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三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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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高牆和鐵絲網內，一個在高牆和鐵絲網外，一個在“裏邊”服刑，一個在外邊陪伴，陸國棟和邵一蘭夫妻兩人這樣過了十多年了。陸國棟在“裏邊”歲月難熬，邵一蘭在外邊日子也不好過，她在公社衛生院上班，每天接觸那些窮苦，邋遢的病人和家屬，不分白天和黑夜，也沒有休息日，心裏還時時為近在咫尺，卻如隔著高山大河的丈夫擔心，想著下次探監給他帶什麽東西，說什麽話寬慰他，他問起家人的情況，怎麽編瞎話糊弄他，這些都要事先打好“腹稿”，免得說錯話，露出破綻。她時時牽掛著千裏之外的孩子和老人。夜深人靜，失眠的時候，或者從惡夢中醒來，她想念遠在台灣的爸媽和弟弟、妹妹。…從丈夫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被判刑發配到大西北，她就算出丈夫要服刑到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期滿，一共五幹四百七十九天（別的勞改犯計算刑期，自被拘留或逮撲之日算起，而陸國棟是在勞教期間被改判徒刑的，據黨和政府政策規定，勞教不屬於“刑事處分”，故勞教的時間不計算在內），每過二十四小時，她就減掉一天。她相信，雖然這種日子特別漫長，但終歸是過一天，少一天，總會有熬到頭的時候。現在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從丈夫開始服刑已經過去四幹八百九十六天了，到刑滿出獄還有五百八十三天。邵一蘭天天這樣算啊，盼啊，除了計算天數，她還特別關心時事。盡管地處偏遠，盡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都是政治上的“賤民”，政治和時事常會給他們帶來災難，但她卻每天都會聽中央台的新聞廣播，時時關注政治形勢，政治風雲變幻，因為她無師自通地認為，隻有社會比較穩定，黨政部門，司法機關正常辦公，他丈夫前些年寫的申訴書才有可能被受理，才有可能碰巧遇上一個負責任的或者有同情心的幹部給以過問，問題的解決才會有一線希望 。如果總是風波不斷，大運動套著小運動，到處亂馬攪槍，那些掌權的人或者忙著搶占有利位置，尋找和打擊新的獵物，或者惶恐不安，自顧不暇，哪裏會有人翻拾陸國棟一類的陳年舊賬？陸國棟的“曆史反革命罪”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極右派”，“現行反革命”的案子豈不永遠沉冤大海？一九七一年秋天，林彪出事以後，邵一蘭從廣播和報紙上看出社會好象安穩了一些，一九七二年春節前，邵一蘭背著陸國棟給山東省公安廳寫了一封信，申訴丈夫的冤情，請求領導調查落實，還丈夫一個清白。信寫好後，她回濟南過春節期間，正月初八，機關上班第三天，她瞞著家裏人，偷偷去省公安廳“上訪”，沒想到接待她的一個青年—是個部隊轉業幹部—聽說她是陸國棟的家屬，對她很熱情。原來這個青年的父親是個老工人。陸國棟給他父親開過刀，治好了病，陸國棟去勞教前，他父親和他還跑到家裏來送行。這青年聽父親幾次說到陸大夫，說陸大夫是好人，肯定是冤枉的。後來這青年當了兵，提了幹，剛轉業到省公安廳不久。青年幹部聽了邵一蘭的陳述，看了她的信，說他一定抓緊把她的信—並設法兒找出陸國棟以前寫的申訴信，一並報送領導，領導批示後，他爭取親自給調查落實，盡快給她答複。青年聽說邵一蘭為了丈夫，拋棄了自己在省級大醫院的工作，去大西北在監外陪伴，忍不住唏噓感歎。邵一蘭給他留下了自己在大西北的地址。過了兩個多月，邵一蘭竟收到了那青年給她的來信，信上說，他和另外一位同誌奉命一起調查核實陸國棟的問題，已經從一個在押的曆史反革命的口供中，證實敵偽檔案上那份國民黨新黨員登記表是國民黨偽國大開會之前，德惠醫院所在的國民黨區黨部為向上級邀功，向區內幾家單位索要員工名單，據以編造的。名單上的那批國民黨新黨員，本人並不知情。信上說，名單上所列的那些人在鎮反中幾乎都受到了審查，會在運動後期予以糾正。至於陸國棟的問題如何處理，領導正在研究，請她靜待。信上還交待，此事先不要告訴陸國棟，以免陸國棟情緒波動，生出其他枝節，不利問題的解決。一蘭接到來信，喜出望外，覺得像撥雲見日一般。丈夫這些年的“錯誤”、“罪行”全起因於敵偽檔案上那份國民黨新黨員登記表，現在已經查實，“表”是假造的，那麽他的問題理所當然地應當給予糾正，平反。邵一蘭想，舊中國，當權者言必稱“黨國”，一個人加入國民黨，應該履行一套手續，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卻有人假造這種表格邀功請賞，可見國民黨確實是腐敗透頂，難怪被推翻。而共產黨搞鎮反，僅憑一份表格，沒有任何旁證，就把人當曆史反革命審查，不聽本人申訴，反把申訴說成是“不老實”，“翻案”，“攻擊鎮反運動”，一再加重處罰，這豈不是草菅人命？她想起爸爸赴台前，曾對她老公公說：“毛氏公開聲明，‘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而俄國人搞什麽‘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實行民主和法治，對從舊社會過來的和舊社會沾邊的人以及新產生的不同意見者殘酷鎮壓，搞得像人間地獄。中國學那一套，絕不是百姓之福。”解放後的一次次運動，真的被父親言中了。邵一蘭知道自己這些想法兒是危險的，她是不會也不敢向任何人說的。她隻是暗暗地盼著丈夫的事早日出現轉機。從接到那青年的信，幾個月過去了，還沒一點兒動靜兒，邵一蘭上了班，這會兒門診室裏沒有病人，她下意識地看著牆上的日曆牌，心想，怎麽一直沒有消息呢？難道是空歡喜一場？ 邵一蘭正一個人在門診室裏納悶，嫲嫲院長猛地推門進來，興奮得印堂發亮，老嫲嫲嘴裂開著，露出一排黃牙，笑得臉上皺紋像扇子麵兒，站到邵一蘭麵前，邵一蘭說：“院長，什麽事兒這麽高興？”嫲嫲院長說：“咱幹的這個工作，天天見的不是病人，就是傷號兒，能讓我高興的事不多。可是，今天的事兒太讓人高興了，我跟你說了，你得挺住，我怕你高興壞了。”邵一蘭淡定地說：“院長，別像說書的似的賣關子了，快說吧，不論什麽事，我都能挺得住。”嫲嫲院長說：“那我可說了，你沉住氣聽好了。剛才梆子頭場長給我來電話，他們接到上級通知，陸大夫提前釋放，明天上午九點讓你去接他。”邵一蘭聽了院長的話，頭皮“噌”地一聲，渾身像被電擊了一樣，“格登”一下，她覺得眼前突然亮堂起來，兩隻眼睛裏滾著淚珠兒，看著嫲嫲院長，張張嘴，卻說不出話來。雖然這一刻是她十幾年來天天盼望著的，特別是接到山東省公安廳那個青年幹部的信以後，更是每時每刻都在盼著，但這一天真的來了，她竟有些不相信是真的。不是在做夢吧？不是，現在是大天白日，她剛才還看過日曆，今天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約三點鍾，院子裏有本院的大夫、護士和病人走過，身上披著乳白色的陽光，院子裏幾棵楊樹葉子在風中“嘩啦嘩啦”響著，邵一蘭讓自己鎮定一下，說：“院長，謝謝你。”院長說：“別謝我，要謝謝組織，謝共產黨，毛主席。”邵一蘭苦笑笑，說：“對，謝組織，謝共產黨，謝毛主席。”

