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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德國人
正值夏日午後，在德國國會大廈，柏林柔和的陽光透過巨大的玻璃穹頂照射下來，越過沿螺旋形斜坡上行的遊客，灑落在議會大廳中。半數議會成員的座位空無一人。講台上站著一位身材矮小、略有些駝背的身影，穿著紫紅色上衣、黑色褲子，頂著鋼盔般無色的頭發，正在念活頁夾裏的講稿。她就是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乃至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女性。此刻，她正竭力讓自己的演講不那麽死板無趣。
“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作為聯邦政府，我們已經出台了三項措施，”默克爾盯著活頁夾念道。她的講話單調沉悶，像是在引導聽眾將注意力轉向別處。“除了第一項，即有針對性地對烏克蘭給予支持，第二項舉措是不斷嚐試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與俄羅斯方麵的對話危機。”多年以來，當眾講演給默克爾帶來的痛苦顯而易見，這雙手要怎麽放，尤其叫人心煩，最終她學會了將指尖聚攏成菱形，放在肚子上。
德國國會大廈是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在，德皇威廉一世和總理奧托·馮·俾斯麥的授意下修建的，當時，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正在歐洲大陸首度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軍隊將德國國會大廈視為第三帝國的象征，在柏林戰役中，把它定為頭號攻擊目標，實施強攻。一張紅軍士兵高舉蘇聯國旗站在樓頂新古典主義雕塑中間的照片，成為德國落敗的標誌性形象。
始建於1961年的柏林牆位於國會大廈後側，僅有幾步之遙，但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前，德國國會通常對此避而不談。接下來的十年間，人們才開始認真討論國會大廈重建問題。重建過程中，工人們在大樓二層的牆上發現了一些塗鴉，是蘇聯紅軍士兵用潦草的斯拉夫字母書寫的，其中一些做為曆史見證被保存下來，包括士兵的名字、“1945年5月9日莫斯科到柏林城”，甚至還有“幹掉希特勒”。
除德國外，沒有任何國家會在最重要的政府辦公樓牆壁上紀念征服者。德國的罪行世所罕見，國會大廈中銘記曆史的方式也是如此絕無僅有。通過在議會建築中展現俄國士兵的勝利口號，德國向世界表明，他們已汲取了曆史的教訓。在柏林，警示隨處可見。在市中心乘坐地鐵，從歐洲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到恐怖蓋世太保博物館途中，一抬頭便看見列車錄像裏的新聞提醒：“80年前的今天，國際筆會柏林分部被迫流亡。”德國像一位誠心實意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把過去公之於眾，無休止地談論它、接受它。多年的不懈努力使這位患者獲得自由，開始一段美好新生活。
默克爾站在講台上，繼續對國會發表演說，詳述了布魯塞爾七國集團會議的情況，由於烏克蘭戰爭，該集團的第八個成員國俄羅斯剛剛被排除在本次會議之外。“當涉及到在歐洲大陸實現自由、公正和自製的問題時，我們將一以貫之，”她說，“我們的職責是要保證烏克蘭實現自製，用21世紀全世界人民的呼聲來回應19、20世紀老式的勢力範圍理論。”默克爾的演說達到高潮——她把單調的語調放緩，微微做了一個手勢，往外伸出手指。在非德語人士看來，她像是在宣讀國家鐵路係統的管理方針。
總理演講結束，掌聲經久不息。默克爾退到講台後，坐在內閣大臣中間。她瘦了一些——自從去年冬天在一次越野滑雪事故中摔斷了骨盆，她就一直臥床，吃的香腸三明治換成了切碎的胡蘿卜，整個人瘦了20磅——從那越發消瘦的臉龐、深陷的眼睛以及長長的麵頰可以看出她很疲乏。默克爾從2005年就擔任總理，並在去年9月第三次贏得連任，目光所及之處，沒有人是她的對手。
