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二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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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班離了校，在校生放了假，新生招考，錄取結束了，濟南市育新中學副校長陸國筠提了包，拿了雨傘，走出辦公室，如釋重負地長出口氣，步履匆匆地走出學校。天上烏雲密布，不過五點來鍾，天色卻突然變得很暗，要下大雨了。她要趕在雨前回到家，女兒一個人在家，打雷她會害怕。好在學校離她的新家—省委宿舍不算遠，坐公交車也不需要轉車。她坐上公交車，不一會兒，天完全黑了下來，路燈，車燈，街上店鋪裏的燈都亮了，路上的行人被大風刮得一溜歪斜，踉踉蹌蹌地奔逐著，遠處傳來沉悶的雷聲，像木桶在石板路上滾過。陸國筠焦急地朝車窗外看著，瞅著路上的站牌兒。公共汽車在省委宿舍站停下，她輕捷地邁下車，風刮得她的衣褲緊貼著身子，顯現出姣好婀娜的腰身。她急匆匆地趕回家，剛進門，立腳未穩，大雨就“嘩嘩”地落了下來，還夾著狂暴的雷嗚電閃。明明站到窗前，看著窗外瓢潑般的大雨，風雨中飄搖的大楊樹，回頭對媽媽說：“老天爺照顧媽媽，等你進了家門兒，它才下。媽媽，你真好命。”陸國筠看著白亮的電燈下穿著藍色連衣裙，花一般的女兒，嗔道：“小小的孩子，說老太太話。什麽‘命’不‘命’的？”明明說：“就是嘛，姥姥說的，你和大舅，小姨小時候，她讓一個‘半仙’給你們三人算過卦，數你命好。”陸國筠被女兒說得一愣神兒，眼睛閃了一下，心想，這個閨女真是好記性，大人不經意說的一句話，她聽見了，就記住了，說不定什麽時候就冒出一句來。陸國筠問：“爸爸來電話了嗎？今晚還不回來？”明明說：“來電話了，明天才散會，讓我們等他回來，一塊兒去姥姥家。”

晚上，雨停了，天睛了。女兒睡了。陸國筠站在窗前，透過燈光閃爍的樓房，望著天空，圓圓的月亮從浮動的白雲中遊出，展露出銀盤般的麵容，給天地間披上一層雲霓般的輕紗。她站了一會兒，一陣風吹來，涼意很重，畢竟是秋天了。她把窗子關好，走進女兒的小房間，女兒睡得好甜，毛巾被給蹬到了一邊,她給女兒蓋好毛巾被,腳步輕輕地走出來,把客廳裏被女兒弄亂了的沙發座墊兒弄平整,進了自己房間.她們是一九六二年夏天搬到這裏來的,二樓,三室一廳,有廚房,衛生間,比原先住的條件好多了.家具照例是公家配備的,雖然並不高檔,但方便,實用,舒適,而且簡樸中透著尊貴,平實中顯現大氣,體現的是不講氣派的氣派,一望而知房主人是“高幹”，搬進來的時候，周橋倒不覺得怎樣，陸國筠很有點喜出望外，在偌大的濟南市，沒有多少人家享受這種待遇。房子多了，小房間女兒住，最大的一間安了大床是陸國筠—也是他們兩人的房間，中等的一間做周橋的書房兼睡房。周橋調到省委宣傳部以後，工作特別忙，常常帶文件來家，又是看，又是寫，往往弄到很晚，怕耽誤陸國筠睡覺，忙完了，就在書房裏睡了。陸國筠睡醒了，睡不著了，就抱了被子來找周橋，聽他說幾句話，或者偎在他身邊，就很容易地重新入睡了—她太依戀他了。周橋因為在領導所在單位的反右派鬥爭中表現“右傾”，被下放去陶陽那段時間，陸國筠常常失眠，她覺得自己太脆弱了，如果嫂子或者妹妹那樣的遭遇放到她身上，簡直不堪設想。她一向是多愁善感的人。這幾天，周橋參加“四清”工作會議，晚上不回家，風雨過後，院子裏秋蟲唧唧，遠處有似隱似現，聽不真切的蛙鳴，這讓夜晚更顯得寂冷，一種難以排遣的落寞和憂愁襲來，讓她麵對正攤開的《李清照詞》，怎麽也看不下去。