幾乎就在嫲嫲院長向邵一蘭通知此事的同時，在勞改農場辦公室裏，農場監督改造科一位科長正在跟陸國棟談話。科長告訴他，農場接到省勞改局的通知，說山東省公安廳最近來文，你曆史上參加國民黨的事已查清，確無此事，所以“反革命罪”予以撤銷，決定立即提前釋放。陸國棟聽了，十分激動，忍不住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拿頭往桌子上碰，科長厲聲問：“陸國棟，你這是幹什麽？”陸國棟忙停住哭泣，兩手擦擦眼淚，說：“對不起，我太難受了。”侯科長說：“怎麽提前釋放，還‘太難受’了？”陸國棟說：“政府（犯人在監獄裏對監管人員一律稱“政府”），我在鎮反中因為一個不存在的國民黨員問題被專案審查，因為堅持申訴，先被打成右派，被勞教，又改判十五年徒刑，我冤不冤？政府，我整個錯、罪都不存在了，為什麽不宣布我無罪釋放，而是提前釋放？”候科長說：“農場隻是對送來的犯人監管，改造，並不過問犯人的具體罪行，我們是奉命行事，你有什麽意見，回濟南去找山東省公安廳和當時處理你的部門解決。我們還是希望你能正確對待。好了，你先回去吧，收拾東西，把你經管的衛生室的工作跟接替你的人做一下交接，明天上午你就出去。”這天晚上，高牆裏頭的陸國棟和高牆外的邵一蘭都沒怎麽睡覺。第二天上午，不到八點，邵一蘭就和護士小魏，還有醫院裏一個姓孫的茶爐工在農場大門外等著了，快到“十一”了，天上太陽依舊十分烤人，他們在陽光下站著，農場的大鐵門緊緊地關閉著，大門外，兩個公安戰士背著長槍威嚴地立正站著，九點多，大鐵門響了，陸國棟脊梁上背個大包，手裏拎著鼓鼓囊囊的提包，從隻開了一道小縫兒的大鐵門裏走了出來，身後的大鐵門立即“哐當”一聲關上了，邵一蘭和小魏、小孫三人趕緊迎了上去，陸國棟眯著眼望了一下蘭天、太陽，像是很不習慣這大牆外的光明似的，緊走幾步，到了他們跟前，說：“你們來了。”邵一蘭兩眼含淚，說：“昨天下午，院長就通知我了，他安排小魏、小孫陪我來的。”陸國棟對小魏、小孫兩人微微低低頭，像是躹躬的樣子，說；“謝謝你們，謝謝，謝謝。”小魏說：“不用謝，陸大夫，你不知道，聽說你今天出來，全院的人都可高興啦，大家都說，今天是邵大夫大喜的日子，也是公社醫院大喜的日子。”小孫接過陸國棟背著，拎著的行李包，放到自行車上，捆結實了，說：“陸大頭，邵大夫，咱們走吧。”陸國棟轉回頭看了看農場場部大院和圍了鐵絲網的大片農田，看見遠處一隊隊穿著囚衣的勞改犯們正在荷槍實彈的公安戰士看押下勞動，陸國棟的臉色灰暗下來，像是有一陣悸動似的打個哆嗦，輕輕地歎口氣，說：“好，咱走吧，有勞你們了。”

陸國棟、邵一蘭他們回到公社醫院。從昨天到今天，嫲嫲院長把邵大夫的丈夫是受了冤屈的事給大家說了，院裏的人對邵一蘭除了敬重，更多了一份同情，對她“反革命”、“極右派”雙料罪犯的丈夫不再感到可怕，而是覺得這人的遭遇可歎，可悲，可憐了。陸國棟來醫院後，發現人們對他十分友善，讓他心裏覺得溫暖。十幾年了，他看的都是冷峻、嚴酷、凶橫的嘴臉和鄙夷、輕蔑的目光，對世人這種平和、友善的態度，他覺得陌生，訝異和不習慣。他見人就頷首，不住地說“謝謝”。中午，嫲嫲院長和院裏幾個年長的大夫陪他們吃了飯，說是給陸大夫“接風”，表示歡迎，同時，感謝邵大夫幾年來對醫院的幫助和貢獻。陸國棟十分感動。當天下午，陸國棟和邵一蘭到公社郵電所給濟南和崮山發了電報，報告國棟獲釋的“喜訊”。從郵電所回來，邵一蘭讓陸國棟換了衣服，洗了澡，把他從監獄裏帶回來的衣服全都洗了，燙了，說：“跟那裏邊的一切徹底告別，不留半點痕跡。”陸國棟說：“衣物上的汙跡好除，心上的傷痕難去啊。”晚上，陸國棟和邵一蘭麵對麵坐在房間裏，陸國棟攥著邵一蘭的手，端詳著邵一蘭，說：“一蘭，從回來，你一直在忙，讓我好好看看。十幾年了，災難沒把你壓垮，你變堅強了。”邵一蘭說：“你是我的精神支柱。為了你，還有爸媽和亮亮，我隻能選擇堅強。”陸國棟說：“你吃苦了。”邵一蘭說：“你才是真的吃苦了，我沒什麽，你已經看到了，這裏的人真不錯，對我很好。”陸國棟說：“你詳細給我說說爸媽、叔嬸，孩子，兩個妹妹家的情況。”邵一蘭說：“我去那裏看你，都給你說過了，最近沒多大變化。文化大革命中，大妹夫、大妹妹、妹妹都受到些衝擊，還好，都過來了。”為了不增加陸國棟在監獄裏的痛苦和精神負擔，文化大革命中親人們遭逢的災難，邵一蘭都沒給他說，現在，他剛從地獄回到人世， 驚魂未定，她不想立即告訴他實情，她怕刺激太重，他受不了。她想再過幾天，他身體有所恢複，再慢慢對他說。或者跟他一起回老家的路上甚至到家後，瞞不住了再說。陸國棟說：“一蘭，我挺納悶，山東省公安廳是怎麽回事兒，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怎麽會突然受理我的申訴，把國民黨員的事情否了呢？”邵一蘭說：“從接你回來，老是人來人往的，我還沒來得及給你說，這回解決得快，虧了你給開過刀的一個老工人—你勞教臨走以前，他還跑到咱家來送你—的兒子，從部隊轉業到省公安廳不久，是他在裏邊操心給解決的。”陸國棟聽了邵一蘭說的她春節期間回濟南去省公安廳“上訪”以來的情況，說：“原來是這樣。明明已經有了案子是假的，冤枉的確切證據，我不停地申訴，仍然沒人過問，真是拿人不當人啊。”邵一蘭說：“我們這些人，在當權者心目中，還不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嗎？”陸國棟說：“古人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一些人真的把人當芻狗對待，難以理解啊。”邵一蘭說：“不說這些事了，什麽也別想了。人家不拿我們當人，咱自己拿自己當人，好好朝前過吧。”……夜深了，邵一蘭偎依著陸國棟，陸國棟輕輕地親吻著她，但沒表現出她記憶中他擁抱她，親吻她時那種瘋狂般的激情。他出事前，兩人如果分別幾天，外表沉穩持重的他見到她就是那樣。現在，不在一起十幾年了，劫後聚首，他卻顯得縮手縮腳，對她有點像學生在舞台上演戲，虛應公事。邵一蘭想，他被關押得時間太長了，讓人管束、嚇唬得太厲害了，剛剛獲得自由，一時半會兒還放不開？還是兩個人分開的日子太多了，他跟她有了生分、疏離的感覺？邵一蘭心裏暗自發酸，不覺流出淚來，陸國棟驚問：“怎麽了，一蘭？”邵一蘭掩飾道：“沒什麽，你突然回來，我太高興了。”邵一蘭緊靠在他身上，心想，別看他這會兒這樣，待會兒進了被窩兒，兩人肌膚相親，他就會……這樣想著，邵一蘭覺得自己臉發熱了，心也在“彭嘭”跳……陸國棟心裏卻在七上八下，他知道自己在男女“那事兒”上已經有了“問題”。剛勞教、勞改那段時間，作為青年男子，跟妻子感情又好，對邵一蘭強烈的思念，對性事的渴求，難捱難忍，他心急火燎，迫不及待地申訴，總想早一天把案子翻過來，早一天回到妻子身邊。這樣長期不和她在一起，他忍受不了，會痛苦死的。晚上他睡不著覺，常常夢見邵一蘭，時不時就“跑馬兒”，後來，三年災荒來了，吃不飽飯，天天餓得前胸貼著後背，瘦得皮包骨頭，思想壓力大，萬念俱灰，生不如死，對妻子那種如饑似渴的強烈思念慢慢淡了下來，又過了兩、三年，邵一蘭來到這裏，在農場外邊陪他，兩人個把月見一次麵，他對邵一蘭心疼，掛念，感激，但那種欲求幾乎消失了。同監號的青壯年，沒事兒喜歡講“騷”故事，他煩惡他們的“下流”，聽了那種故事也沒有男人通常會有的那種“反應”。不少獄友偷偷“自娛”，他恥於那樣做，覺得肮髒。久而久之，他發現自己早晨即使憋了尿，也不“勃起”了，他想，看來長期的壓抑，肉體、精神屢受摧殘，內分泌功能紊亂，“用進廢退”，性功能衰退甚至衰竭了，這樣下去，自己作為一個男人，就給“廢”了，每想到這裏他就身上出汗，痛苦萬分，他試著想像和邵一蘭親熱，想她的身子，想像跟她辦那“事兒”，但是仍然“不靈”，有時“那裏”稍稍硬挺了一點，但很快就軟了，耷拉了……他想，完了，將來出去，怎樣麵對她？現在，陸國棟跟邵一蘭相擁相偎在一起，他愛憐地親吻著她，但他感覺出下邊沒有“反應”，他找不到蒙難前和她在一起那種感覺，沒有那種勝過饑渴的欲求，更沒有那種洪水烈火般的激情，他暗想，如果一會兒睡下了，那裏還是“不爭氣”，就太糟糕了，太苦了，太對不起她了……這不是證明他陸國棟無情，冷血嗎？……邵一蘭感覺出陸國棟走神兒了，他在想心事，心想，他身心太疲憊了，傷得太重了,就說：“國棟，你太累了，咱早點睡吧。”邵一蘭站起來，去封屋角裏的煤爐，一邊說：“因為你回來，嫲嫲院長特別給批了二百斤無煙煤，還給安了煙囪，讓咱做飯，燒水。”陸國棟說：“這個院長真是個好人，也說明你在這裏幹得不孬。”