曆史學家弗裏茨·斯特恩把兩德統一稱為“德國的第二次機會”——在經曆了始於一百年前的災難性侵略時代後，德國迎來了成為歐洲主導力量的全新機會。默克爾似乎是這第二次機會所需的不二人選。在一個被激情浮誇和大男子主義引向毀滅的國度，她的善於冷靜分析和明顯缺乏自我意識的作風成為政治優勢。在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對德國的恐懼難以消除，默克爾的平民氣質則使日益複興的德國顯得不那麽具有威脅性。“默克爾身上有一種氣質，讓人覺得她是我們中的一員，”戈林·艾卡迪特告訴我。德國人把這位總理稱作“媽媽”。這一昵稱最初是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競爭對手用來侮辱她的，默克爾不喜歡它，但隨著“媽媽”在公眾中傳開，默克爾便接受了。
盡管歐洲大部分國家停滯不前，德國卻因低失業率和製造業反彈成為經濟巨頭。歐元區持續發酵的貨幣危機使德國從歐洲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了區域性超級大國——默克爾的一位傳記作家因此稱她為“歐洲總理”。當美國社會滑向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時，德國卻保留了中產階級，並將社會團結維持在高水平。在世界許多國家，憤怒的年輕人聚集在公共廣場示威抗議，德國民眾聚集在一起則是為了參加戶外音樂會和喝啤酒慶祝世界杯。在經曆了軍國主義曆史之後，如今的德國幾乎成為了和平主義國家，遠離近年來的各種戰爭，而對其他西方國家而言，事實證明，戰爭既令人疲憊不堪，又久拖不決。今年5月最近一次歐盟選舉顯示，在歐洲大陸，極左極右兩個黨派均越來越受歡迎，但德國是個例外，這裏勝出的都是中間派，競選海報上，他們和藹可親的臉龐微笑著，讓人聯想到經濟學教授和人力資源經理，但他們的受歡迎程度依然不及默克爾，而她甚至不在候選人之列。美國的政治兩極分化嚴重，國會實際上已停止行使職能；而在德國，輿論非常穩定，以致於議會提出新法律所需進行的重大辯論幾乎不存在了。
在眾多德國領導人中，默克爾的三重身份與眾不同：女性（離異、再婚、無子女）、科學家（研究量子化學）、“東德佬”（東德居民）。這些特質縱然使她成為德國政壇的圈外人，卻也有助於她異軍突起。但一些評論人士在試圖解讀默克爾的成功時，總想在她自身之外尋找原因。“有人說，不合常理的事情在現實中絕不存在——一個東德女人，不具備政治家應有的典型特質，不應當身居要職……他們就是不願意說她恰恰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政治家。”縱觀默克爾的政壇生涯，她讓所有比她年長、比她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幾乎所有男人）因為低估了她的實力而付出慘痛代價。
默克爾1954年生於西德漢堡，父親霍斯特·卡斯納是路德教會牧師，安吉拉出生僅幾周時，他不顧妻子反對，舉家越過邊境，遷往東德從事教會工作。那年，約有二十萬東德人與他們背道而馳，逃入西德。卡斯納夫婦有三個子女，安吉拉是老大，在滕普林郊區的一座鋪滿鵝卵石的小鎮長大，小鎮位於柏林北部鬆林環繞的勃蘭登堡。他們一家住在瓦爾德霍夫神學院的一幢綜合大樓裏，附近有大約三十棟大樓，隸屬於路德教會。路德教會是智障者之家，收留了數百名智障人士在此學習貿易和種植莊稼，至今仍在開辦。默克爾曾回憶說，“對我來說，在殘疾人社區長大的經曆意義深遠，那時我便學會了以非常平常的方式對待他們。”
安吉拉動作遲緩，後來自稱“運動小白癡”，五歲時，走下坡路還常常摔倒。她說，“正常人天生會做的動作，我得先在腦海裏想清楚，再拚命練習才能跟得上。”據本恩說，少女時代的默克爾從來不會賣弄風情，也不講究穿著，“總是一身素色”，“發型令人難以忍受——看起來就像盆子扣在腦袋上似的。”以前的同學曾說她是“未被吻過的一族”。（這位同學在滕普林警察局做局長，此話被發表後，差點兒丟了烏紗帽。）但默克爾是一名刻苦用功的學生，成績優異。默克爾早年在滕普林工作，一位與她長期共事的政治助理追溯她的幹勁，“她決定：‘你不鳥我對吧？那就讓我帶著武器幹掉你，’”這位助理告訴我們，“而她說的武器是智慧、意誌和權力。”
