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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四)

(2015-06-30 10:08:21) 下一個

1956年,是我們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最後一年。

第四章
 
反右運動再次遭整肅


 1956年不僅對父親來講是相對平靜甚至感覺較好的一年,對全中國來講,那一年也是中共掌權以後相對風平浪靜的一年,劉賓雁這樣描述,“在政治運動不斷的暴風驟雨之後,忽然間輕鬆起來了,實行了改善知識分子地位的政策。男人穿起了西裝,女人能穿彩色衣裙塗脂抹粉了”。但是,同年在匈牙利發生的布達佩斯起義(中共稱其為“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之後,毛馬上將其定性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掌權不到十年的中共,意識到此前的幾次政治運動,令相當一部分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心懷不滿,這種不滿積聚起來就會威脅中共政權,於是,一場大規模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的陰謀開始醞釀。

這場反右運動一開始並不稱作反右運動,而是稱所謂“幫助黨整風”,給黨員幹部提意見,連毛澤東都疾呼“大鳴大放”,似乎共產黨真的要汲取人民的意見,真的要痛改前非,誰想得到那是一場公開的欺騙,一場卑鄙不堪的政治謀略,中共自己恬不知恥地稱之為“引蛇出洞”。父親一介醫生,哪裡懂得這些骯髒的政治伎倆,那一年,他還沉浸在運用針灸治愈越來越多病患的喜悅中,風塵僕僕地到處取經,與院外有經驗的針灸師交流經驗,毫不察覺一場狂風暴雨即將來臨。

據母親回憶,父親其實已經從三反運動領教了共產黨的蠻不講理,所以,一開始的大鳴大放父親完全不予理會,直到醫院黨委派人來,特別跟父親談話,說你是高級知識分子,有責任幫助黨整風,給黨提意見,而且三反運動中你被誣陷成大老虎,你心裡一定有所不滿,那就說出來嘛,幫助我們改正錯誤、輕裝前進嘛。此人一臉誠懇的樣子,令天真的父親輕信了他,答應出席小組鳴放。當時,母親可能是出於女人的敏感,回家後便勸說父親不要相信他們,會上千萬不要講話,父親反倒認為母親太過謹慎,說人家那麼誠意拳拳,怎麼可能有問題。

1956年6月3日,空軍後勤部醫院組織了小組鳴放,那天,父親毫無顧慮,將所有不滿全部宣洩出來,他一邊說,有人便一邊記錄,那份記錄後來就成了父親的罪證,並塞入他的檔案。下麵就是這份記錄的主要部分:

三反時,我在民升醫院,運動開始,先整一個會計,以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什麽?死得不清楚,臨死前他還同我說,他沒什麽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難過。當時無人為他說話,說他是畏罪自殺,以就輪到我頭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麽罪狀都有了,對我採取了各種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又將我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準我和家裏通信,四個人監督,不準動,不準說話,一天隻給兩個窩窩頭吃隻準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準,我的腿都腫了,也不準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真是有苦難說,還逼著我十二歲的女給我寫信,叫我交代,不承認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麽?多殘酷!不是人的滋味。不過,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此時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中國不隻是我一個人,而是上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有的人得了神經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種現象。上海重慶的朋友談他們那裡三反肅反,也有這種情況可見不僅是我們這裡一個地方這樣。

憲法已頒布,而肅反何嘗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有人說國民殘酷,而共產黨又怎麽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希望運動本著良心,和風細雨講道理。有的同誌被整之,在適合的場合下應該給摘帽子,我的貪汙帽子,至今還沒摘掉。用口袋來對待知識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應該給他們摘帽子,不然子孫都要背上一個包袱。希望領導上注意團結,過去損害了許多同誌的尊嚴,這主要是個運動把一些幹部弄得頭暈了。

共產說話不算話,民航局邀請我來是當院長,有小汽車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三反,我成了普通醫生,連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現在我不是共產員,當院長是不可能了,就連進修也去不了,因為我既非員又非軍人。肅反也是,弄得一塌糊塗,侮辱人,我很同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麽遭遇。

從這份記錄中可以看出,父親因受到上級領導的“誘導”,先從三反運動說起,提到一名醫院的會計,因受三反運動的整肅,承受不住巨大壓力而自殺,這名會計自殺前曾經跟父親說他沒有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醫院絕大部分人懾於中共的淫威,沒有人敢提出疑議,都附和著領導說那會計是“畏罪自殺”,但是正直善良的父親表示這裡麵可能有冤屈,對於那會計過早結束他的生命,父親寄予極大的同情,還表示非常難過。