邵一蘭說：“來到這裏，才知道中國的老百姓苦到什麽程度，農村窮到什麽地步。麵對那麽多受苦人，能忍心不為他們做點事嗎？”……爐子封好了，邵一蘭說：“沒事兒了，咱睡覺吧。”她站到陸國棟跟前，兩隻眼脈脈含情地看著他，撒嬌地說：“棟，咱十幾年不在一起了，人說‘久別勝新婚’，今晚上，我要你像剛結婚時那樣，給我脫衣裳……”陸國棟的心動了一下，忙把邵一蘭拽到自己懷裏，讓她坐到自己腿上，替她解上衣扣子，解腰帶，幫她把外衣脫了，隻剩下內衣內褲，把她抱到床上，放進被窩兒，自己也脫了外衣，隻穿內衣內褲，鑽進被窩兒，邵一蘭一下撲到他身上，低聲說：“你再給我脫了內衣內褲。”陸國棟忙幫她脫了，邵一蘭伸手拽下了陸國棟的內褲，陸國棟自己把上身兒也脫了，兩人赤著身子躺下，邵一蘭忙往陸國棟身上貼，但陸國棟卻像害怕似的，仍然縮手縮腳，躲躲閃閃，邵一蘭極力貼近他，把手伸下去，摸他，低聲問：“棟，怎麽了？‘它’還是軟的？”陸國棟難為情地說：“可能是咱們分別的時間太長了，那方麵的功能有點衰退。沒關係，也許一會兒就行了……”邵一蘭緊緊地摟抱陸國棟，陸國棟也極力配合她，努力調動自己的感情，摟抱她，親吻她，想像著原先跟她在一起那種欲仙欲死般的甜蜜的快樂，他滿心希望“下邊”會挺起來，但越想讓它挺起來，它卻越發像凍僵了的豆蟲一樣蜷縮著，沒丁點兒活氣，硬氣，陸國棟心裏緊張，越緊張越不行了。邵一蘭用手攥著他的“那個”，還不停地擺弄它，它終於翹頭兒了，脹了，直了，硬了，邵一蘭急忙鬆了手，伸胳膊把陸國棟往自己身上拽，陸國棟慌忙趴到她身上，慌忙讓那個在下邊尋覓，“挺進”，但剛接觸到邵一蘭的下部，才挨著點邊邊兒，沒覺得怎麽樣，那東西就不行了，軟得像“皮條”似的，再也直不起來了……陸國棟隻好下來了……心裏十分懊喪，躺在邵一蘭身邊，急得身上出了好多汗，用手捶打自己的胸膛，說：“一蘭，我太不爭氣了，太窩囊了，我完了，成廢人一個了……一蘭，實在對不起……”邵一蘭見陸國棟這樣，心裏難受，流著淚說：“棟，你別這樣，這不怪你，這是讓人家害的。你被傷害得太厲害，思想壓力太大，才會這樣的。這怎麽能怪你呢。……我不怪你。你人回來了，比什麽都好，你躺在我身邊，我就心滿意足了。……昨天晚上，咱們還隔著高牆、電網，咫尺天涯，今晚就睡在一個被窩兒裏了……這不就太好了嗎？我知足了。咱睡吧，摟著我睡吧。”陸國棟摟抱她，親吻她，但邵一蘭總覺得就是這摟抱和親吻跟原先也不是一個滋味兒，心裏十分不滿足，就像餓過了勁兒似的，很難受，但她忍著不說，心裏想，兩情，兩性，情愛，歸根到底源於性，始於性，成於性，如果沒有性為內核，不用說沒有辦法兒兩人交合，就連愛撫、溫存也會是“形式”的，虛應差事的，勉為其難的，沒有力度的，更沒有激情的，而那種力度、激情會讓對方眩暈，震顫，那正是一個女人希望從自己所愛的男人那裏得到的，現在看來，陸國棟真的是傷著了，他多慘啊，他們多慘啊。老天爺，因為一張國民黨的無良黨棍編造的表格，不問青紅皂白，不聽本人申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這種名為“革命鬥爭”，實為政治報複的行為的受害者何等無辜，多麽冤枉。十幾年了，當權者拿一個年輕有為、沒有半點過失的醫生的人格、生命不如草芥，他的肉體和精神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戕害！現在，邵一蘭的被殘害折磨得半死的丈夫回來了，但是卻成了一具失掉了情欲的皮囊，一個名義上的丈夫了……真慘啊……邵一蘭挨著的分明還是原先那個男人，那熟悉得像自己的身體一樣的身體，哪裏都跟原先一樣，但是那個關鍵的，與她有關的部位卻報廢了，……邵一蘭被愛欲煎熬著，心裏說不出的難受，平和、溫良的她，甚至想哭叫，想噬咬……當然，她不會那樣做。……她慢慢地讓自己的感情平複下來，猶如剛剛引燃的一團火，還沒燃旺，就從下邊抽了柴，往上邊澆了水，讓它熄滅了。算了吧，算了吧，認了吧……陸國棟沒在這場長達十幾年的劫難中把命丟了，完完整整地回來了,躺在她身邊了，她就應該感謝上帝了。認命吧，知足吧。如果不是她去省公安廳上訪，正巧遇著國棟救過的一個病人的兒子，國棟也不會被提前釋放，即使熬到刑期滿了放出來，沒有人把那份國民黨新黨員登記表是假的這事跟陸國棟的案子掛上勾，他依然會沉冤沒有盡頭，說不定還會再遭劫難。現在問題解決了，邵一蘭覺得是上帝的眷顧。……邵一蘭輕輕撫摸著陸國棟的身體，……不著急，不放棄，盡可能讓他吃好喝好休息好，讓身體好好恢複，她相信她的關心愛撫會喚醒他的感情，她要用愛欲、激情重新燃起他對她的愛欲和激情。那段時間，陸國棟氣急敗壞，破罐子破摔，想跟當權者弄個魚死網破，她用自己的關愛，拽住了他，讓他醒悟過來，免於毀滅，保住了一條命，現在，他出來了，她仍然要用自己的愛讓他蘇醒，讓他振作，她一定要把她原先那個男人重新找回來……邵一蘭對輾轉反側的陸國棟說：“棟，別拿著當事兒，不急於求成，順其自然，很快就會好起來的，你就會像以前一樣，瘋起來恨不得把我弄零散了，……天不早了，睡著吧。”陸國棟說：“咱穿上內衣睡吧”。邵一蘭往他身上靠靠，說：“不穿了，就這樣睡。這麽多年不在一起，能肌膚相親，也是好的。”

陸國棟歸心似箭，出獄第三天，就和邵一蘭踏上了返鄉路。邵一蘭知道，很快就回家了，這十幾年家人、親戚的諸多災變，沒法兒再瞞他了。就在等火車時住的旅館裏，把他被帶走後這十幾年裏，家人、親戚的遭遇一五一十全對他說了。邵一些邊說邊流淚，有時哭得說不下去了，停停再說。陸國棟時而緊皺著眉頭，時而吞聲飲泣，時而悲痛得捶打自己的胸膛，不住地自語：“上帝，怎麽會這樣？”“竟然這樣搞”，“可怕，太可怕了。”“慘，真慘。”“苦啊，真是太苦了。”邵一蘭說完了，她好像從無邊無岸的，深不見底的苦海中重又遊走了一遍，說到末了，嗓子嘶啞了，眼睛哭紅了，臉色變慘白了，像被抽了血一樣，癱軟到床上，有氣無力地對陸國棟說：“你在裏邊，怕你知道了難受，這些事都沒給你說。說了也沒用，白讓你痛苦。你出來了，我還是張不開口，怕你一下子知道了這麽些事，受不了。現在，再有一天多就回到家了，隻好給你說了。”陸國棟說：“叔叔也是因為我鎮反中被錯整的事劃成了右派，到文革，連命也搭上了。爸爸因為我，長期憂愁鬱悶，文革初期還受了那樣的淩辱，那麽強壯的身體，生生摧殘垮了，二強的死，又給了他致命一擊。國筠一向書生氣重，多愁善感，嫁了周橋，大樹底下好乘涼，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橋也被搞那麽慘，明明又那樣絕情，一個那麽好的繼子又成了‘反革命’，她的心碎了，絕望了，人倒下了。國群這些年來受災多難，苦得不能再苦了，她倒很堅強，我這七尺男子漢比不上她，但是命運對她太殘酷了，居然連二強也給奪走了。她仍然挺著，又義無返顧地選擇了這樣的禍福難料的新的生活，她真不簡單，是女中豪傑。……姥娘家滅門了，兩個姨家苦不堪言。我在裏邊也讓看報聽廣播，知道外邊出現過三年自然災害，後來又搞‘四清’，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很厲害，但是報紙廣播總說‘形勢大好’，裏邊的人想像不出外邊到底什麽樣兒，沒想到會弄得這樣慘烈。我還認為咱們家是平頭百姓，跟政治鬥爭不搭界，不會有什麽大災大難，沒想到，誰也沒能幸免。”邵一蘭說：“以前的運動整人還是有範圍的，有數兒的，文化大革命中可就是不管什麽人亂打一通了。甭管你是當權派，臭老九，有問題的人，還是造反派，保皇派，誰也沒剩下，就連小老百姓，誰站錯了隊，也要‘消毒’，‘請罪’，人人都要搞類似宗教懺悔的‘鬥私批修’，林彪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臨了，連他自己的命也革了，真讓他說著了。說實在話，你在那裏頭，是在地獄裏，三年災荒，文化大革命，監獄外頭的不少人也等於是在地獄裏。”