突然，聞一多寫於三十年代的詩《靜夜》浮現在腦海裏：“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這賢良的桌椅，朋友般的親密，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襲來，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鼾聲報道我大兒康健的滑息，……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我喉嚨裏顫動著感謝的歌聲，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詛咒，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陸國筠覺得這首詩有點切合她的心境，同樣是一己的安適（這安適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終其一生而未實現的），同樣是安適者的心不安於此種安適，而是痛苦不堪，難得安寧。聞一多是因為社會黑暗，民眾疾苦，而她則更多的是因為自已親人的不幸—不是一般的不幸，而是永無休止，幾乎看不到盡頭兒的苦役。對親人的擔心，牽掛，是她心靈上永遠的傷和痛，刻骨銘心，如影隨形，無論如何也排遣不掉。哥哥遠去大西北服刑，好像走了一輩子了，但實際上刑期才過了幾年，嫂子自願下放去了大西北，在近處陪他，留在老人身邊的亮亮出現了憂鬱症前兆，嫂子隻好請假回來照看孩子，一邊還要為糊口而勞作。曾幾何時，嫂子像她的名字一樣天生麗質，品相高貴，形若天使，如今卻淪落如斯。現在，亮亮的精神恢複了常態，去年暑假後來育新中學念初一，功課一直不錯。可是嫂子必須回大西北，亮亮哭著鬧著要跟媽媽一起去看爸爸，嫂子同意他去，她深知國棟多麽想念兒子。但是，亮亮一個人回來，嫂子不放心。陸國筠決心和嫂子，亮亮一起去大西北，她萬分想念哥哥，在她和妹妹國群心目中，陸國棟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陸國筠說過，哥哥是“完人”—沒有缺點的人，他的善良，寬厚，他對兩個妹妹的疼愛，他的求知，敬業對她們的影響，她都深深地記在心裏，她們倆，特別是國群小時候調皮，怎樣“訛”他，他也不會生氣，她們倆無論誰闖了禍，他都會替她們攬起來，大人分給他們一個人一份兒的好吃的東西，哥哥總是稍稍嚐一點，給她們留著，解放前陸國筠因為參加遊行，被警察逮了起來，一向溫和沉穩的哥哥竟然跑到公安局大吵大鬧，家裏人拽都拽不走他，他找警察，讓他們把他抓起來，把陸國筠替換出去，警察問：“那天你參加遊行沒有？”哥哥說：“沒參加，我正忙著做實驗哩。”警察說：“那我們憑什麽抓你？”哥哥竟說：“你們抓人還需要憑什麽嗎？”差一點闖出大禍。事情過去後，爸爸對邵教授和伯川叔叔說：“我這三個孩子，一人一個性格兒。國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頭紮在實驗室裏，可是，妹妹被抓了，他不幹了，像憤怒的小獅子，賴在警局裏，妹妹不放出來，他就不肯離開。國群是狂熱分子，遊行中最活躍，可是她機靈，警察要抓人了，她一溜煙跑沒影兒了。國筠是礙於同學的麵子被動參加的，遊行中她半是參加，半是觀景兒，警察來了，她居然認為自己沒什麽違法行為，不緊不慢，甚至還和警察講道理，說學生們遊行是行使公民的民主權利，是要讓國家好起來，你們當警察的，應該有良知，同情學生。你們想她有多麽書生氣？結果被警察當骨幹分子給抓了起來。要不是邵伯伯給保出來，麻煩大了。”陸國筠有時和周橋開玩笑：“我也是老革命，我是咱們家唯一坐過國民黨班房的人。”周橋說：“聽見了嗎？媽媽是咱們家的老革命，我們都要尊敬她。”明明高興極了，跳著說：“哎呀，太好了，爸、媽兩個，一對老革命，我長大了，也當老革命。”陸國筠說：“傻丫頭，你長大了，也成不了‘老’革命啊。”然後又正色道：“明明，媽媽剛才是說玩笑話。媽媽可不是什麽‘老革命’。”