然後,父親就開始力控當時他是如何無辜受到非人性的虐待,把他“打成大老虎”,這個“打成”即是誣陷,沒有任何理由、任何證據地強逼父親承認是貪汙分子,而“大老虎”則是當時三反中貪汙分子的別稱。這種誣陷行為,其實早在中共延安時代就已經存在,建國以後一個個的政治運動,不過就是延續本來屬於黨內的紅色恐怖。但作為醫生的父親,一生清廉正直,不要說貪汙,那些見不得人的齷齪事情,他恐怕連聽也沒聽過。中共將父親非法關押達一個多月,其間不準和家裡通信,而且限製飲食、限製講話、限製清潔個人衛生,甚至限製如廁,還派四個人看守。後來,他們帶父親到上海對質,這才真相大白。

上一章講到父親的這段冤屈,曾提到雖然真相大白,但父親莫名其妙地還是被降薪降職,原因是父親當時的態度不好,即拒不承認是貪汙分子。我從父親在小組鳴放的發言中發現,直到四年之後的反右運動開始,父親的貪汙帽子依然未摘掉。也就是說,中共將父親無辜打成所謂貪汙分子,卻一直沒有任何解釋,或予以改正,而在半年後再給父親戴上右派帽子。如果說1979年空軍黨委曾給予父親右派問題以改正意見(即所謂平反),而三反運動中父親被冤作貪汙分子的帽子,至今60年,中共卻未曾有過任何口頭或書麵道歉,更不用提賠償了。

母親一直都記得1953年三反運動之前父親的工資是300元人民幣,運動過後雖父親受到誣陷,卻遭受降職降薪,這一降就再也沒有恢復。1979年我去空軍後勤部交涉有關父親右派改正問題的時候,除了用手抄下那份改正意見之外,我還向他們提出賠償。粗略的計算,以每個月欠資150元人民幣為例(實際不止150元),從1953年算起,到1976年父親退休,共計4萬多人民幣,若以現在的幣值來算,恐怕有百萬之數了,那個接待我的空後政治部幹部有些尷尬地說,現在剛改革開放,我們還沒有這筆錢來賠償,雲雲。這個完全不講法製的共產黨,令此事至今沒有下文。但我們卻不會忘記。

另方麵,從這份記錄中可以看出,父親具有非常可貴的正義感,在小組鳴放會上他不僅談了關於自己三反運動的冤案,還談到了在這種殘酷的整人運動中,全國多少無辜的人們因此而失去生命,邊說邊痛哭流涕。父親一向性格堅強,從不會向邪惡勢力低頭,在1953年的那場運動中,即使受到巨大的壓力,甚至要忍受各種刑罰,被非法監禁一個月之久,父親也沒有低頭,更沒有留下一滴眼淚。然而,當他談到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人死去,父親忍不住悲從中來,留下同情的眼淚。

如今60年過去,中國的情況仍因中共的獨裁統治,人權一直沒有得到改善,令當年的父親留下熱淚的死人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中國的老百姓經歷了這半個多世紀的磨難,彷彿已經麻木,試問,如今還有什麽人、還有哪個知識分子或醫生可以像父親那樣,為無辜死去的人們,掬一把熱淚?

除了這份政字019號文件中所提到父親的右派言論外,母親還曾告訴我,父親對當年中共一麵倒向蘇聯學習一切的政策也十分不滿,並在大鳴大放會上指出,蘇聯有很多方麵是不及美國的,父親說他剛從美國回來不久,汲取了那邊醫院的很多經驗,包括醫院的建製和規章、製度等等,並且很事實求是地說,蘇聯可能有他們的實際情況,但我們不應該盲目照搬。父親還說到蘇聯醫院的製度並不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在醫院建立共產黨的支部,更是完全沒有必要,因醫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隻要有專業的院長即可,不懂得醫療專業的黨員有什麽用呢。

當時這番話很是刺痛在座的中共黨員,那時的中共與蘇共情同兄弟,全國城鄉一切向蘇聯看齊,甚至連俄語也成了全中國的熱門語言,不知多少英文教師被迫改學俄語,英語則被視作帝國主義的語言,這一僵化政策想不到在反右後僅三年之後,因中蘇之間的反目而迅速改變,可是父親當時的言論卻被視為極右言論。

父親在這次反右運動中,被劃成極右派,這個“極”字說明了中共對父親在小組鳴放之所言,非常惱怒、憤恨,也說明了父親之所言刺痛了中共。我曾談到父親是一個完全不懂政治為何物的醫生,對共產黨(甚至國民黨)一無所知,所以他才心無城府地將心中所想講出來,他說共產黨對人民太殘酷,對知識分子虐待,全國幾千幾萬的人們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還有人得了精神病。父親更清楚地指出,有人說國民黨殘酷,共產黨又怎麽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麽要這樣對待?