陸國棟問：“我在裏頭學習，管教說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蘇聯 成了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還壞的壞蛋了—保持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怎麽樣，經過文化大革命，幹部作風，社會風氣是不是有好轉？”邵一蘭說：“‘好轉’？文件上新聞報道是這樣說，不長時間出個什麽‘英雄’，實際上，經過這些年折騰，壞幹部比原先更壞，好幹部也學精了，變壞了，普遍表現是信仰破滅了，說一套做一套，官架子更大了，謀私利更加明目張膽，有恃無恐，肆無忌憚，不擇手段了。現在，升學，招工，什麽都得‘走後門兒’，老百姓想辦什麽事兒，都得托人情，拉關係，送禮。”陸國棟說：“到了這地步了。”他想了想，說：“人常說，‘複巢之下，豈有完卵’？在這種年代，那麽多人受苦受難，咱們和咱的家人、親戚也不可能幸免。你不必擔心我想不開，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好在我們的兒子亮亮還不錯，沒有不認我們了，也長成大人了，現在，我的曆史問題弄清楚了，我的所謂‘錯誤’大前提不存在了，我們回到濟南，就去找德惠醫院和上級主管部門，要求回原單位，恢複工作。咱重打鑼鼓另開戲，好好工作，好好過日子。讓娘跟著咱過幾年舒心日子。待幾年，給亮亮找對象，娶媳婦兒，抱孫子，咱就熬出來了。”邵一蘭說：“對，就這樣做。回去咱就找去，我覺得他們即使不給平反和補償損失，工作問題沒理由不給解決。”

列車停在了濟南老站，家鄉到了。還沒走下火車，邵一蘭就驚喜地說：“亮亮在站台上等著我們了。”邊說邊指著站台上一個高挑個兒，平頭，頭發黑黑，白襯衫紮在蘭長褲裏頭，顯得十分利落，板板正正的小夥兒，說：“看見了嗎？那不是亮亮嗎？他還沒看見咱呢，快下車。”陸國棟最後一次見亮亮，是一九六四年秋天，邵一蘭第二次帶著他去大西北探監的時候，快十年過去了，那時的小孩兒長成大男子漢了，如果在街上碰見，陸國棟肯定認不出來了。他的眼睛濕潤，趕緊跟在邵一蘭後頭下了火車，把包袱行囊放下，亮亮看見他們了，一邊喊著“媽媽，爸爸”，一邊朝他們跑過來，陸國棟喊一聲“亮亮”，亮亮咽聲喊“爸爸”，撲到陸國棟身上，哭得說不出話來。稍頃，邵一蘭拍拍亮亮的脊梁，說：“亮亮，別這樣，這裏人多，大家都看。爸爸這不是好好地回來了嗎？咱快點回家，奶奶還在家等著呢。”……三人下了公共汽車，往家走的路上，亮亮低聲對媽媽說：“奶奶的眼睛看不見了。”邵一蘭驚問：“什麽？奶奶失明了？多長時間了？怎麽沒寫信告訴我？”亮亮說：“奶奶不讓給你說，怕你掛著她。她說，老了，看不見就看不見吧，眼不見心不煩。”邵一蘭又問：“是怎麽回事？沒上醫院看嗎？”亮亮說：“我和姑父帶她去了兩、三家醫院，人家都說她晶體萎縮了，角膜幹枯了，治不好了。”陸國棟對邵一蘭說：“媽媽過去眼睛一直挺好的，怎麽會這樣？”亮亮說：“這些年來，奶奶因為爸爸、小姑、二爺爺的事，不知哭了多少回，這兩年，二強突然沒了，爺爺老了，大姑又去世，奶奶想起來就哭，眼睛老在淚水裏泡著，時常紅了，腫了，視力一天比一天差，過年的時候，就看不大清楚了，到了三、四月份，看東西更模糊了，夏天天一熱，就什麽都看不見了。”邵一蘭說：“爸爸回來了，奶奶也看不見了。這可怎麽好？”亮亮說：“奶奶知道爸爸出來了，要回家了，哭得更厲害了。老念叨著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這兩天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勸她也沒有用。”陸國棟緊鎖著眉頭，眼裏滿是淚水，緊咬著嘴唇，心裏像撒了辣椒粉，又像有蟲蛇在嘶咬，他想哭喊，想發瘋，但他仍然不聲不響，暗暗呼喊著“媽媽”，腳步更快了。……

最近幾天，程兆菊老太太身體不好，周橋讓程守芝一直在這邊守護著。陸國棟、邵一蘭和亮亮到家時，程守芝正扶著老太太在大門口等著。程守芝看見他們拐進了胡同口，對老太太說：“三姑，俺國棟兄弟他們來到了。”老太太掙掙歪歪，哆哆嗦嗦，兩隻小腳兒驅驅拌拌地往前走，走向自己的兒子，陸國棟急忙跑了過來，走到老母親跟前，攥住老母親的胳膊，說：“媽，兒子回來了……”老太太用枯瘦的雞爪子一樣的手拍打著陸國棟，兩隻凹陷下去的眼睛像泉眼一樣湧出淚水，說：“我的兒，你可回來了，可把娘想死了……”邵一蘭說：“媽，咱回家吧。”陸國棟扶著母親邁進大門，見原先寬敞疏朗的院子裏，北屋，東、西屋，全都靠牆用木棒、葦席、草苫子、油毛氈、石棉瓦之類的東西搭起了棚子，院裏的棗樹、石榴樹被擠在棚子夾道兒裏，一副瑟瑟縮縮，戰戰兢兢，垂頭喪氣的樣子，原先的小花壇拆得半截拉塊，隻有幾株指甲桃子、蠍子草之類的草花兒可可憐憐地，傻裏傻氣地長在那裏，雖然邵一蘭已經給他說了家裏房屋被別人住了一多半的事，但眼前的景象還是讓他吃驚，心想好好的院子弄成了這樣，這哪裏還像個家樣兒？他習慣地扶著母親往堂屋走，亮亮說：“爸爸，北屋、東屋、西屋都讓別人住了，南屋是咱家。”陸國棟扶著母親進了南屋，扶母親坐下，說：“年節，國群和別的親戚來了，不好住了。”母親說：“這不把南屋隔出來兩個裏間，小門屋兒還歸咱。院裏住的這三家，都是老街坊，也不欺負咱。擠巴點兒就擠巴點兒吧。”陸國棟倒了杯水讓母親喝，轉臉看見東裏間牆正中掛著父親的遺像，幾步過去，“撲通”跪下，說：“爸爸，不孝兒國棟回來了，可是兒子見不到你老人家了，兒子對不起你。爸爸，我的事查清了，說我加入過國民黨的事是國民黨黨棍編造的，那件事沒有了，他們把我弄錯了，我被提前釋放，來到家了，爸爸，你放心吧，別掛著我了……”陸國棟說著，滿臉淚水，說到最後，頭俯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亮亮跪俯在爸爸身旁，陪著爸爸抽抽搭搭地哭，外間屋坐著的老太太說：“亮亮，你爸爸給你爺爺說了就行了，扶起你爸爸來吧。”亮亮拽起爸爸來，讓爸爸坐在奶奶跟前，老太太伸出長滿了黃斑的兩隻手摸挲陸國棟的腦袋，又摸他的臉，說：“兒，你瘦多了，一些皺紋，老的厲害，是嗎？”陸國棟說：“也不算多瘦，快五十歲的人了，臉上還少了皺紋？媽，別擔心我，我身體設點事兒。”老太太還在摸挲著兒子，嘟念道：“媽看不見了，可是媽摸著你了，你爸比我苦，沒等到你回來，到死還念叨你，合不上眼啊。”

陸國棟回來了，故家已經麵目全非，不但房子、院落不是昔年模樣，親人也已凋零不全，叔和爸爸老兄弟倆一個含冤自殺，一個銜恨而去，連比他小幾歲的大妹也走了。小妹妹國群忍受著家破子歿之苦，猶自奮力掙紮。陸國棟看著家裏劫後尚存的舊器物，每件都讓他想起往事，記起和兩個妹妹一起長大的快樂童年。在陸國棟心目中，兩個妹妹是上帝送給他們家的一對小天使，而小妹國群又特別聰明，特別頑皮，格外可愛，總是喜歡纏著他，陸國棟也格外疼愛她，覺得她是那麽討人喜歡的小精靈。沒想到，這個從小無憂無慮的小天使，比誰都聰明的小精靈，卻傻乎乎地跳進了火坑……他出獄當天，就給她發了電報，她和她那位患難知交的新丈夫，還有大壯一定會來的，他知道，他們來是要正而八經地請假的，而且交通很不方便，來晚一點不奇怪。陸國棟盼著他們快點來到，他太想念這個小妹妹了。他不時跑到門口去看，邵一蘭對程守芝說：“國棟盼著國群快來，等不及了。”直到晚上九點多鍾，國群他們一家三口總算來到了。陸國群剛進大門，就開始喊：“哥，嫂子，我們來了……”陸國棟兩步奔出房門，陸國群看見高大但已有點佝僂的哥哥，一下撲到他胸前，像小孩子一樣嗚嗚地哭了起來。邵一蘭和亮亮也迎了出來，大壯指著身邊的時玉山，對邵一蘭說：“舅媽，這是俺時伯伯。”時玉山忙跟邵一蘭握手問候。大壯把手裏的包扔到門口，和亮亮擁抱在一起。邵一蘭和時玉山站在門口，邵一蘭對陸國棟兄妹說：“國棟，國群，快屋來說話吧，你們別這樣，讓媽媽難受。”陸國群直起身，擦去眼淚，先向陸國棟介紹時玉山，又和時玉山一起到媽媽跟前，陸國群看出媽媽眼睛不行了，問：“媽，你的眼睛怎麽了？”媽媽說：“媽媽的眼睛看不見了，媽媽老了，看不見就看不見吧。你們聽說你哥回來了，忙趕過來了？大壯呢？”大壯忙跑過來，蹲在姥姥跟前，說：“我—大壯—來了，在你跟前哩。”