默克爾在萊比錫大學攻讀物理學，並在柏林獲得量子化學博士學位。1977年，23歲的安格拉嫁給了物理學家烏利齊·默克爾，但是這場結合很快以離婚告終，1981年兩人分道揚鑣。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行將消失的最後10年，她在東德科學院擔任量子化學家，該機構位於柏林東南部、斯塔西兵營的對麵，內部光線微弱，設施陳舊。她與人合著了一篇論文，標題為《氫氧根表麵的振動特性：包含非簡諧振動的非實證研究模型計算》。她是理論化學領域唯一的女性——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對世界有著強烈的好奇心。
研究默克爾職業生涯的人們指出：科學思維習慣成就了她在政治上的成功。“在我能想到的任何既定情境中，她大概都是最好的分析家，”默克爾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說。“她看著各種向量，推斷著，然後說，‘我認為會這樣發展。’”憑借以前所受的訓練，即審視由質點及曲線構成的無形世界，默克爾學會了有條不紊地解決問題、畫出對比圖、演示場景、權衡風險並預測反應結果，然後，甚至在做出決定後，坐下來等一會兒，再采取行動。有一次，她講述了一段童年故事：上遊泳課時，她在跳水板上整整站了一節課，最終下課鈴響了，才跳下去。
“她不是一個感情強烈的女人，”德國《時代周刊》副主編貝恩德·烏利齊說，“情感豐富會影響理智，她以科學家的眼光看待政治。”他稱她是“一台學習機”。德國重新統一不久，執導過《鐵皮鼓》及其他影片的沃爾克·施隆多夫認識了默克爾。“否定她之前必須三思——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他說。“一旦她有了主張，便胸有成竹，而我的想法則必須一改再改。”
默克爾住的公寓位於普倫茨勞貝格區，屬於靠近市中心的波西米亞人聚居區。每天早上，她都會搭乘快速列車去東德科學院。這趟線路在很多路段與柏林牆平行，西德境內建築的屋頂幾乎觸手可及。有時，默克爾會和同事邁克爾·申特海姆一同上下班。他告訴我，“每天從清早起就要麵對這個城市荒唐的一麵。”申特海姆覺得默克爾是理論化學領域最嚴謹的研究者，隻是因為沒有渠道接觸西方期刊和科學家而心灰意冷。那時，每逢同事們離開辦公大樓，站在從舍內菲爾德機場進入市內的道旁，歡迎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貴賓車隊時，默克爾都站在後麵。“她確實想有所成就，”申特海姆說，“其他人隻想在這個國家走下坡路時占據有利地形。”
默克爾的人生新篇章始於1989年11月9日。那天是周四，她沒有穿過剛剛開放的柏林牆加入狂喜的人潮，而是像往常每個周四晚上那樣，和一個朋友去洗桑拿。之後，她與聚在波荷木街關卡的人群一同進入西德境內，卻沒像同行的其他人那樣去逛高檔商業區，而是直接回了家，因為明天要早起上班。在那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夜晚，她的行為和平常無異，被人譏笑為迂腐不堪、她缺少激情。但在此後的幾個月，沒有哪個東德人比默克爾呼吸了更多新鮮的自由空氣。她的政治生涯中鮮有不能簡化的原則，追求幸福的權力是少數例外之一。“她沒有太多的情感流露，但自由和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和成長經曆有關。在她成長的那個社會，報紙要經過審查，書籍會被禁，旅行也是不允許的。”
“她很努力，這個詞在德語裏是懶惰的反義詞，”艾博曼回憶道，“從不讓自己拋頭露麵。她明白，必須在這裏做一份工作，並且要做好，而不是當領導。洛塔爾·德邁齊爾才是頭兒。”德邁齊爾已經有一位發言人，所以默克爾是副手。“所有的工作都是默克爾做的，上台展示的是首席新聞發言人，”艾波曼說。默克爾用這種方式贏得了德邁齊爾的信任，跟隨他出訪外國首都。德邁齊爾曾說默克爾看起來像“典型的東德科學家”，穿著“寬鬆的短裙和平底涼鞋，留著短發。”一次外事訪問結束後，他叫辦公室主任帶默克爾去買衣服。