父親其實說的都是真相,甚至這些話拿到今天來看,依然有其價值,經歷了這幾十年,中共的本性從來沒有變過,從毛澤東反右之後人為製造出來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及至中共自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從鄧小平拒絕政治改革,在天安門用坦克槍彈對付青年學生;從江澤民瘋狂鎮壓法輪功,在全國甚至海外發動的一場群體滅絕迫害;沒有一次不是犧牲善良人民的性命,從而維持他們的政權。

經過了1953年的三反運動,父親彷彿對中共的政治手段有所初識,他儘管在那天的小組鳴放上講了那麼多的話,最後,父親還是講了這樣的話:


       “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麽待遇。”


可見父親已經在心裡有了不祥的預感,但他還是勇敢地講出來,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從來做事為人都是坦坦蕩蕩,敢於承擔,從他青年時代便是如此,大學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初期,本可以留在他的出生地香港過相對安逸的生活,但他自己選擇北上,在上海防癆事業上闖出一番事業,然後全家遷居到北京,支援首都的醫療工作。在父親的心目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為了當年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民,四年前的三反運動,他被無辜打成大老虎,如今的這場來勢兇猛的反右運動,父親卻完全想不到他的結局竟然是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更要離開家人、離開北京,到三百裏之外的承德地區接受改造。

根據空軍黨委改正意見的文件顯示,1957年的所謂大鳴大放是在6月,四個月以後的10月,空軍黨委便發出了正式文件---黨秘字01714號,將父親判為極右分子;次年,即1958年4月,由空軍總政治部批示,撤銷父親的原有職務,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這個“地方”就是河北省承德地區的灤平縣,所謂“留用察看”,意即監督改造,在沒有監獄圍牆,並且遠離家人的窮山僻壤接受改造。而且將父親本來的衛生技術5級降為醫生三等10級,父親從來沒有出過任何醫療事故,更沒有違反任何規章製度,僅僅是在中共的誘導下,講了實事求是的話,就被懲罰至此。那年,與父親遭到同樣災難的知識分子,數以百萬計。

而所有這些過程,完全沒有經過法院審理,當然更沒有徵求父親的意見,活生生地把我們的家庭就這樣拆散了。當時我還不到十歲,父親離開北京的事情,我完全沒有記憶,隻是從那時起我失去了父愛,並且備受歧視,不得不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

母親在我長大以後告訴我,父親被劃了右派後,曾經被關押過一段時間,與三反運動時一樣,不準回家、限製自由,還要自我批判,父親在這種隔幾年就搞一次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他用剃鬍子的刀片割傷自己的頸總動脈準備自殺,鮮血汩汩流了一地,他昏了過去,不久被人發現,救起。這是父親自三反運動以後的第二次自殺,如果不是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壓力,和難以承受的屈辱,堅強的父親斷不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在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同一時間,我還有三個舅舅和兩個姨夫也被打成右派:大舅梁其琛,上海第二醫學院胸外科手術專家,外科學專家,二級教授,1932年便已獲得齊魯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四十年代曾與父親同往美國學習進修;舅舅梁其田,1949年前曾為上海南京電影院和美琪電影院的經理人;舅舅梁其昌,與我家關係比較密切,他當年在北京中央水產部任高級工程師,舅媽曹青霞當年在上海曾是母親手下的護士,後來跟我們一起移居北京,更與其昌舅成婚。1957年,舅舅被打成右派後,行政級別降兩級,更被逐出北京,先是在湖南洞庭湖漁場勞改,後又被遣送至環境更為惡劣的西北寧夏勞改。