這種時候，陸國筠感受著溫馨的幸福和滿足，但往往不過是短暫的瞬間，她的愁思，總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一九六二年夏天，周橋的“右傾”問題得到糾正，他們一家住進了省委宿舍，每當她進出大門，門崗向她行注目禮，她總是不好意思地匆匆走過，在大門外，她常常看到路人混雜了神秘，好奇，羨慕，甚至妒嫉的神情，她知道，在時下的中國社會裏，進出這類大院的人，是普通人心目中的“特權階層”，是成千上萬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幾乎就在他們搬家的同時，她作為市文教係統落實“重在表現”政策的“典型”，自己還沒明白是怎麽回事兒，就入了黨，還被提拔做了副校長。這是她做夢也沒想到的。當原先的同事喊她“校長”時，她會不知道人家在喊誰，當原先要好的姐妹鄭重其事地向她“請示”或“回報”工作時，她會臉紅，似乎因為突然如此幸運而虧欠了大夥兒似的。她對周橋說：“我天生就不是當官兒的材料。”周橋說：“按理想主義的一種境界，讓不想當官兒的人當官兒，讓一心當官兒的人當不上官兒，社會會更好，但這是做不到的。官場上總是充斥著追名逐利爭權之徒—共產黨掌權也沒改變這種現象。”有一段時間，陸國筠甚至恍恍惚惚地懷疑，自己是不是正在經曆一個“南軻一夢”？為什麽那麽多的好事兒一古腦兒全落在她的頭上？莫非真的是自己“命”好？剛才明明說姥姥找人為他們兄妹三個人算命的事，如果不是明明提起，她早就忘了，還是日本鬼子投降那年，過了陰曆年，娘帶他們兄妹去陶陽榆樹村看姥姥，姥爺。這是他們小時候最快樂的時光，也幾乎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因為農村過年比城市更像過年，什麽玩龍燈，舞獅子，踩高蹺，劃旱船，演大戲，玩意兒不斷溜兒，要多熱鬧有多熱鬧，而他們作為程家的外甥，濟南來的洋學生，在鄉下人眼裏，簡直就是仙子，仙女來到凡間，無論到哪裏，都像眾星捧月一樣，被人們簇擁著，禮讓著。……他們還年小的時候，那種狀況讓他們興奮，歡欣，飄飄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感覺漸漸淡了，而村裏永不變樣的破敗的泥屋，穿著破舊，邋遢的農人，麵帶菜色，骨瘦如柴的老人和孩子，讓他們觸目驚心，來姥姥家拜年的窮人那種逢迎，委瑣讓他們不安，不快，……他們悟到，萬眾歡騰的背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回到各自家中，人們過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其實城裏又何嚐不是如此。他們開始感覺到這個世界不公平，不合理，人和人之間不應該這樣不平等，……他們隱隱約約地知道，共產黨主張革命，就是為著建立一個合理的，公平的，平等的社會，所以，他們內心深處對共產黨抱著同情，至少是不抱反感。就是這次在榆樹村，村裏的張半仙來姥姥家，姥姥讓他給他兄妹三人算了卦。張半仙麵目清秀，留著長須，思考時目光飄忽，陸國筠覺得他真有點“仙氣”，他看了他們三人的生辰，又看了他們的麵相，說大外甥少年得誌，中年不順，晚年功成名遂；大外甥女兒福大命大，必得貴夫，諸事遂順；小外甥女少年風光，中路坎坷，但可善始善終。現在想來，這張半仙“算”得大體不差，難道他真的會神機妙算？這事真的好奇怪。陸國筠想想自己這些年的經曆，確實是“諸事遂順”，甚至喜出望外，無論是和周橋的結合，還是這次的入黨，提幹，都是雖心向往之，但以為實不能至的事，卻都意外地成了現實，似乎“得來全不費功夫”。周橋雖然也曾被“運動”觸及，但都有驚無險，而且運動過後，更被重用。但是陸國筠生性低調，內斂，無論是省委部長的夫人，還是自已入黨，提拔，她從未喜形於色，更無春風得意之態，處世仍一味克已讓人，而且，工作之餘，依舊鬱鬱寡歡，除了她這個“命”好的幸運兒，娘家人幾年來備受磨難，幾無一人一時安寧，一夕歡愉。