在默克爾不為人知的生活之中，決心進入政壇是一大謎團。她很少公開談論自己，從未對這一決定作出解釋。它不是長期的職業規劃，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她沒有預見到共產主義政體的突然崩潰，以及由此創造的機遇。但當那個重大時刻來臨時，默克爾發現自己35歲左右依然獨身，也沒有孩子，就職於一家毫無前途的東德機構。像她這種有抱負的女士必定深知，德國獲得新生後，政治將成為最具活力的領域。
實際上，統一意味著西德吞並東德，這就得讓東德人出任政府高層職位。因為是女性，又年輕，默克爾成為特別有吸引力的人選。1990年10月，在兩德統一後的第一個首都波恩，默克爾贏得了新一屆德國國會的席位，並結識了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令默克爾驚訝的是，自己竟然被任命為婦女與青年部部長。她向一位記者坦承，自己對這份工作沒有興趣。她不是女權主義政治家，也沒有將東德獲得經濟平等地位作為事業目標。她根本沒有政治規劃。驅使默克爾的是“她對權力無可挑剔的直覺，這是她作為政治家的一大特質。”
科爾當時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他把默克爾當作新奇事物介紹給外國政要，用貶低的口氣稱她為“小女孩”，連信用卡也必須有人教她如何使用。內閣會議由科爾主導，默克爾開會時總是做好充分準備，卻很少說話。但她在部裏受到尊敬，因為她能高效地吸收信息，而且下屬害怕她的直率和脾氣。她得了個“安琪蛇”的綽號，還留下不太接受批評的名聲。
1991年，攝影師何林德·科爾伯因為一項名為“權力的軌跡”的研究，開始為默克爾和其他德國政客拍攝照片。她的想法是，看看在公眾的目光中生活了十年間，他們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大多數男士，例如1998年成為總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格哈德·施羅德，還有成為他的外交部長的約施卡·費舍爾，似乎都有些自負。默克爾則保持不變，科爾伯告訴我，“她的肢體語言，有些許笨拙。”但她補充道，“一開始你就能感覺到她的力量。”在第一幅肖像中，她下巴略微降低，看著鏡頭——不僅僅是害羞，還有警惕。隨後的照片顯示出她日益增長的自信。會議期間，默克爾總是很忙，從不閑聊。“施羅德和費舍爾都很自負，”科爾伯說，“默克爾不是這樣——她很平靜。這對她有所幫助，因為如果你自負的話就會主觀。如果不自負，則會更客觀。”
民主政治是一種西德式的遊戲，默克爾不得不學習如何有條不紊地玩轉它，就像五歲時“小運動白癡”學習如何掌控身體。她成為十分勤奮的學生。不過，默爾克之所以能在德國政壇成為潛在的變革性人物，是因為事實上她不屬於任何黨派。她加入了與民主覺醒組織合並在一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以下簡稱“基民盟”）。但後者古板的家長製以南方天主教為大本營。“她在精神上從未成為基民盟的一部分，迄今為止。”《法蘭克福匯報》的費爾德曼說，“她對政黨的一切事務都是外行，政黨隻是她運行權力的工具，僅此而已。”
1911年11月，基民盟陷入競選籌款醜聞，被指控擁有未經披露的現金捐款和秘密銀行賬戶。科爾受到牽連，但科爾非常受人尊敬，政黨中沒有人敢指責他。已被升為秘書長的默克爾看到了機會。她打電話給卡爾·費爾德曼，“我想給你的報紙寫一些評論，”她說。
“你知道自己要說什麽嗎？”費爾德曼問。
“我已經寫下來了。”
費爾德曼建議她不要接受訪問，而是將觀點公諸於眾。五分鍾後，他接到一份傳真，內容令人瞠目結舌。作為基民盟的新生代人物，默克爾呼籲全黨與其資深領袖劃清界限。“基民盟現在必須學會行走，敢於在未來的戰役中與政治對手展開交鋒，撇開老戰馬——科爾經常自栩的稱呼，”默克爾寫道，“我們現在肩負著黨的重任，決定如何邁入新時代，而不是要為赫爾穆特·科爾負責。”科爾的“小女孩”以一種融合了新教徒的正直與殘忍的姿態，與她的政治恩師一刀兩斷。她孤注一擲，意欲取而代之。默克爾一舉成功，短短幾個月內當選為基民盟主席。