1960年中共在寧夏發動“雙反運動”,其昌舅竟被無端誣陷為貪汙罪犯,判刑七年,並被關入監獄。我這個舅舅性格剛烈,不能容忍這莫須有的罪名,加上監獄環境極端惡劣,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本來隻關押150人的地方,竟關押了1000多人,每天病的死的達十幾人之多,舅舅後來跟我說,與其在這裡等死,不如冒險跑出去,於是跟其他獄友相商逃獄,不幸未能成功,被抓回後又被加刑兩年,變成九年徒刑。一年後,舅舅又再策劃逃獄,這次共六人趁夜間出逃,卻被哨兵發現,開槍追擊,結果有兩人受重傷,舅舅雖未受傷,卻被抓回監獄,並上了重達18斤的腳鐐,關禁閉八個月之久。當時,舅舅和舅媽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舅媽為了兩個孩子的生活,也為了她自己能保住那份護士的工作,哭求舅舅離婚,無奈之下他們離了婚。這第二次的逃獄,又給舅舅帶來加刑一年的處罰,變成十年徒刑。

舅舅在寧夏監獄服刑,唯一有通信來往的親人便是他的姐姐,即我的母親,當時外公外婆在香港,每次來信都要問舅舅的情況,母親既要寫信安撫二老,又要寫信給舅舅,讓他好好接受改造。當時所有的信件都要被檢查,母親每寫一封信,都要防備字裡行間可能被人抓到的把柄,除了寫“好好接受改造”之類的字眼,也沒什麽可以寫的了。逃獄兩次,徒刑從七年加至十年,舅舅的事終於瞞不住外公外婆,監獄方麵最後做出讓步,減刑五年,也就是說文革初期舅舅便得到釋放,但是像他這樣的勞改釋放犯,唯一的出路隻能是留場就業,意即留在原本的勞改農場就業。舅舅完全沒有選擇,因為他的身份,不可能有任何單位接受他。

我這個舅舅勞改釋放後,曾經回過北京,總是想找已經離了婚的舅媽和孩子們,在當時一片紅色恐怖的壓力下,母親勸他死了這份心,但舅舅當然牽腸掛肚,死不了那份心。那時母親為了自保,每當舅舅來京,她怕街道積極分子說三道四,舅舅到了我家,母親便刻意和他上街,給他買些食物及日用品,安排他在附近的公共浴池過夜。當年舅舅隻有四十幾歲,遭受這樣的待遇,真是可憐。1979年舅舅終於摘掉右派帽子,並與舅媽見麵,在我的見證和推波助瀾下,他倆跨過二十年的苦難,複婚了。這是我的具有傳奇意義的右派舅舅----梁其昌的故事。

還有一位姨夫,稽成武,福建農學院教授,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太太梁其德是母親的妹妹,因兩姐妹境遇相同,時常通信互訴衷腸。而他們的子女也都受父親右派的牽連,升學、就業都受到影響。

另一位姨夫,楊烈,上海復旦大學研究莎士比亞詩劇的翻譯家,他的太太梁其英是母親的大妹,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這兩夫婦是我們家所有親戚關係中唯一的共產黨黨員,四十年代還曾被黨派到日本從事地下工作,四九年後兩人均在上海復旦大學工作。姨夫楊烈被打成右派,原因卻是他五十年代初與他的秘書發展了一段婚外情,並誕下一女,姨媽強烈不滿,於反右運動中揭發丈夫所謂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將夫妻問題升為政治問題。大概身份是黨員的關係,楊烈一直留在復旦大學,未遭勞改或解職。而他的秘書則被遣送到新疆,不準回上海。楊烈從此與女兒共同生活,與姨媽雖在一所大學,卻視如陌路人。


1957年的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我家便有六位被打成右派,受到影響的親屬及家人達四十多人,受株連者則超過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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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安雅雲 回複 悄悄話 請轉去幾曾回首壇。好奇在這些事實麵前他們的反應。
謝謝分享!
祝新年快樂!
俺明兒再接著往下讀。
pc123 回複 悄悄話 謝作者,敬佩您父親。您一家真是被中共迫害摧殘至極。當時的三反五反反右的確哀鴻遍野屍橫各界,中國舊式知識分子在共匪精心設陷策劃的殺人“運動”中悲慘陷落,從此一蹶不振:秀才遇匪,有理難言。如今一代冤魂已逝,推翻中共匪幫拯救民族的應該是下幾代年輕人的重任了。但從像您父親這樣正直無邪的前輩身上,他們應該可以得到精神與道德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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