全家人都落在水裏，隻有她一個人在岸上，又像大廈傾複，唯她一個人僥幸逃出，家人都落了“網”，她自己在網外，雖可自由遊弋，但與“網”裏親人隔網相看，無語垂淚，感同身受，情何以堪！哥嫂鍾愛的事業，家庭的幸福全毀掉了，妹妹二十幾歲，政治上入了“另冊”，家庭連遭異變。跟她山盟海誓的高幹子弟大難來臨，立即棄她而去，又一次差強人意的婚姻竟毀在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手裏。妹妹現在才三十五歲，遠在魯南山區，舉目無親，政治壓力如牛負重，和幼子相依為命，該是怎樣孤寂，如何度過漫長的人生？……廣播上常播出那種政論批判文章，裏邊常引用“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類的名句，用以比喻人民事業欣欣向榮，方興未艾，而階級敵人則是日暮途窮，氣息奄奄，她陸國筠自己和自己小家庭是在“千帆”競渡的“輕舟”上，蔥蘢茂盛的“萬木”中，而自己的親人們卻不幸為“沉舟”，“病樹”，聲聲哀歎如淒慘的猿啼。陸國群恨不能以身代，但她替不了他們中任何一個，隻能隔岸觀“水”，看“火”，徒喚“奈何”，……她隻能盡自己所能幫助爸媽和兄嫂他們。她和周橋商量好了，邵一蘭回了大西北，就讓爸、媽和亮亮搬來一起住，希望這樣爸媽心情會稍好些，亮亮也不至於舊病複發。嫂子很高興，亮亮也願意來，從省委宿舍大院走出去的孩子應該不會被人欺負，他也願意和明明一起玩兒。老頭老太太還舍不下他們住了一輩子的家，還在猶豫，一定得動員他們過來。……陸國筠在外邊，在學校裏，和同事，學生在一起，一如常人，回家來，和丈夫，女兒在一起，也能談笑風生。但當她一人獨處的時候，親人們的痛苦情狀就像身後的背景由遠及近，她很快就溶入其中，心就開始隱隱作疼。……多少年了，陸國筠一直處在這種煎熬之中，而且這種煎熬了無盡期。她害怕孤寂，怕一人獨處，這幾天，她正犯愁，周橋參加的是省委召開的“四清工作會議”，這次“四清”，據說是從中央機關到基層，抽調大批幹部，成立厐大的工作隊，采取“人海戰術”，大兵壓境，下到農村。周橋被任命為工作隊的黨委副書記，開完會就下去，至少待半年，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中間無特殊情況不準請假，陸國筠覺得這半年太漫長，太難熬了。

第二天下午，周橋散會來家，十分興奮，說：“這次中央下決心了，一定要真正解決好農村存在的問題，解放十五、六年了，有相當大一個比例的生產大隊領導權不在共產黨和貧下中農手裏，貧下中農依然處在政治上受壓製，經濟上受侵占的狀態，太不應該了。這次聽了王光美同誌在河北撫寧一個叫‘桃園’的大隊蹲點搞四清的經驗介紹，很受感染和教育，光美同誌水平高，她所講的桃園大隊那些問題，還有會上印發的不少農村問題的材料，真是觸目驚心，這些問題不解決，了不得。”陸國筠說：“明明，聽聽你爸說的，革命幹部重新煥發革命激情了。”周橋說：“我這人就這樣，隻要涉及到勞苦群眾受到不公正對待，就會義憤填膺。”過了一會兒，周橋又說：“不說這些了。我明天到機關去交侍工作，兩天後，我就不用上班了，九月一日離開省城，這中間的七、八天，自由支配，做出發前的準備，安排好家屬的生活。我想借這個機會和你們一起去大西北看國棟哥。”陸國筠很吃驚，說：“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開玩笑的吧？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千裏迢迢去勞改農場看望服刑的親戚，你不怕人家議論你？不怕影響不好？”周橋說：“我不在乎別人議論，休息時間，快去快回。不會有什麽問題。我先請示一下莊重同誌。我馬上跟他打電話。”周橋要通了莊重的電話，向他說了自己的想法兒，問不知合不合適。莊重沉吟片刻，回話道：“這事，我看沒什麽不合適。