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塞勒
劉以棟
諾貝爾獎年年有人得，今年（201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隻有一個人，就是理查德-賽勒。我喜歡塞勒，是因為他的研究成果比較人性化，也喜歡他的人性化的個人經曆。
塞勒得了諾貝爾獎以後，介紹他的文章很多，但我感覺那些文章都比較學究味，所以就編譯一篇我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塞勒1945年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他爸爸是普天壽保險公司的一名精算師。他媽媽以前是一名老師，後來辭職在家全職帶孩子。塞勒是家中老大，他還有兩個弟弟。我目前還沒有看到介紹他父母的文章，但是做老師的媽媽對他的教育應該有比較正麵的影響。老師一般比普通家長更有耐心。我以前一個同事的母親是個老師，然後他說他不喜歡當老師。我問他為什麽，他說，老師要成天說：約翰是個好孩子！這個教育理念跟中國教育理念有些差異。中國家長和老師容易關注孩子的缺點，期望 孩子去 改正缺點。而美國老師容易找孩子的優點，並且不停地表揚孩子。這樣對孩子的自信心的培養很有幫助。
塞勒就讀的大學，是位於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凱斯西部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凱斯大學在美國排名不是很靠前，50年前排名應該比現在強，但肯定也不會排名太靠前。塞勒本來想學心理學，但是後來擔心學心理學找不到工作，就去學經濟學，並取得學士學位。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本科上什麽大學也不是特別重要。塞勒從凱斯大學畢業，不一樣可以得諾貝爾獎嗎。
塞勒大學畢業後，感到自己會是一個很糟糕的公司員工，所以就去羅切斯特大學念了碩士（1970），然後又念了博士學位（1974）。
博士畢業的塞勒，找工作並不順利，所以就留在羅切斯特大學教書。他的簡曆上寫著是教授，但我估計不是終身教職（Tenure Track）。
這段時間，塞勒做了一件驚天地， 泣鬼神的一件事。塞勒的研究興趣是關於人在做決策時的非理性現象。這些現象不能用當時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與此同時，他了解到以色列的兩位心理學家在做“人的決策方麵的心理” (Human Decision-Making)研究工作。當他得知這兩位心理學家，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和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將到斯坦福大學做一年研究時，就通過一切途徑（by hook or by crook)，勸說羅切斯特大學讓他離開，並想方設法找來資助，讓他去斯坦福大學去跟那兩位心理學家一起做研究工作。
塞勒不懂心理學，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不懂經濟學。當他們來到一起時，智慧的火花產生了，那就是現在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 的誕生。
在這三個人裏麵，卡尼曼和塞勒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並建立了終身友誼。特沃斯基去世比較早，跟諾貝爾獎無緣。
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Laibson）後來評論說，塞勒為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起了關鍵作用。他是經濟學和心理學之間的橋梁。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幾個行為經濟學的例子。
沉沒成本謬誤 （Sunk Cost Fallacy）。在一個暴風雪的夜晚，你願意冒著生命危險開車去看一場免費音樂會嗎？在同樣的天氣情況下，如果你已經買了音樂會的門票，你願意不去音樂會而讓你的票作廢嗎？從經濟學的角度，這兩種情況的成本是一樣的，但是，更多的人會選擇不去免費音樂會，卻不願意讓自己手中的票作廢。
這樣的情況我有一個切身體會。我們銀行的客戶經常給銀行送一些免費票。一次，我得到兩張籃球比賽的票。那天中文學校結束後，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我咬咬牙，就沒有去看比賽。同一天，我們中文學校的理事長開車去芝加哥，路上發生嚴重車禍，他太太落下終身殘疾。如果我是自己花錢買的票，我可能就去了。
禮物效應（Endowment Effect)。同樣的一個咖啡杯子，大部分人隻願意付三美元去買。但是，如果這個杯子是別人贈送的，人們要等到出價升到六美元時才會願意賣。 從使用價值的角度，價格應該是一樣的。 千裏送鵝毛，禮輕人意重，應該也是這個意思。
精神記賬（Mental Accounting）。假設 你帶200美元去賭場。當你贏了200美元以後，你把400美元分成兩個200美元，留下本金200美元，用剩下的200美元去賭。當你輸光那200美元以後，你並不感到難受，因為你感覺那錢本來就不是你的錢。 雖然事實上你還是從400美元少了200美元。
這個假說讓我想起一件小時候的事。當時村裏開大會，我的一位本家侄子在會上講賭博的危害時說：贏錢不耐用，輸錢大窟窿。我那位侄子的父親自己就好賭，所以他應該深有體會。贏來的錢，經常大手大腳花掉了；輸掉的錢，卻需要用別的方麵的開銷來彌補。可惜我那位侄子不是經濟學家，那時中國大學開門辦學，也不需要經濟學家。
