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電影《中國醫生》在武漢舉行首映禮。在武漢首映，這不奇怪，因為武漢在抗新冠中是重災區，有著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又因為很多的真實故事發生在母校附屬同濟醫院（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醫院）， 而影片又是用了同濟醫院醫護專家作為電影醫學指導，在這個大流行之初， 我們參與了給武漢的捐贈（包括同濟醫院）， 後來美國疫情加重， 同濟校友也接受了母校包括同濟醫院的醫用防護品捐助，在這場與新冠的較量中，我們與母校始終在相互的支持，鼓勵與幫助。所以我會特別的關注這部電影及其花絮。
據網上（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報道，電影《中國醫生》根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鬥爭的真實事件改編，由劉偉強執導，劉偉強、李錦文共同監製，張涵予、袁泉、朱亞文、李晨領銜主演，易烊千璽特邀出演，歐豪特別出演。武漢同濟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醫師冉曉，中法新城院區急診科護士長劉雪晴和醫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技師熊薇、護士長徐敏都曾經深入片場全程參與劇本創作、製景籌備、演員培訓、拍攝和部分後期工作。他（她）們向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講述了電影拍攝過程的點滴，最大程度地還原2020年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死競速，內容取自於網上。“導演在第一天就告訴了我們拍《中國醫生》的目的，就是要真實地記錄武漢人民、中國人民在整個抗疫過程中做了什麽，為世界抗疫拿出中國經驗。”2020年7月底，武漢解除封鎖離鄂通道兩個月後，同濟醫院冉曉等四人應《中國醫生》製片方邀請，先後抵達無錫入駐劇組，成為電影的醫學指導。“片方希望醫學指導可以滿足幾個條件：在抗疫一線工作過，最好是對新冠肺炎患者搶救工作非常熟悉的重症醫學醫生，溝通協作能力還要非常好。院方考慮到，我抗疫時間最長，又是重症醫師，對各種搶救手段非常熟悉，溝通交流能力比較強，人也熱心，就推薦了我。”冉曉醫生告訴健康時報記者。8月1日起，專家組開始為期兩個月的演員封閉式培訓，根據疫情期間醫務人員的相關培訓視頻和課件，製訂了詳細的培訓計劃。後期進組的每一位專業演員，來到劇組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們的專業醫學培訓。“拍攝用的重症病房是在影棚裏搭建起來的。我們到現場後才發現一部分醫療設備已經過時了，呼吸機、透析機、ECMO（體外膜肺氧合）等設備不符合現代醫療水平的實際情況，於是馬上就列出了一些所需醫療設備和藥品的清單，幫助片方聯係廠商外借了這些設備。”冉曉說。劉雪晴透露，為了使劇情真實，編劇團隊前後去了金銀潭醫院三次，武漢剛剛解封就開始了浸泡式的走訪，對大量抗疫醫護做了訪談。
“不止如此，每個單元培訓後，每一位演員都需要進行專業考核”，冉曉和劉雪晴說，為了幫助演員們最快學習醫學知識，他們根據第一批演員培訓的課程，製作了適合演員內部培訓的《醫療專業課程指引》，書中以圖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現了影片中所需要呈現的基本醫學操作，供演員們反複揣摩練習，這也成為《中國醫生》的專屬培訓教材。“病房裏麵所需的物品、醫療物品、擺放的位置等都需要一一確定。從專業培訓到醫院場景搭建，每個細節都不能錯過。”為了還原抗疫的真實場景，進入劇組後，醫學指導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協助劇組按照真實醫院建造標準1:1打造拍攝場景。在疫情期間負責醫院感染管理的徐敏和熊薇接力按照院感的要求，對劇組拍攝過程中的醫療場景嚴格把關，“力求每一個動作都符合醫學常識，比如洗手、防護用品的穿脫流程，物品表麵的消毒方法……幾乎每一個動作我們都反複要求練習。拍攝場地中每一件醫療器械的擺位也都要嚴格檢查。”但麵對故事真實與藝術加工的矛盾，專家們多次與導演組起了衝突。“導演組為了追求醫學的專業性，無論是劇本、拍攝、製作，還是導演、主角、化裝組、道具組、群演，都死嗑每一個細節、情節。但有時，導演組也希望在情節上加入一定的戲劇衝突，比如通過病人的情緒和語言展現更大的藝術張力”，劉雪晴認為，根據病人的病情，在一定情況下他可能已經無法表達自己的情緒了，這時兩方麵就會出現一些矛盾。“其實前期的劇情經過多次打磨，我們已經盡量地還原真實。但有時為了電影表達的需要，導演組會加入一些新的劇情，此時我們就會用醫學的專業來進行考量。”冉曉說，有一次，他們甚至跟導演直接起了衝突。但是專家們從醫學角度給導演組做了解釋，導演組還是接受了大家的專業醫學意見。不僅如此，醫學專業指導小組還形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拍攝結束後，要討論一下當日拍攝過程中是否還有遺漏的問題。為了讓電影在後期製作過程中減少硬傷，四個多月的跟組中，他們每半個月都會形成一份書麵的醫學指導報告發給製片方，提出專業建議。“我們會目不轉睛地盯著顯示屏，保證電影中每一步都接近真實醫療場景。如果某個演員操作手法不準確、說話語氣不對、物品擺放位置不對，導演就賦予了我們立刻喊停的權利。經過反複打磨，剪輯之後的畫麵非常真實。”冉曉回憶，“袁泉對自己要求很高，每次開拍，她都會讓我站在攝影機旁監督她的表現，確保沒犯錯她才安心。易烊千璽每次操作前都會反複和我溝通：‘冉老師，我這樣做對不對？能不能做得更好一點？’”