人之常情嘛。你那位妻兄也沒什麽重大問題，主要還是個‘態度’問題。你去開導開導他也好嘛。對他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是立足於把他們改造成新人。連滿清末代皇帝，國民黨的戰犯都特赦了，有的還安排做了政協委員。對你這位妻兄，還是要拉嘛。他還是有一技之長嘛。去吧，沒關係。你想著跟我打招呼，這很好。說明你這個同誌組織紀律性強，做事講政治，黨性強嘛。”周橋放下電話，陸國筠問：“怎麽樣，莊大哥沒尅你？說什麽了？”周橋笑道：“老兄不但沒尅我，還表揚我‘黨性’強哩。”

晚上，他們一家去了祥雲裏，陸國筠告訴爸、媽和嫂子，周橋要和他們一起去大西北，到農場看國棟，還對亮亮說：“亮亮，姑爸和我們一起去看你爸爸，高興吧？”亮亮說：“太高興了。姑爸，你好偉大。”全家人都笑了，大家高興之餘，還是有點擔心，陸伯言說：“周橋，你真的要去？不會有什麽不好的影響？”周橋說：“一是國棟去那裏好幾年了，我很想去看看他；二是國筠帶了亮亮回來，我也不放心；還有一層意思，離開大西北這麽些年了，我也想借這個機會去看看。我請示過了，放心吧，沒事兒。”

  兩天後，陸國筠和周橋把明明留到姥姥家，和邵一蘭，亮亮一起登上了去大西北的火車。一路上，三個大人，一個孩子都很少說話。邵一蘭急切地盼著快些見到國棟，兩年未見，不知他成什麽樣兒了。自己丟下院裏的工作，一去這麽久，院裏情況怎樣？嫲嫲院長和同事們都還好嗎？……亮亮一路都在考慮，見了爸爸，說什麽話，讓爸爸高興；陸國筠一直忘不掉臨行前爸媽老淚縱橫，叔叔痛苦萬狀，嬸子淚水滿臉，繼香表姐哽咽著勸他們：“你們都別這樣，讓出遠門兒的人心裏不好受。他們去看國棟兄弟，這是好事。”爸爸說：“告訴國棟，我們都很硬朗，都不死，在家等著他。……”叔叔說：“跟國棟說，叔，嬸想念他，他一定要堅強。……”見到哥哥，一定要把爸媽，叔嬸的囑咐告訴他。周橋一直在凝視著車窗外，這是他當年奔赴延安和後來隨軍轉戰走過的地方，解放，不打仗十幾年了，依舊是那樣殘破的村莊，那樣的窮鄉僻壤，那樣貧窮的老鄉。火車行駛在黃土高原上，依舊是溝壑縱橫，樹木幹枯稀少，莊稼瘦骨憐仃，放羊娃還是光著膀子，光著腳，老漢還是身上斜掛著羊皮，……這養育了中國革命的黃土地，沒變成“陝北的好江南”，鄉親們不但沒過上好日子，反倒是求溫飽而未得，仍在饑寒中掙紮。……在火車上，下了火車，輾轉赴農場的路上，遇見不少從全國各地來探監的人，周橋詢問他們親人的情況，判刑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政治或曆史—實際上也是政治—問題，家人的遭際大同小異，令人慨歎。……

到地方了，邵一蘭帶著亮亮和陸國筠夫婦來到她闊別兩年的公社衛生院，嫲嫲院長和幾個同事跑出來迎接他們。嫲嫲院長十分高興，幾乎有點手舞足蹈的樣子，護士小魏眼裏閃著淚花兒。嫲嫲院長說：“邵大夫，可把你盼回來了。”小魏說：“邵姐，我尋思你不回來了呢，你不知道，俺多麽想你。……”邵一蘭喊了亮亮過來，指著院裏的人讓他喊“爺爺”，喊“魏姨”，“叔叔”，嫲嫲院長把亮亮拉到眼前，仔細端詳一陣，說：“真是好孩子。邵大夫和陸大夫有這麽好的兒子，真好，看著孩子，啥事也別愁。”邵一蘭說：“是這樣。正好放暑假，孩子非要來看他爸爸，我妹妹和妹夫—他們是教書的—也來了。”嫲嫲院長說：“好，好，好。我一會兒就給梆子場長打電話，你們明天就去。你們現在快進屋。我收到你的信，就安排人把你的宿舍打掃好了。兩位客人也在院裏住吧，小旅店兒不幹淨。吃飯讓夥房做。”  