以上的這些例子雖然有點別扭，但是實驗證明它們在人們生活中經常發生。塞勒說，大部分人有類似的人性弱點。
在過去20年裏，行為經濟學已經被社會和經濟學界廣泛接受，但是在40年前，情況卻完全不一樣。
塞勒被經濟學並不特別強的康奈爾大學聘為教授以後，還得經常擔心是否能拿下終身教職。
卡尼曼後來說，塞勒的聰明、幽默和彬彬有禮等個人品質，對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大有幫助。雖然很多人不讚成他的經濟學觀點，但卻喜歡塞勒這個人。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善待塞勒。塞勒1995年申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職位時，就遭到米勒（Merton Miller) 教授的強烈反對。米勒教授當時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界的重量級人物，199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是在塞勒正式變成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以後，米勒在樓道裏遇到他，也從來不正眼看他一眼。
這也是芝加哥大學的高明之處。雖然塞勒跟米勒的經濟學觀點完全相反，但是大學能不顧米勒的反對，把塞勒招聘到那裏工作。芝加哥大學能有那麽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跟它的這種開放學風是分不開的。
跟米勒不同，芝加哥大學另一位市場合理性教授，有“市場有效性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之父之稱的尤金-法瑪（Eugene Fama) 卻是塞勒打高爾夫球的搭檔。法瑪2013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倆的經濟學理論觀點截然不同，卻可以一起打球。 他們的球友還有《魔鬼經濟學》 (Freakonomics)一書作者史蒂文·萊維特（Steven Levitt)。我認為萊維特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僅是時間問題。
在過去的25年裏，行為經濟學不僅被經濟學界廣泛接受，也為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認可。先後有六個人(George Akerlof, Robert Fogel, Daniel Kahneman, Elinor Ostrom, Robert Shiller, and Richard Thaler) 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占全部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獎人數的 6%。塞勒和席勒（Robert Shiller) 還同時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主席。
斯坦福大學的合作，不僅使得塞勒和卡尼曼 結下了終身的友誼，也開啟了他們事業上的相互提挈。卡尼曼 在他的暢銷書《思考，快和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強烈推薦了塞勒的書，《微調》（Nudge，國內翻譯成助推）。而卡尼曼的書，則是在塞勒的多次勸說下完成。卡尼曼認為，沒有人會願意去看他的書，所以他至少有10次打算半途而廢，不願意再寫下去。但是，每次卡尼曼放棄以後，塞勒都勸卡尼曼繼續寫下去，結果卡尼曼的書成了暢銷書，銷售超過一百萬本，連卡尼曼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把那本書找來看看，書的內容非常有見地。
卡尼曼2002年獲得諾貝爾獎時，帶著塞勒一起去領獎。後來卡尼曼（1934年生）年紀大了，就經常跟塞勒說，你要趕快得諾貝爾獎，這樣我在有生之年才能跟你去領獎。今年塞勒得到獲獎通知後，第一時間給卡尼曼打電話。可惜卡尼曼睡覺未起，隻好留下錄音。他們年底會一起去領獎。
或許有人認為諾貝爾獎的事跟自己很遙遠，事實上塞勒的研究工作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微調》一書的另一位作者（Cass Sunstein, 哈佛法學院教授)就曾經在奧巴馬政府任職，製定相關政府政策。2010年英國前首相根據塞勒《微調》一書的想法，建立了微調辦公室（Nudge Unit)。瑞典政府曾經跟塞勒討論儲蓄計劃。
結束此文時，我想講兩個簡單的故事，也算報答大家的閱讀時間。
故事1： 說一個飯館賣早餐。兩個收銀員在收錢。一個收銀員總是問客戶，你要不要雞蛋？另一個收銀員總是問，你要幾個雞蛋？結果第二個收銀員，每天都會多賣出去許多雞蛋。
故事2：美國公司裏麵鼓勵大家為退休儲蓄。塞勒建議，與其動員大家儲蓄，不如每個月自動把員工的工作扣下一部分去儲蓄，除非員工自己去把儲蓄部分改成0%。研究表明，通過這個途徑，員工的儲蓄率大大提高。
下次你去餐館吃飯時，如果服務員問你要哪種飲料，那麽她就用了塞勒的行為經濟學技巧（其實你可以不買飲料）。
今年是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一30周年（1987年10月19日）。現在美國股市處於曆史高位，塞勒說他對美國股市比較擔憂，我表示讚同。股市處於曆史高位時，大家感覺很好，其實風險很高。股市暴跌以後，大家感覺糟糕，其實風險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