拍攝中易烊千璽練得最多的就是插管，拍攝間隙一有空就會練。劉雪晴介紹，袁泉飾演的是一名ICU主任，她堅持基本操作自己都要掌握。CRRT（連續性腎髒替代治療）、ECMO（體外膜肺氧合），這些設備操作並不是所有醫生都會，但身為一名演員的袁泉都學習了，並且掌握得很不錯。博主補充一下，醫護們也不要謙虛，幫他們也是大大地提高電影的真實性，可看性及質量，以前電影常常被說是太假， 比如打手槍，常常是單手握槍，眼睛不瞄，甩出就射， 就不太專業， 雖然電影藝術是藝術，但藝術是建立在基本之上的升華。2020年武漢的ICU病房，寫滿從晦暗中走向光明的艱辛，冉曉就是堅守到最後的醫護之一，被大家稱做“ECMO小王子”，這個稱號也沿用到了劇組。“我也算是半個演員了，”冉曉告訴健康時報記者，自己在電影中的另一個身份是“手替”，在《中國醫生》中，為了體現醫學的專業性，一些演員完成不了的一些複雜的手部操作，都是由他完成。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武漢收治了大量的危重症患者，電影聚焦的就有這一類患者。此時，氣管插管、呼吸機、血液透析、心肺複蘇、ECMO等設備都必須派上用場。但由於演員並非醫學專業人士，主要是完成一些基礎的醫學技能，這類高難度操作就很難完成。冉曉介紹，從一個醫學生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麵的臨床醫生，至少需要10餘年的時間。要學會這些操作並不容易，自己曾經模擬練習靜脈穿刺的時候，有連續幾次紮到手指流血。後來老師在旁邊一直鼓勵自己，又反複地觀看操作視頻，慢慢地才擺脫了陰影，逐漸熟練。也正因此，他對劇組演員們的專業態度非常欽佩，“對於我們來說，希望還原的是醫療本身的真實，而對演員們來說，還需要表達情緒的真實。”“穿上防護服身體不適時，你們是怎麽堅持下來的？碰到無法挽救的病人，你們的情緒會爆發嗎？”……拍攝中，演員們時常會追問他們在疫情期間的真實故事、真實情緒，他們試圖最大程度地展現當時的“他們”。因為他們也同劇組的老師一樣，希望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無限接近真實的抗疫現場，這也將成為自己抗疫的另一種記錄。“其實我們是幫他們來演我們自己，所以我們也要做到精益求精”，幾位醫學專業指導紛紛表示，他們很榮幸全程參與《中國醫生》，能用自己的專業協助並見證了一部抗疫史詩大片的誕生，也希望以這種健康傳播的方式，讓醫學歸於大眾。7月4日，《中國醫生》劇組重回武漢，一百多位武漢抗疫一線醫護人員成為了首批受邀觀影的人。“電影從頭看到尾，我的眼淚一直沒幹過。”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危重症科主任、湖北“疫情上報第一人”張繼先在看完電影後紅著眼說。“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成員、副主任，金銀潭醫院原院長張定宇則沉默了幾秒說，“這個催淚彈，把我們拉回到戰鬥歲月。”影片中，張涵予飾演的張競予院長，其角色原型就是張定宇。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拍成電影，張定宇自嘲電影裏“張院長”的壞脾氣是屬於他的，果敢和英雄的特質則是屬於全中國所有醫院院長的。“我們倆名字就差一個字，都是1963年12月出生的，我比院長大3天，在我心裏他是真正的男子漢。但人物原型坐在下麵看影片，我這個演員還是非常忐忑。”張涵予話音剛落，張定宇就馬上給張涵予吃了一顆“定心丸”。他笑著告訴大家，張涵予在去年10月份來漢，和他一起待了三四天，一起開會、查房、同吃同住，讓自己真正走進了一個醫生的世界。本博主與張定宇還是同濟同級醫學係校友，一個是三大班，一個是一大班， 為有這麽一個傑出校友，很是驕傲， 還記得去年在武漢抗新冠正激烈的時候，編者代表海外同濟校友邀請到張定宇院長在百忙之中給我們做了一個新冠治療網上講座， 我們非常敬重張院長，無論是人品還是職業方麵， 電影中以他為原型絕對是名副其實， 隻是恐怕電影隻能反映出一部分他的真實麵。
“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定宇和演員張涵予在武漢發布會現場。受訪者供圖張涵予所飾演的張院長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而是一位脾氣有些暴、毫無領導架子的院長。疫情最凶險之時，他力排眾議，頂著壓力接收源源不斷的病人；麵對同行質疑，他會大吼“老子的醫院沒有問題”，奮力維護醫院和同事；在得知罹患新冠肺炎的愛人病情加重時，他哭著呼喚愛人要挺住，“我這輩子就是賴上你了。”這樣的張院長，是鐵漢，更有柔情，比新聞報道裏更接地氣。一場抗疫是一群人的努力，這背後，是武漢所有醫護人員不問回報、不計後果的殊死搏鬥，也是42000多名援鄂醫療隊的心頭永遠抹不去的一束光。冉曉認為，“中國醫生”四個字，代表的不僅僅是醫生，更代表了所有投身於這場疫情的人們，以及生命至上、救死扶傷的精神。“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說，這部電影是迄今為止醫療呈現非常規範和專業的一部影片。電影對醫療場景、醫療技術的熒幕展現，可以說都是教科書級的。”“這部電影反映的不僅僅是中國醫生對抗疫的貢獻，更是整個中國人民的抗疫史。影片不僅僅告訴大家中國的醫生做了什麽，更要傳遞的是，在整個的抗疫過程中，中國人民做了什麽。”劉雪晴說。
電影的主題歌：我們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