第二天上午，邵一蘭一行就去了勞改農場。七、八裏路，步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邵一蘭指著農場的場部，監房，農田，讓陸國筠和周橋看。他們看見農場辦公區東邊，成群結隊，穿白色囚衣的犯人由穿草綠色製服，端著長槍的民警看管著在大田裏勞動。邵一蘭說,農場南邊,東邊大片的土地都歸它,西邊是肥料場,國棟在那裏幹了很長時間。陸國筠從來沒見過這種大場麵的恐怖的景象，身上有點冷颼颼的感覺，驚訝地說：“了不得，那麽多的犯人。”邵一蘭說：“我們看到的是農場東邊的一小部分，南邊的土地麵積更大，一眼望不到邊，幹活的犯人更多。西邊的肥料場也大得很。”他們到了農場辦公室，梆子場長已經做了安排，陸國棟已經在會見室等著了，見邵一蘭他們來了，他短發花白的腦袋因為緊張有點晃動，上身佝僂著，朝他們走過來。胡子拉楂的臉上皺皺巴巴，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也暗淡起來，裂著嘴，一副想笑又像想哭的樣子，亮亮一下撲到他懷裏，嗚嗚地哭了起來，陸國棟眗?著的眼睛裏滾動著淚滴，用手撫摸著亮亮的腦袋，過了片刻，扶起亮亮的頭，說：“好兒子，爸爸好想你，讓爸爸好生看看。好，長高了，快跟媽媽高了。”轉臉對邵一蘭說：“一蘭，你信上沒有說，妹妹和妹夫也來了。”陸國筠哽咽著喊一聲“哥”，就說不出話了。周橋強忍著就要落下來的眼淚，盡量平靜地說：“國棟哥，好幾年了，拖到現在才有機會來看你。怎麽樣，身體還好吧？”陸國棟說：“還好，沒有大毛病。謝謝妹夫。爸媽還有亮亮多虧你和妹妹照顧。”周橋說：“我們是一家人，不說感謝的話了。”邵一蘭問：“你比兩年前瘦了，白頭發也多了，怎麽回事？出什麽事了嗎？你生病了嗎？”陸國棟說：“什麽事也沒有。就是想你們，另外，我在寫東西，沒有資料，全靠腦子想，比較累。爸媽叔嬸都好嗎？幾個姨家怎麽樣？”邵一蘭說：“都好，大家都掛念你。爸媽，叔嬸都囑咐你好好保重身體，盼你早一天回去。亮亮也挺好的，沒事兒了。在她姑姑那個育新中學上初一了。妹妹入黨了，還當了副校長。……國群妹妹也很好，正常上班了。兩個姨家也挺好的。……我這次回來就不回去了，還和原先一樣，在公社衛生院上班，在外邊陪你。常過來看你。……你可不能再有什麽事兒啊。”陸國棟說：“一蘭，妹妹，妹夫，跟你們說，我在這裏待久了，見到的人多了，慢慢想通了。再也不作無謂的抗爭了。我也想好了，趁著年紀還不大，在農場衛生室上班，有時間，不能把生命白白耗掉，一蘭走了不久，我就開始構思，寫一部《實用外科學》，寫完這一部，再根據監獄，勞改隊的實際情況，寫一本《監獄防病治病手冊》，《外科學》，我已經寫了三十多萬字了，還有幾個章節就完稿了，內容應該沒大問題，就是有些數據需要一蘭幫助核對。農場領導也支持，說寫好了，申請給我減刑。”說到最後，陸國棟居然有點眉飛色舞，兩隻眼睛也變亮了。邵一蘭說：“那太好了。你需要什麽資料，我給你買了送來。”周橋說：“做這事好。有個目標，追求，係統地做一件事情，少想不愉快的事，不但是做了於社會有益的事，對自己也有很大好處，可以健腦強身。”陸國筠說：“哥哥，你在這裏一定要好好的。有嫂子照顧著你，好好寫你的書。亮亮開了學就住我們家，我們現在房子比較寬敞，離學校也不遠。我們準備動員爸媽也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便於照顧。”陸國棟說：“國筠，你說實話，爸媽身體到底怎樣？還有叔嬸是什麽情況？”陸國筠說：“爸媽身體肯定不如以前了，但都沒什麽大病，真的沒騙你。他們讓告訴你，他們好好活著，等你回去。叔和嬸子的情況也好多了，叔叔囑咐你一定要堅強。”陸國棟眼裏含著淚點點頭，又說：“我特別掛念國群，晚上做夢夢見她，見她受苦，心裏特別難受。”陸國筠說：“國群早摘‘帽子’了，在科室工作了。身體很好。你不用掛念她，她很堅強，你自己好好的，別讓大家掛你就行了。”陸國棟說：“我會做到的，回去給爸媽，叔嬸說，我一定聽他們的話。”時間到了，看守催陸國棟回去。周橋說：“國棟哥，你請回吧。我和國筠，亮亮一兩天就回濟南了，你多保重。”陸國棟說：“妹夫，你和妹妹替我盡孝，替我和一蘭帶亮亮，我謝謝你們。”一邊說，一邊不住地流淚，看守不耐煩地催他快走，陸國棟拿上給他帶來的東西，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亮亮哭著喊“爸爸，爸爸”，要去追趕，邵一蘭和陸國筠兩人淚流滿麵，泣不成聲，好歹拽住了亮亮。他們從窗子裏看到，陸國棟一步一回頭，腳步沉重地走進了監牢的大鐵門。