姥姥摸摸大壯的腦袋，不住地說：“好孩子，好孩子。”陸國群讓大壯和亮亮玩去了，對媽媽說：“媽，我原先給你說過，你後來常打聽，家是青島的那個時玉山—我在信上說了，他現在成了你的女婿了—也來了，就站在你麵前。”時玉山急忙握住老太太的手，說：“媽媽，我叫時玉山，國群剛參加工作時，我們都在團縣委。五七年我們都犯了錯誤。我們兩人都是單身，國群同情我，我們就一起生活了。我年紀比國群大，我會好好照顧她的。”老太太說：“玉山，俺一家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你是好人。又有學問，又好心眼兒。國群是我最小的孩子，她很苦。她找你，我同意。她年紀比你小，身體也好，讓她照顧你。你倆做伴兒，都是苦命人。”陸國群說：“媽，我不再孤單了,有人疼了，你不用擔心我，掛著我了。”陸國群對站在一旁的陸國棟說：“爸媽都知道五七年反右時時玉山替我打抱不平—他就那麽傻—的事，我每回來家，媽常打聽家是青島的你那個‘領導’怎麽著了。”陸國棟對時玉山說：“一蘭也給我說了你的事，我們家的人原先雖然沒機會見你，但對你都很熟悉，心儀已久了。”時玉山說：“這邊家裏的情況，我也聽國群說過，大體上也都知道。”陸國棟請時玉山到方桌旁坐下喝茶說話。陸國群和邵一蘭坐到一邊說各自的情況。程守芝忙著給國群他們三口人做飯。陸國棟說：“玉山，以你的資曆本來不應是這樣的命運，因為替國群說話，才落到這地步。”時玉山說：“那也很難說，以我的性格—不講實話猶如骨鯁在喉一樣難受—很難不出問題，也算‘在劫難逃’吧。”陸國棟說：“你是老革命了，對政治鬥爭應該有經驗了，卻能夠不顧個人安危，仗義執言，確實難得。”時玉山說：“我這人理想主義很重，總覺得幾十年革命，那麽多人流血犧牲，換來的不應該是爭權奪利，政治傾軋的官場，有話就要說，不討領導喜歡。”陸國棟說：“悲劇，真是悲劇。”時玉山說：“你還有嫂子不更悲劇？一個完全無辜的人遭到如此奇冤，而嫂子跑到大西北在監獄外陪伴十多年，當得起‘偉大’兩個字。你妹妹見我太孤苦，怕我早早死掉，毅然決然，非要和我一起生活，在崮山縣縣直機關，也算驚世駭俗了。奇人奇事都出在你們家了。這也算是一代人、幾代人的命運吧。”他們正說著話，見程守芝和亮亮、大壯端了飯來，陸國群他們三口兒坐到飯桌旁吃了飯，幾個人又啦呱兒啦到很晚。

第二天，陸家在濟南的親戚齊聚在祥雲裏，給陸國棟“接風”。程守芝和周繼香做了不少菜，大人在說說不完的話，小孩子院裏院外跑進跑出，陸家多少年沒這麽熱鬧過了。吃完飯，陸國群問周橋：“姐夫，哥哥的問題全是那個假國民黨員的事引起的，現在，那個事兒否定掉了，組織上應該給徹底糾正了吧？”周橋說：“國棟可以找醫院黨組織反映一下自己的要求，也可以找省司法部門。至於會不會給徹底糾正，一時不好說，據我看難度很大。”陳姝在一旁聽著，忍不住問：“這種荒唐的冤案，都不給解決嗎？”周橋說：“我們黨搞運動，公開說的是‘有錯必糾’，而實際上往往是整人時雷厲風行，糾正錯案時雷打不動，慢慢騰騰，推拖敷衍。讓整錯了人的人出來糾錯，像揭他的短，打他的臉，阻力很大。再說，不少人還擔心糾正錯案會犯立場錯誤，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給‘右傾’分子甄別平反，過了不久，老人家就批評‘翻案風’，文革中，這又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一項重要罪狀。大家對整人寧‘左’勿右，糾錯自然還是寧‘左’勿右，因為整錯了人是認識問題，而放錯了人，則是立場問題。誰都怕犯為階級敵人翻案的錯誤，明知當事人是冤枉的，也不肯替他說話。更不用說這當中有人思想意識不好，借整人謀私利，當然更要對糾正錯案設置障礙了。”亮亮在一旁站著，聽姑父說完，急得要跳起來，說：“姑父，明明是整錯了人，還不給糾正，這不是不講理嗎？”周橋苦笑著說：“亮亮，世上不講理，明明有道理卻講不通的情況太多了。你還太年輕，不懂得這些問題有多麽複雜。”邵一蘭說：“亮亮，大人說話，你小孩子別亂插嘴。”周橋說：“亮亮是好孩子，他不算小了，關心他爸爸的政治命運，很可理解。不過他很難理解—多數人也不理解—解決這種問題為什麽這樣難。”陸國群說：“能不能找找莊重同誌，讓他給說說話。”周橋說：“莊重同誌對有的部隊上來的幹部蠻橫霸道作風，對地方上不少領導幹部認為文革過去了，文革中吃了苦頭，利益受了損害，現在沒人會怎麽樣了，該撈本兒了，不擇手段謀私利這些現象很看不慣，班子內部關係不夠和諧，最近調到外省去了。”周橋和時玉山見麵後，同他很談得來，有“相見恨晚”的感覺，見他坐在旁邊一直沒說話，轉臉問他：“玉山，你對國棟哥這事兒有什麽看法兒？”時玉山說：“國棟哥的事雖然起因是‘鎮反’，但‘鎮反’中沒作結論，問題是出在反右派運動中，這就比較麻煩。老人家搞的反右派運動，被認定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運動中不少重要的指示，社論，文件，像他在戰爭年代指揮大軍作戰的電文一樣有橫掃千軍，氣吞山河之勢，是老人家的神來之筆，得意之作，老人家對摧垮右派是看成像他打敗國民黨一樣的輝煌戰績，那是要彪炳史冊，世代稱頌的。對反右派運動中的問題，一般沒有人敢說‘不’字，即使有人確實冤枉—像國棟哥這樣，有人心裏有看法兒，但是就像姐夫剛才說的，誰也不敢碰這種事。老人家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又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甚至明確地說七、八年後再來一次，也許現在做的事，就是下次文化大革命的罪狀，誰不害怕？所以，對糾正錯案，一般都會躲著走，怕引火燒身。國棟哥的問題也是反右中的事，想徹底解決，不容易。 ”周橋說：“玉山說的很有道理，我有個想法兒，是不是不提徹底糾正，隻要求回濟南，回原單位工作，說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請人家照顧。你們兩人原來在德惠醫院工作得很出色，說不定遇到有同情心的領導，或者他們也確實需要人，就給解決了。至於徹底糾正的事，留待將來，看形勢再說。”第二天，陸國棟和邵一蘭按周橋、時玉山兩人的意見去了德惠醫院。一位他們不認識的院黨委委員兼政工處長聽了他們的陳述，出去請示了領導，回來對他們說：“你們兩人的情況，院裏的老人兒都知道。陸國棟被勞教的時候，還算是院裏的職工，但是判刑以後,公職就開除了，跟醫院沒有任何關係了。即使不判刑，作為極右派，勞教結束後也不一定能保得住公職。和陸國棟一起判了勞教的屈長河勞教完了，也開除回家了。那個青年下場很糟糕—聽說回老家不長時間就自殺了。就是毛主席說的，‘吃虧在於不老實。’—我們不說他了，還是說你們的事。至於邵一蘭，是自己主動申請，按下放幹部辦正式手續調走的，要回來，得重新—在你現在工作的單位那邊—申請，由那邊人事部門和山東省人事部門聯係，然後逐級審批，現在從外地調人來濟南市，非常難，即使申請，批準的可能性，幾近於零，最好不要抱什麽希望。院領導說，知道你們兩人工作是好樣兒的，業務水平是數得著的，但是受政策限製，確實沒法兒解決， 請你們理解。院領導知道常鵬程同誌—現在他是衛生廳分管政工的副書記—比較了解你們的情況，向他作了匯報和請示，剛才說的，也是他的意見。看來，你們這個事兒在可以預見的，一個很長的時間段裏都不好解決。請回吧。”處長的話像一盆冷水澆到陸國棟和邵一蘭的頭上，兩人知道所要求的事沒一點兒希望，沒再說什麽話，站起來走出處長辦公室。醫院裏除了到處懸掛著紅底兒黃字的“毛主席語錄”板，張貼著應時的大字標語之外，跟原先沒什麽變化，隻是路邊的樹更粗了，但是房子變舊了。他們低著頭，匆匆從醫院林蔭道上往外走—他們不願意遇見熟人，無論是鄙夷，看笑話，還是廉價的同情，他們都不願承受。走出醫院大門，兩人不約而同地回頭朝院裏看了看，就邁開大步，匆匆離開了。

