元
三聯生活周刊：你們會稱父親是天才嗎？
貝禮中：是的，我會稱他為“天才”。我不輕易用這個詞，但我會這麽形容他，或者說，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會不同文化的能力，還有以知識分子的方式去觀察、閱讀和探索。他總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製力，同時又很努力。他具有從現象中抽取本質的能力。有很多建築師能想出奇妙的點子，但是切入核心，將想法提純，這是特殊的才能，並不是每個建築師都能做到。他也許是唯一一個。
很多人並不能像我父親一樣欣賞曆史的妙處，他們認為新潮時尚才是建築的核心。這不是我父親的設計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築如何成為一個延續的整體的一部分，一個建築成為永恒的、持續的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們總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這些是我總會遇到的詞語。作品的力量基本卻又強大，才是持久的本質。這些詞我用過太多次，但它們真的適用於我父親的作品。
三聯生活周刊：與其他著名建築師相比，貝聿銘先生非常特殊的一點是，即使90歲時也依然非常活躍，還設計了很多作品。是什麽讓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創造力？
貝禮中：也許他的能量來自於他的好奇心，隻要你對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這樣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會想找到更好的辦法。也許是這種特性使父親更年輕了。你可以從他最近的建築中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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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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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貝禮中先生現在負責舊香港中銀大廈的翻新工作。眾所周知，你的爺爺貝祖詒曾是中銀香港分行的創始人，你父親設計了香港中銀大廈，對你來說，擔負這樣一個工作是不是有一種特別的使命感？
貝禮中：這項工程到今年秋天差不多能完工，而2017年正是中銀香港的100周年紀念。這個項目開始的契機，就是我祖父上世紀50年代主持修建了這棟建築。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這使中銀對我們而言，不像是客戶，更像是老朋友。我們非常感激中銀依然選擇我們來完成這個項目，這是我們家族的榮耀。我每次告訴父親關於香港項目的事，他都非常關注它的進展。我曾在80年代幫助他設計如今的香港中國銀行大廈，多虧了中國銀行的細心維護，這棟建築至今依然狀況極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標性建築，也是中國銀行在香港的象征。他們對這棟建築的初心和對我們設計理念的理解，也顯示了他們對我們的尊重。我父親並未對這次的項目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但他展現出的興趣和信心，和對原本設計理念的了解，讓我們知道應該如何改進這棟建築。
香港中銀大廈
三聯生活周刊：貝聿銘先生是在中國出生並長大的，東方文化的影響對他來說是與生俱來的；而對你們而言，你們在美國長大，你們如何獲得東方的文化營養？
貝建中：我們當然是典型的在美國長大的華人，但在美國長大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對中國文化不了解。我們家的情形是這樣的：我父親的大家庭在紐約，我母親的大家庭也在紐約。在中國傳統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經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會來；另外，我的父親從大學起就有很多中國朋友，他們經常聚會，吃中國餐。我想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就是從這一點一滴開始的，並不需要刻意去學。我年輕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大門還沒有打開。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個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陸的最近的地方。當然一代一代繼承得越來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貝禮中：我們並非在中國長大，我也不能說中文，我對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國的。我認為這也是我們基因的一部分。當我遇到中國客戶時，不會像西方人與中國人那樣交流和做生意。我試圖交流時更溫和，我對客戶更尊敬和友好，我試圖做到這點。因為我觀察過我父親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帶剛。
香山飯店內景（蔡小川 攝）
三聯生活周刊：當你們1992年決定從父親的事務所“獨立”出來、自己成立事務所的時候，父親給了你們什麽建議？
貝建中：之前我們在父親的事務所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我們決定自己做。我去見他告訴他這個決定，他說：“好吧，如果你決定了，我會盡量幫助你們。”但他並沒有說：“這是一個好主意！”或者“不，不，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他隻是說會盡力幫助我們。
三聯生活周刊：你們的事務所現在發展狀況如何？互相之間是如何分工的？
貝建中：我們是一家中型事務所，規模並不算很大。我有我的團隊，三弟有三弟的團隊。我們的相處原則是這樣的：我可以對他個人進行評論、建議，他也可以對我評論、建議，但我不會評價他的團隊，他也不會參與我的團隊。即使是客戶，他們也想明確地知道自己是在同哪一個“貝先生”打交道。如果混在一起，團隊糊塗，客戶也糊塗。如果說分工，我在醫療建築上麵投入得更多一些。
三聯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們的事務所有很多與中國的合同，你們會把業務有意識地向中國轉移嗎？
貝建中：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建新建築的需求非常強烈。但建築數量太少。他們建了很多標準化的建築，所以中國建築師們接受的訓練太少。用標準規模，標準的窗，標準的房子……看每個建築，都差不多。我們當時盡可能給中國帶來一些新鮮的東西，但如今，中國新一代建築師與老建築師不一樣了，中國市場越來越大。我從父親那裏學習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應該幫助中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到中國。我們希望與中國方麵緊密合作，並不僅僅是與我們的客戶，還有中國的建築師們，我們一起工作，也讓中國的建築師們了解我們和西方建築師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與父親一起參與了香山飯店的項目。40年過去了，現在中國的建築師們越來越優秀。
在我看來，建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你希望它能盡量長久。可是中國的建築物不太一樣，它們往往不會“活”很久。比如在我幫助完成規劃設計的某個城市，2013年的建築都會被認為“老”了。這很多是因為設計一幢建築時，其他因素考慮得不夠，過了幾年，就暴露出許多不合適的地方，被拆掉重建，這當然是一種浪費。
貝禮中：我們對中國有很大的興趣，希望能幫助中國發展，這是我們在中國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們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將我們的知識、技術和建築實力帶到那裏，促進中國的進步。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目睹了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建築水平確實提高了——雖然還沒有達到他們期待的那樣。雖然我們對有些做法不讚同，但我們很高興能夠在中國工作。
貝聿銘八十年代在蘇州
三聯生活周刊：外界好奇的一點是，貝家第三代還會繼續選擇做建築師嗎？如果那樣的話，將是一個傳奇。
貝建中：連續三代都從事一個職業，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故事，但事實上這很難。孩子們都長大了，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職業。
貝禮中：我的女兒剛剛19歲，她還需要學習很多。就像我父親對我一樣，我不對她施加太大的壓力，或告訴她應該做什麽。我希望她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並熱愛它。我希望能為她提供最多的機會，但她又能自主地做出選擇。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一名同行，你怎麽評價父親？
貝建中：在我眼裏，在今天這個時代，他仍然會是一名偉大的建築師，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關於建築的訓練。對一個建築師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眼界。而在我父親的建築裏，他的眼界是一種超越時代的永恒。有的建築師設計出來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這是2000年的，因為這就是他們在那個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築不是時尚，今年流行這個，明年流行那個……父親的建築風格，也是我們希望能達到的目標，就是這種超越時代的永恒。而創造偉大的經典，這才是一個建築師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