德國政壇正在邁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國家變得更加“正常”，不再需要專橫跋扈的父輩人物充當領袖。“默克爾有幸生活在一個大男子主義沒落的時代，”烏爾裏希說，“男人們忽視的東西她盡收眼底，她不必和他們爭權奪勢，因為這個政壇以巧致勝，”烏爾裏希補充道，“如果她能洞悉一切，那麽也就清楚身邊的那幫男人，並拿他們當早餐吃掉。”默克爾表麵處於劣勢，不苟言笑，政敵很容易忽略她所帶來的威脅。“深藏不露是她成功的一個原因，”這位長期的政治夥伴說，“她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給每個人的心理造成一種‘我要照顧你’的感覺。”
2005年，施羅德要求提前大選，基民盟提名默克爾為總理候選人。在男性文化盛行的政壇，施羅德和菲舍爾地位超群。他們都是來自工薪階層的街邊鬥士，對政治辯論和昂貴的紅酒偏愛有加，加在一起總共有七位前妻。兩人對默克爾不屑一顧，這種態度使他們自食惡果。根據《明鏡周刊》記者德克·庫爾布維特的說法，默克爾在聯邦眾議院發表講話時，施羅德和菲舍爾有時候“像操場上的男生”一樣大笑。
兩個月後，默克爾宣誓就職，成為德國曆史上首位女總理。
默克爾任職期間的最嚴峻挑戰是歐元區危機，不僅使南歐諸國經濟麵臨崩潰的威脅，還危及到歐元區的完整性。這場危機讓默克爾堅信，遠大願景可能會很危險。科爾從曆史角度出發，在沒有政治聯盟為依托的情況下，將德國和歐元捆綁在一起。“現在，歐元仿佛是一台來自地獄的機器，”這位高官說，“她仍然試圖修好它。”
默克爾在危及期間的決策體現了一位政治家深思熟慮的特質，她更關注選民利益，而非曆史地位。在希臘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緊急關頭，她沒有急急忙忙將德國納稅人的錢變成援助基金，而且在2011年，她還阻止了一項由法、美提出的歐洲協調行動提案。依托製造業基地，以及在疲弱的歐元中受益匪淺、發展勢頭強勁的出口業，德國目前是歐洲最強經濟體。在施羅德執政時期，德國已著手改革勞動力和福利政策，從而使國家更具競爭力。默克爾適逢其時，坐享其成。
危機期間，默克爾埋頭於各種經濟細節，拒接直麵選民提出的問題（選民普遍認為希臘人窮奢極侈，好吃懶惰），即使這無異於拖延救助，即使在2011年底至2012年夏天的關鍵時刻，此舉威脅到歐元本身。著名作家兼記者彼得·施耐德把默克爾比作在濃霧中駕駛的司機，“你目力所及隻有5米，不是百米，因此最好小心謹慎，別講太多，腳踏實地，步步為營，絕對不要瞎猜亂想。”
最後，迫於其他歐盟領導人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壓力，默克爾同意歐洲中央銀行回購希臘債券的計劃，以阻止希臘主權債務違約，此舉跟美聯儲對付金融危機的做法如出一轍。作為交換條件，南歐國家必須嚴格控製預算，並將本國央行交由歐盟監管。默克爾意識到，絕不能讓歐元區危機顛覆歐洲統一大業，她斷言，“如果歐元垮了，歐洲就崩潰。”歐元雖然得到拯救，但代價是毀滅性的緊縮政策和高失業率。
默克爾統一歐洲的承諾並非源於理想主義，而是源於對德國利益的關切，那是一種軟性的民族主義情節，反映了這個國家日益增長的信心和實力。誠如亨利·基辛格所言，德國的曆史問題“對歐洲而言太大，對世界來說太小”，歐洲隻有同心協力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庫爾布維特說：“她需要歐洲，因為歐洲讓德國更強大。雖很難解釋，但的確如此。”
默克爾致力於統一歐洲並非出於理想主義，而是源於對德國利益的關切——一種柔軟的民族主義情節，反映了這個國家日益增長的信心和實力。誠如亨利·基辛格所言，德國的曆史問題“對歐洲而言太大，對世界來說太小”，歐洲隻有同心協力才能解決它。庫爾布維特說：“她需要歐洲，因為歐洲讓德國更強大。雖難以解釋，但的確如此。”