兩人來到街上，陸國棟說：“咱在路沿石上坐一會兒吧。”兩人坐下，邵一蘭見陸國棟眉頭緊鎖，痛苦萬狀的樣子，說：“國棟，這個結果也在我們意料之中，別太難過。一定要想開。比起屈長河來，我們還是幸運的，你提前出來了，我們兩個人在一起了，這就很好。”陸國棟說：“我們是比屈長河‘幸運’，剛才這位大處長不疼不癢地說屈長河的事，我聽了太難過了。屈長河家裏特別窮，他父親死了，他母親含辛茹苦供他上出大學來，卻落得了這樣悲慘的下場。老母親還能活？整個家全完了。全是因為我……”陸國棟說著就落下淚來。邵一蘭也落淚了，說：“國棟，你怎麽這樣想？屈長河倒黴是因為你，你沉冤十幾年，起因是什麽？誰來負責？你可不能因為這而自責。”邵一蘭看看手表，說：“天還早，咱去省公安廳吧。”兩人忙去坐了公交車，到了山東省公安廳，見到了那位幫了大忙的青年幹部。青年幹部見是他們，高興得了不得，領他們去了一個小接待室，給他們倒了開水，說：“早就聽我爸說你們兩位的事，我爸對陸大夫特別感謝，對你們很同情。你們的遭遇確實太慘了。”陸國棟問：“老人家現在身體怎樣？老毛病好了吧？”青年說：“老毛病讓你給根治了。可是文革中社會亂成這樣，他對工廠裏那些事兒天天氣得了不得，又喜歡喝悶酒，吸悶煙，長了癌症，去年病故了，才六十剛出頭兒。”陸國棟說：“太疼人了。”青年說：“我爸到死還念叨陸大夫，念叨你們夫妻倆。”邵一蘭說：“這次國棟被提前釋放，而且還卸掉了曆史問題這個大包袱，多虧你了，我們真是太感謝了。”青年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不算什麽—本來早就應該解決。 接觸到有關證據，知道陸大夫情況的人不少，可是事不關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少有人真正關心被審查的人。中國被審查的人多得很，被錯整的人比比皆是，大家見怪不怪，都變得很冷漠，隻要落不到自己頭上就行。現在這些事兒，不好說。”陸國棟說：“我本人，我們全家對你都很感謝。”青年說：“剛才說了，不用感謝。我很清楚，這事做得很不夠。我也沒能力幫更大的忙。領導上也就隻能做到這一步。我倒是試著想爭取個更好的結論，但領導上說，事情牽扯到反右派運動，不是公安部門能解決得了的，太過敏感，誰也負不了這個責。沒辦法兒。說實話，比你們這案子更冤枉，更離奇的事兒還有不少，都沒人解決。你們可以去原單位找找，看有沒有希望。”陸國棟說：“我們去了，還沒敢要求解決錯案的問題，隻是想再回原單位工作，但被一口回絕了，連一句活絡話兒也沒有。”青年說：“現在的社會狀況，一般人看不出什麽問題，但報紙、廣播天天批‘右傾’，‘複舊’，‘回潮’，‘翻案’，‘複辟’，誰敢去動以前運動的案子？沒辦法兒，得過且過吧，你們一定不要到處亂找，免得惹出麻煩來。”陸國棟說：“謝謝你的提醒，我們不再找了。”

陸國棟和邵一蘭從山東省公安廳出來，正是中午時分，頭頂上的太陽無情地肆意地噴射著灼人的光焰。邵一蘭覺得身上沒點兒力氣，跟著陸國棟，慢絲綢理地往公共汽車站走，悲涼像冰疙瘩充塞在她胸中。已是深秋，中午時分，濟南的天還很熱，可她的心是冰冷冰冷的，失望像蟒蛇纏繞著她的腰身，讓她渾身緊梆梆的，沒點兒活氣，看看滿街的人，離他們那麽近，伸手可及，但是，邵一蘭知道世上所有的人離他們都很遙遠，誰都指望不上。人們熙來攘往，誰都得先考慮保住自己，誰倒了黴誰自己忍受，天上的神，世上的人誰也幫不上你。陽光下你會覺得寒冷，人群中你感到孤單。回濟南以前，她對回原單位工作抱了很大希望，她一廂情願地想，醫院的老領導老同事知道了陸國棟鎮反中被冤枉了，會很同情，經過文化大革命，老大夫、老護士整得七零八落，醫科院校停了好幾年，工農兵大學生還沒畢業，畢了業也不頂用，醫院裏一定很缺人，他們兩人回去上班，領導和同事們一定會很歡迎。她沒料到，結果竟然會是這樣。她還是太天真了。在我們國家，在任何情況下，政治永遠是第一位的，壓倒一切的，醫院的當權者—更不用說那個老對頭常鵬程—才不會考慮陸國棟和她是有用之材哩，他們毫不猶豫，未加任何考慮，就像趕走兩個討嫌的乞討者一樣打發了出來，他們早就像廢物一樣被拋棄了，誰也沒興趣再把他們揀回來。……她和陸國棟回濟南前的夢想破滅了。他們的老家，原先的工作單位在濟南，但他們是被放逐的人，他們回不了—也許永遠回不了濟南，因為他們在濟南沒有工作，沒有戶口，沒有糧本兒，沒有票證兒，沒辦法兒生存，更要緊的是他們沒有合法身份，如果他們長時間滯留，盡管是在故鄉，在自己家裏，但公安派出所就會來趕他們回自己的“戶籍所在地”。當然，陸國棟可以在濟南落下戶口，作為刑滿釋放分子，受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會雙重監管，他要像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竄著找點雜活兒幹，掙口飯吃，還不一定找得到。就是說，當年的名醫，現在是無業遊民，而邵一蘭要一個人回大西北……她看了看身旁低頭走著的陸國棟，心想，他們兩人不能再分開了，她是為了他，拋棄了省級大醫院的工作的，現在，他出來了，她不能讓他一個人留在濟南。他是自尊心很強的人，讓他留下來，作為“刑釋分子”，無業者出現在街坊，熟人，同學，朋友，原先的同事，病人麵前，他會感到無地自容。出獄這些天，邵一蘭見陸國棟有時一個人發愣，晚上睡不好，睡著了老說夢話，有時還驚叫，嚇人吱啦的，過去的十幾年太可怕了，他還沒從那種惡夢中完全恢複過來，她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讓他完全康複。還是一起回大西北吧，陸國棟回勞改農場就業，成為留場的農工，仍然當衛生員，邵一蘭還是在公社衛生院，兩人在那裏廝守，直到退休。沒別的辦法兒，他們隻能走，隻能離開風燭殘年，雙目失明的老母親和有父母卻宛如孤兒的兒子返回大西北—那個遠在天邊的，荒涼的，窮困的地方，在那裏待下去，甚至要在那裏一直待到離開人世那一天……在公共汽車上，兩人都沒說話，下了車，回家的路上，陸國棟說：“一蘭，別太難過，想開一點，現在這個結果，也算是不出所料。”邵一蘭說：“我沒什麽，隻要你想得開，我怎麽都行。”陸國棟說：“我也沒問題，不論如何，國民黨員的帽子總算摘掉了，我也出來了，見到親人了，總比還關在裏邊強，比起像叔叔那樣死了的人，更是好多了。”邵一蘭看著陸國棟，陽光下，見他臉上的表情開朗了不少，說：“你這樣想，我太高興了。國棟，咱先不慌著回家，我問你，你打算怎麽辦？”陸國棟說：“我剛才在車上想過了，我才四十多歲，應該正而八經地工作，可是，人家不要我了。我隻會給人看病，別的事幹不了，又不允許個人開業。幹脆咱一起回那邊，我去勞改農場就業，回衛生室—臨出來前，科長說了，如果在外邊找不到工作，可以回農場就業，當農工。我看這樣，那邊醫院事兒多，你先回去，我在家裏多待幾天，陪陪媽媽，帶她跑幾家醫院，查查身體，看看眼睛還有沒有可能治好。過個半月二十天，我就買票去那邊。亮亮已經是大人了，讓他在家陪奶奶吧。你說呢？”邵一蘭心想，兩人想到一起去了。忙說：“隻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同意。咱回家吧，媽媽在家等著消息哩。先別給媽說醫院不接收的事，就說人家要研究。”兩人快步往家走，還沒到家門口，聽見亮亮哭著喊“奶奶”，程守芝喊“三姑”，都聲嘶力竭，沒人腔兒，陸國棟和邵一蘭慌了，急忙往家跑，進了屋，見媽媽躺在裏間屋床上，亮亮和程守芝在她跟前又哭又叫，東屋李姐家叫柱子的男孩兒站在旁邊，兩人急步走到床前，邵一蘭摸摸老太太額頭，已經冰涼了，問：“早飯後，俺兩人出門兒，媽還囑咐到醫院好好跟人家說，別跟人家著急，這是怎麽了？”程守芝說：“早飯後，國群帶著時玉山和大壯去千佛山了，說中午就不回來了，亮亮去送火柴盒兒，我收拾完了，到食品店買豆腐，排了一大會子隊才買上，來家見三姑蜷縮在屋門口，亮亮正哭著喊她，已經喊不應了，我和亮亮、柱子三個人好歹把她抬到床上……”亮亮從大桌子上拿起一張白紙，遞給爸爸，說：“看看吧，就是派出所的人來送這張紙送了俺奶奶的命。”柱子說：“咱院兒裏幾家大人都上班兒去了，小孩兒去上學了，我感冒了，沒去上學。