從農場回來，邵一蘭當天下午就上了班，陸國筠和周橋又待了兩天，每天，兩人帶著亮亮到小鎮上和田間轉轉看看，不時會碰見扶老攜幼來探監的人。周橋有時和他們攀談，過後往往麵色戚然而老大會兒難以釋懷。陸國筠說：“我是感情脆弱，多愁善感，你是心糸天下，憂國憂民。咱們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第三天，他們踏上了歸程，在火車上，陸國筠興奮，緊張了幾天，現在放鬆了，一個勁兒地睡覺，周橋還像來時那樣，長時間地望著車窗外，悶不作聲。到家當天晚上就去了祥雲裏向爸媽和叔嬸報告了國棟的情況。他們雖然累得像散了架，但因為了卻一個重要的心願，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第二天晚上，兩人在自家客廳裏喝茶，明明坐在沙發上看連環畫。陸國筠問：“怎麽了，還滿腹心事的樣子？”周橋說：“說實在話，這次去大西北以前，我對那裏的貧窮落後有心理準備，但真正實地看了，還隻是車上看‘花’，浮光掠影地看了幾眼，還是感到震驚。解放這麽多年了，怎麽會這樣糟糕？幾乎是慘不忍睹。遇見的一些犯人家屬，聽他們訴說親人的案情，親屬的遭遇，也讓人震撼。”明明抬起頭，問：“爸爸，什麽事呀，那麽嚴重，又是震驚，又是震撼的？”周橋說：“明明，你還小，跟你說，你也不懂。”

周橋從大西北回來，又在家休息了兩天，收拾了行裝，就去省委招待所（‘四清’工作隊集合地）報到了。在招待所，莊重同誌見到他，對他說：“你去大西北，剛走沒幾天，人民來信就放到我桌子上了。信寫的‘義正詞嚴’，上綱上線，指斥你身為省委重要幹部千裏迢迢去大西北探望極右和反革命的妻兄，是何立場，會有何影響。看樣子信是一式幾份，省裏幾位主要負責人，包括第一書記，還有組織部長，你們部的部長這些人恐怕都有一份，我跟你說說這事，你心裏要有數。也不用當成什麽大事。這件事，你事先是請示了我的,必要時我會說我的看法兒的。你不必緊張，安心去搞你的社教。”周橋說：“莊重同誌，這……我又給你添麻煩了。”莊重說：“什麽‘麻煩’？該承擔責任我就承擔責任。這點氣度我還是有的。別忘了，我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呀。”周橋問：“信是什麽人寫的？我很納悶，也覺得奇怪。”莊重說：“這個你就別問了。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寫的。”周橋離開莊重後，一直在想是誰寫的這封信。對他們去大西北，他為什麽知道得那麽快，那麽準確，難道有人跟蹤釘梢？他決定不對陸國筠和家裏其他人說這件事，免得讓他們無謂的緊張和擔心。正如莊重所說，寫信的人是周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即使有多麽天才的想像力，也想像不出來。這人居然是德惠醫院的黨委副書記常鵬程！原來是邵一蘭他們在濟南站上車的那天晚上，恰好常鵬程來火車站送客人。他猛然在開往大西北的那趟車的候車隊伍裏，看到了久未謀麵的邵一蘭，他有點激動，心跳都加快了。 邵一蘭是他的“初戀”對象，是他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女人，他原想憑借自己的“優勢”地位，他的“真情”和執著，征服這個在困境中掙紮的女人，但卻一次次碰壁。應該是快下鍋的鴨子，卻“撲楞”一下飛了。他一直耿耿於懷。雖然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勉強填補了他情感和欲望的空間，但無論是誰都不能取代邵一蘭。