6月6日在諾曼底，危機爆發以來默克爾首次與普京會麵，與奧巴馬、奧朗德、卡默倫和烏克蘭新當選總統佩特羅·波羅申科一起，出席諾曼底登陸日70周年紀念活動。新聞照片顯示，默克爾向普京問候時嘴脣縮攏、眉頭緊皺，像個悶悶不樂的女主人，普京則表情僵硬，盡量用身體迎合。在權力的光芒照射下，她勝券在握。“政治孤立傷害了他，”她的高級助手說，“他不喜歡被人冷落。”（俄羅斯剛剛脫離了八國集團。）後來午餐前，默克爾精心安排普京和波羅申科進行簡短會談。在諾曼底登陸日紀念活動上，一切以德國領導人為中心。正如庫爾布維特所說，“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戰勝國濟濟一堂，戰敗國和需要為此負責的國家共處一室，真讓人大吃一驚——她是領袖，人人都想和她說話！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覺得一切皆有可能，因為她是默克爾——溫文爾雅、和藹可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托馬斯·曼暫時將《魔山》的寫作放在一邊，轉而開始圍繞德國和戰爭，撰寫一係列令人驚異、充滿激情的雜文。它們在1918年出版，恰逢停戰前夕，結集為《一個不關心政治者的觀察》。在文中，曼從民族性格和哲學兩方麵剖析了德國人發動的戰爭，並以一位藝術家的身份，將自己的“文化、心靈、自由、藝術”與德國聯係在一起，反對法國和英國所推行的自由主義文明，在那裏，知識總是被政治化。德國有著專製的、保守的和“非政治化的”傳統，相對於歐洲淺薄的唯物主義民主而言，更加接近俄羅斯精神。戰爭代表了德國對西方長達一個世紀的反抗。
柏林有幾個人認為，這本晦澀難懂、被人遺忘的書映射著默克爾統治下的德國。這個國家的和平統一與度過歐元危機所顯示的實力，可能使德國回歸比戰後聯邦共和國（當時的基本法是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下製定的）更為古老的形象。“西德是個好的國家，”專欄作者喬治·迪茲對我說，“它年輕、性感、勇敢，是西方的——美國。但那也許隻是表麵的。德國將變得更加德國化，而非西方化。德國已經找到了本國的根基所在。”
迪茲並不是說這是一件好事，他的意思是德國正變得越來越不民主，因為德國人歸根結底想要的是穩定、安全、經濟增長——當別人盯著他們的錢時，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平，讓國家免於戰爭。眼下的總理正是他們想要的，“默克爾讓政治問題盡量遠離政治，”迪茲說。
60歲的默克爾是德國現代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受到新教優良傳統和普魯士正直信念的影響，平易近人成為她的政治標誌。有一次在中東一家酒吧，她對一群記者說，“你們相信嗎？我在這裏，作為總理！我在做什麽呢？小時候我住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我們想象著資本家穿著黑色長袍、戴高頂大禮帽、抽著雪茄、長著大腳板，像漫畫一樣。現在我在這裏，他們必須聽我的！”當然，需要在公眾麵前保持形象，“她小心翼翼，不要讓人看出她的自負——這樣做本身就是一種自負，”這名高級官員說。
默克爾還住在市中心的出租房裏，隔著一條運河，與高大的佩加蒙新古典主義博物館相對而居。黃銅門鈴上有她丈夫的名字——“薩奧爾博士教授”——外麵隻有一位警察在站崗。在玻璃混凝土結構、宏偉的總統府裏，默克爾擁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她的個子被襯得格外矮小。與施羅德安裝在房間盡頭的13英寸黑板相比，她更喜歡在門口的一張普通寫字台上辦公。“這個女人是個工作狂，”她的長期行政助理說，“睡覺不會超過五個小時，我淩晨一點叫醒她，起來看政治論文集，不看文學作品。”
默克爾在總理府用德國古法烹製的美食（土豆湯和卷心菜）招待客人。當她在最喜歡的意大利餐廳吃飯時，身邊隻有幾位朋友，不必中斷談話，抬頭向公眾致意，而人們都懂得讓她自行其是。當她的丈夫打電話訂購愛樂樂團的門票（默克爾和薩奧爾都是音樂愛好者，酷愛瓦格納和韋伯恩）並得到免費票時，他堅持提供自己的信用卡賬戶，而且，夫妻二人會坐在不起眼的位置。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在庫弗斯坦達姆大街上默克爾常去的美發院裏碰到了她，並坐在她旁邊，她們聊起了頭發。“對女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顏色，”總理給出了意見，她的發型已不再是調侃的對象。
中國肯定有這種人才。看看今後杜絕了買官賣官之後，能不能出現在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