十點來鍾，來了兩個公安，進了大門就喊：‘陸家有人嗎？’奶奶說：‘有人，我是個瞎老婆子，你們是誰，有什麽事兒？’公安說：‘我們是（公安）派出所兒的，上邊有通知，你兒子陸國棟刑滿釋放回來了，他回來跟他說，別有事沒事兒地到處亂竄，讓他立即到區公安局報到。’公安把一張白紙放到到這屋門裏頭一張桌子上，說：‘這是給陸國棟的通知，回來給他。’說完，就往外走，奶奶站起來，在後邊追人家，一邊說：‘俺兒是冤枉的，他沒在過國民黨，上級弄錯了，這不把他放了嗎？他這就要回德惠醫院上班了，你們還讓他上公安局報什麽到？’公安的人走了，奶奶下門台時摔倒了，我嚇壞了，趕緊上居委會把亮亮叫回來。”邵一蘭哭一陣，說：“亮亮，別哭了，快出去給你姑爸打電話。你小姑不好找啊。”亮亮說：“他們上千佛山了，哪裏找去？”陸國棟悲痛得不能自持，撕自己的頭發，捶打自己的胸膛，哭喊著：“我哪如不出來？是我把老媽的命送了啊。” ……陸國群和時玉山帶著大壯，坐公交車到了千佛山站，下了車去爬山，在上山的坡道上走了沒多遠，陸國群突然覺得頭暈目眩，心跳得厲害，還惡心幹噦，大壯說：“媽媽，你怎麽了？”陸國群說：“昨晚睡得太晚，沒休息好，走這一段上坡路，受不了了。”時玉山說：“你臉色很不好，覺得哪裏難受？”陸國群說：“就是心裏難受，說不出是什麽滋味兒。”時玉山說：“咱停下來歇歇，你好受一點了，咱就回去，不上山了。”……三人休息一陣，慢慢走回公交車站，回到家，已經下午一點多了。他們見院裏，家裏氣氛異常，忙進屋，姥姥居然死了。陸國群哭得幾乎昏死過去，時玉山費了好大勁才勸住她，程守芝給他們說了老人猝死的情形，陸國群想到她在上山的路上突然難受，那正是媽媽垂死彌留的時候，是她們母女間的心靈感應，陸國群禁不住又哭了起來。大壯氣得濃眉倒豎著，要去派出所找上午來的兩個警察“理論”，時玉山一把拽住他，不讓他去，大壯急得蹲在地上大哭，“難道姥姥白白地死在那兩個混蛋警察手裏？”時玉山說：“大壯，你好孩子氣，那兩個公安人員是來執行公務，你還想讓他們道歉，抵命，賠償？那不是白日做夢？”

陸家老太太去世了。陸國棟急忙找人把周橋、繼香表姐和洪全找來。洪全去郵電局給幾個親戚家發了電報。第二天，第三天，周恒剛和牟洪雲，周恒順，方學增、方學慧和她的丈夫雷鳴等親戚陸續來到了。安葬完老太太，親戚們聚在一起，大家相互詢問文革以來這些年的境況。周恒剛和牟洪雲跟著爸爸和娘回省委宿舍去住。睡下後，牟洪雲說：“林彪出了問題後沒多少天，你就寫了申訴信，到現在沒點動靜兒。趁這次來濟南，得再去催。”周恒剛說：“是要去催。不過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不會是一個立場，一種感情，一樣態度。我不指望他們會發慈悲。還是得讓爸爸找他們。”過了老大會兒，周恒剛翻來調去睡不著，牟洪雲說：“怎麽老睡不著？又在想什麽？”周恒剛說：“這回參加姥姥的喪事，見了那麽多親戚，聽大家說自己文革當中的經曆。我感觸很多。舅舅這樣的冤案，不給糾正，不給恢複工作，隻好再回勞改農場去上班。公安局還通知他去報到，硬硬地把姥姥嚇死了。再看看這些親戚，洪秀姐她愛人當過十幾年的海軍，因為那樣牽強的理由給逮了，判了刑。其他人倒是沒有誰蹲監獄的，可是，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是上了‘另冊’的，而凡是上了‘另冊’的人，人雖然在社會上，但也就等於在一個大監獄裏，這個監獄沒有房頂，沒有圍牆，但有一個巨大的，無形的網，在這個網裏，比蹲監獄好不了多少。我不幸也上了這‘另冊’，進了這個網兒。想掙脫出來，就難了。”

喪事過去，親戚們都走了。陸國棟和邵一蘭為回大西北的事發愁。他們走了，留下亮亮一個人，怎麽辦？這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燈下，邵一蘭說：“亮亮，爸媽想留在濟南，人家不給解決，我們隻好回那邊去了。”亮亮哭了，說：“我不讓你們走，哪也不去，就住在家裏。”陸國棟說：“不走，爸媽兩個人正值盛年，怎麽能閑著，一點兒活也不幹？”亮亮說：“我好好兒地幹。除了多糊火柴盒，我再去找活兒幹，掙錢養你們。”邵一蘭說：“傻孩子，就你掙那點錢，能供三口子人吃喝花消？媽媽沒有戶口，沒戶口就沒糧本，也沒副食品票兒，上黑市買咱沒錢，有錢咱也不敢買，怕犯法，那不得挨餓？再說，你爸這種情況，公安上得老盯著他，在社會上找工作，人家不願意要，還不把你爸爸急死？”陸國棟說：“亮亮，幹脆你也跟爸媽上大西北吧，到那邊幹臨時工，咱一家人就在一起了。”亮亮想了想，說：“不，我不去，哪裏也不去。這裏是爺爺奶奶的家，我的家，我就在這裏。”亮亮抬頭看看裏間屋山牆上並排掛著的爺爺、奶奶的遺像—兩張相片都是用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翻拍、放大的，照片兒上兩人都還不算老，而且都是一副慈愛、安詳的笑容，給屋裏淒涼的氣氛添一絲暖意，像黑暗的屋子裏照進來一團亮光，亮亮回頭說：“我走了，爺爺、奶奶眼前就沒人兒了—我在他們跟前這麽多年，他們都習慣了，我得在家裏陪著爺爺奶奶，每天給他們說說話。”亮亮說著說著就哭了，陸國棟和邵一蘭也落下淚來，邵一蘭說：“好，亮亮，爸媽不勉強你。留下就留下吧。”陸國棟站起來，走到門口，朝院子裏看看，說：“爸爸來濟南謀生創業幾十年，剛解放，就把別的房產交公了，隻留下這個院子，現在隻剩下這幾間屋了，要是亮亮再走了，肯定會有人打這幾間房的主意，那這幾間房也就保不住，陸家在濟南市就沒有寸土之地，片瓦之屋了，也就斷了根了。爸媽在天有靈，會很難過。……陸家……全斷送在我的手裏……”亮亮說：“爸爸，你是被人家冤枉的，不賴你。”邵一蘭說：“國棟，別想這些了，亮亮說得對，不賴你。”陸國棟歎口氣，說：“說不賴我也賴我。我如果沒有那麽強的自尊心，對自己的名譽不看那麽重，對鎮反中那事不那樣耿耿於懷，不一封封申訴信往上送，觸怒當官兒的，興許就倒不了這麽大的黴。唉，全怪我啊，現在後悔也晚了。”邵一蘭說：“國棟，別這樣想了，當時你想的做的，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應。就是一隻貓，你無端地招它，它還伸伸爪子哩。再說，申訴冤情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法製社會裏，斷不會對受害者再進一步加害。人常說，性格就是命運，如果當時沒那些反應，就不是你陸國棟了。你還看不出來，當今社會，正直的人處處碰壁，奸猾的小人—像常鵬程那樣兒的—如魚得水。什麽都不想了，咱們就認命吧。”陸國棟點點頭，說：“好，亮亮，媽媽說得有理，咱們都聽媽媽的。”邵一蘭去收拾東西了，陸國棟把亮亮拉到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說：“亮亮跟爸爸一般高了，是大男子漢了，不是小孩子了。一個人過就一個人過吧。好好幹，爭取找份兒正式工作，陸家的家業還靠你撐起來哩。”

陸國棟和邵一蘭要回大西北了。行前，一家三口，程守芝陪著，又去了老爺子、老太太的墓地。陸國棟、邵一蘭和亮亮跪在墓前磕了頭。邵一蘭說：“爸、媽，我和國棟在濟南落不下腳，要回大西北了。亮亮還在家。你二老保佑亮亮平平安安的。”亮亮說：“爺爺，奶奶，爸媽走了，我會常來看你們。你們放心，我聽話，好好幹活兒，沒事兒就看書學習，不和壞孩子結幫兒，不惹事兒。”離開墓地回城的路上，程守芝說：“亮亮，你姑爸說了，讓你搬到那邊去住，你明明妹妹快回來了，咱家裏就熱鬧了。”亮亮說：“表姑，我不過去住。我在這裏領材料糊火柴盒方便，我有空兒就過去看你和姑爸。明明回來，我去找她玩兒。”程守芝對陸國棟和邵一蘭說：“亮亮這孩子有誌氣，心裏有數。你們放心走吧，我常往這邊兒跑著點兒，照看亮亮。”邵一蘭說：“表姐，他姑爸和你多費心吧。”

第二天，陸國棟和邵一蘭要走了。亮亮和程守芝、周繼香一起去送他們。在車站候車室裏，邵一蘭還對亮亮囑咐這囑咐那，亮亮說：“媽，你放心吧，沒事兒。”兩人上火車了，亮亮和兩個表姑站在月台上看著他們。火車開了，邵一蘭和陸國棟從車窗探出頭向他們揮手，亮亮追著火車，邊跑邊哭著喊“媽媽，爸爸”，火車跑遠了，亮亮還一個人呆呆地站在月台上，邵一蘭滿臉淚水，看著亮亮，直到看不見了，回身趴到陸國棟肩上，嗚嗚地哭著說：“我恨不得跳下火車，不走了，一家人要飯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塊兒……”陸國棟兩眼含淚，拍著邵一蘭的脊梁，說：“一蘭，別這樣。”……

陸國棟和邵一蘭胳膊上戴著黑紗，麵帶戚色，回到了大西北那個偏遠小鎮。陸國棟回到農場，按勞改人員留場就業，當了農工，仍然在衛生室工作，身份上不是在押服刑的勞改犯了，但在世人心目中，當然仍然是“有前科”的，低人一等的準壞人。嫲嫲院長倒是很高興，說：“這下好了，遇到疑難病號，陸大夫可以來給咱幫忙了。”陸國棟和邵一蘭就在這地方，這種狀態下開始了“新”的生活。人的感情世界有著很大的彈性和韌性，經受過這麽多年的折磨，他們對苦難的耐受力已經很強，在邵一蘭的精心照顧下，陸國棟瘦弱的身體慢慢恢複了，邵一蘭自己也比原先胖乎了不少，臉上也比原先水靈些了。他們在院裏在社會上所見所聞，對當地“貧下中農”、“社員”群眾超乎想像的貧窮、困苦，陸國棟在農場所知道的不少“犯人”的冤屈，讓他們時常想，全中國有多少老百姓過著苦不堪言的日子，人世間有多少人比他們還要冤，還要苦，這樣想著，心理就“平衡”些了，這算是“精神勝利法”，奴隸心態的另一種吧。另外，雖然多少年沒進過教堂了，但他們兩人從小就信上帝，現在，上帝還在他們心裏，他們相信，自己受的苦，自己正在幫助那些困苦著的人們，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必須堅韌不拔地活著，多做善事，上帝會護佑他們……隻要不刮大風，他們每天晚飯後都到小鎮外鄉村土路上去散步，秋天過去了，冬天來了，麵對著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也許還要繼續存在下去的荒坡古道，陸國棟說：“看來，我們要在這裏一直待到退休了，就這樣生活下去吧。而且，即使退休了，我們也不能回濟南，因為我們沒有戶口。”邵一蘭說：“是啊，回不去就不回吧，說實在話，真也舍不得這裏這些受苦的人……你在農場裏，那些倒黴的獄友也需要有人給他們治病，我們就安心待在這裏吧，也許這是上帝的安排……”經過了這麽多年的磨難，陸國棟的老爸老媽都已不在人世了，而且兩位老人竟然都是因為意外驚嚇而死，他們常常為此傷痛不已，兩人沒事兒經常回憶兩位老人生前的事，對於他們悲慘的，無奈的，心有不甘的死，他們不能，不敢也沒辦法兒怨任何人，隻得說：“走就走了吧，多活一天多為孩子擔驚受怕一天，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是上帝覺得他們在人間太苦了，把他們叫走了……”兩人這樣想了，這樣說了，這種想法兒，說法兒強化，固化下來了，仿佛真的是那麽回事了，兩人慢慢地就不為二老的離世難過了。現在，邵一蘭更多的是想念遠在海峽對岸的爸媽和弟弟妹妹，他們走了二十五年了，走的時候，爸媽身體都很好，又都沒有什麽不良嗜好，現在應該還很健康，弟弟妹妹早已長大，安家立業了，不知他們過得怎樣？有時邵一蘭說：“不用說和爸媽他們團聚了，連他們的消息也不可能得到，這輩子是沒指望了。”陸國棟說：“也別把話說那麽絕對，世事變遷，誰知道多少年後是什麽情況？”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又過了一年，冬天，一場大雪過後，公社郵政所一下送來了一大抱攢了十幾天的報紙和信件，亮亮的信也在裏邊。信封挺厚，沉甸甸的，心想，這孩子寫這麽多。邵一蘭想拆開信來看，可是，門診來了十幾個病人，她忙把信放到口袋裏，挨個把病人看完了，打發走了，這才把信紙抽出來，一看，信紙是兩遝兒，一遝兒是門市部買來的那種薄薄的白紙，亮亮裁開來當信紙用的，另一遝兒卻是市麵上沒見過的又白又挺刮的印得很講究的字行豎排的信箋兒，邵一蘭忙先看兒子的信，亮亮在信裏十分興奮地說，他前幾天突然收到一封從上海寄來的信，是爺爺早年的一個老朋友寫的和他代轉的姥爺的信和小姨爺爺寫的信，是朋友從香港寄給他，請他設法兒轉寄的。小姨爺爺離開部隊後，到一個中學當了老師，至今還是孤身一人，急切地想知道家中情況。他已經把小姨爺爺的信寄給學增表叔了。邵一蘭急忙展開爸媽的信，迫不及待地看了起來。信上說，他們到台灣後，爸爸很快就到台北大學當了教授，媽媽理家，沒出去做事，身體都好。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俱已大學畢業，其中大弟弟去美國留學，是醫學博士，已經在美國定居，找了個洋媳婦兒，育有一子，十幾歲了，中西混血，會說中文，很“帥”，特別讓人喜歡。爸爸已經退休，退休金比較豐厚，現在爸爸、媽媽常遊走於美台兩地。他們十分掛念國棟和一蘭，十分想念兩位親家和國筠、國群，大陸上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不知國棟、一蘭及一家人是何情形。信上問他們生活如何，經濟上如有困難，他們可設法寄錢過來。還說本想寄照片來，但怕展轉郵寄，被人查獲，就沒敢附寄。信的最後，希望他們收信後抓緊回信，仍循來信路徑寄出即可。爸媽天外飛鴻般的來信讓邵一蘭、陸國棟一陣狂喜，他們感到好像烏黑的天幕上雲層裂開了一道縫隙，透下來明麗的陽光，是冥冥之中上帝在幫助他們，讓他們和分別多年，天各一方，隔絕在敵對地域的親人有了聯係。他們興奮，激動，幾乎一夜未眠。但興奮、激動之後，又緊張、不安起來，因為在中國，凡有“海外關係”者，就會被視為不可靠的，有問題，甚至是有“通敵”，“特務嫌疑”的人，親屬在台灣，更是“危險分子”，而如果敢於和海外特到是台灣的親友私下聯係，那簡直是犯罪了。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搞“地下”的特務那樣的活動，而爸爸寫的那幾頁信紙就是“罪證”。邵一蘭把信放到自己宿舍裏小三屜桌抽屜裏，壓在最底下，又覺得不嚴實，不安全，放到床鋪下麵，也覺不妥，最後把它藏到一個柳條箱的最底層，才算稍稍安心些。那以後幾天裏，兩人下了班，談的隻有一個話題，回不回信？回信寫什麽？剛開始，他們怕寫了信被有關被門查獲，惹來大禍，但後來，又分析，南方大城市的人和香港那邊兒親友聯係較多，通信是允許的，他們把信寄往上海，應該不會被懷疑和檢查，再說，爸媽一定是煞費苦心，經許多周折，展轉托人才發出這封信來，老人盼回信，定是望眼欲穿，如果他們這邊裝聾作啞，不給回信，爸媽會多麽難受。兩人商量了幾個晚上，決定寫回信，但信的內容半真半假，可告訴他們這邊爸媽因患不治之症已先後辭世，而他們兩人仍在醫務部門工作，孩子已經高中畢業，因文革耽擱，未上大學，在街道工廠就業。兩個妹妹情況都好。他們衣食無憂，請萬勿寄錢。信上最後說，接到爸媽的信，他們十分高興，但考慮到爸媽來信很不容易，在一段時間內就不要再來信了，以免不必要的麻煩。畢竟從理論上大陸和台灣仍處在敵對交戰狀態，還是謹慎為好。信寫好了，他們寄給亮亮，讓亮亮再寄往上海。信寄出去，過了不少天,也沒誰找他們，看來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們自己知，就這樣過去了。在音信斷絕了近三十年之後，他們跟親人取得了聯係，他們在信上說的是假情況，但爸媽信上說的他們和弟弟妹妹的情況卻肯定是真實的，這就夠了。明明知道爸媽對他們當下的苦境不可能有任何幫助，但想到爸媽和弟弟妹妹在海峽彼岸幸福地度日，弟弟妹妹學業有成，前途遠大，甚至能漂洋過海去美國求學和就業，他們還是高興萬分。好像他們自身的痛苦也減輕了不少。他們想到，小姨一家人知道了小姨父的消息，一定會喜出望外，想來他們也會按信上的要求發出回信了吧，但願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