……他見邵一蘭排在長龍一樣的隊伍裏朝前走，知道她是去大西北，找她那位身陷囹圄的倒黴丈夫。好一個當代“貞女”。他癡癡地從遠處看著邵一蘭，他發現邵一蘭身前身後，不但有她的兒子，她當中學老師的小姑子陸國筠，而且竟然還有陸國筠的丈夫，貴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橋。難道他也去大西北探監？簡直不可思議。他讓其他同事照顧客人，說自己看見了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同學，要過去說幾句話。他匆匆跑去買了一張站台票，擠到邵一蘭一行人的後邊，跟隨他們一起檢票進了站，一直跟在他們身後，看著他們挨著擠著上了火車，他躲在站台上的人後頭，看到邵一蘭和她兒子，陸國筠夫婦都在座位上坐下了，直到開車，周橋也沒下來。他隨著人流走出車站，心情十分複雜。他自己也不明白，陸國棟已然判了長刑，自然開除了公職，邵一蘭也去了大西北，不是省院的人了。邵一蘭夫妻兩人和省院，和他這位省院“領導”沒丁點兒關係了。他對他們何必這祥關心？是關心黨的事業？是關注“階級敵人”動向？是對邵一蘭“愛”未成反成恨？是對邵一蘭這樣的人居然有這樣的高幹親戚心存嫉妒？他隱然有一種貓看見了老鼠那種快意，有點幸災樂禍。好個宣傳部副部長，是搞意識形態工作，抓思想領域裏階級鬥爭的。居然不遠千裏去看望極右兼反革命的妻兄。是何立場？是什麽感情？原則，黨性何在？這回被他常鵬程逮個正著，是他的“幸運”，作為一個黨員領導幹部，他不會也不能視而不見，他要向省委領導寫信反映此事，而且要具名反映，要省委幾位主要領導每人一份，他覺得這樣做了，可收“一石三鳥”的效果。其一，是邵一蘭“棄”他而去，借此報複她一下，出口窩囊氣；其二，打擊陸國筠和她的高幹丈夫，說不定把他們都給拉下馬；其三，現在，正值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之際，而且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正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說白了，就是要遴選和提拔一大批幹部。他這封信送上去，一定會引起省委領導們的注意，對他的覺悟和黨性必定會刮目相看，從而給領導們留下深刻印象，這對自己的“仕途”一定會大有助益，說不定這封信就是他進身的階梯，是他開啟飛黃騰達之門的敲門磚…常鵬程在回省院的路上，一直在想這件事，心潮難平，像趵突泉周圍的泉水，浮想連翩，像大明湖畔飛舞的楊花，一邊走，一邊就打好了信的腹稿，回到家，連夜寫好了信，第二天到辦公室，又不辭辛勞，親自複寫了多份兒，當天下午就發了出去。半個多月後，省委組織部一位處長找他談了話，當麵表揚了他。雖然心裏暗暗覺得和他談話的幹部級別有點低，但畢竟是省委組織部—是管領導幹部的呀—的人和他常鵬程談話了呀，這讓他高興了不少天，走路都格外輕快，有點飄飄然的感覺。和那個女工在一起，也更加放浪，弄得那女工覺得他怪怪的，但又不知道怪在哪裏。……而周橋在“四清”工作隊集合學習文件的幾天裏，一有閑空就會想起這事，惴想會不會有某位領導找他談話，但卻一直沒有動靜兒。他想，也許是領導出於工作和鬥爭需要，大戰在即，不願意找他談，以免影響情緒，耽誤工作？他反複考慮這件事，並且從當中總結出一個教訓，這些年自己政治上出問題，原因就往往隻依據自己所考慮的“是非”，而 很少瞻前顧後，比如反右派中替人講好話，在陶陽一中寫關於勤工儉學的報告，還有這次去大西北，……所有這些事，看上去並未違犯黨紀—更不用說國法，也沒招誰惹誰礙著誰，但卻無形中觸犯了黨內，官場上一種十分微妙，隻可會意，不可言傳，不會見諸於任何文件的“潛律條”，即隻要涉及到政治鬥爭，就一定要寧左勿右，要左一些，狠一些，嚴苛一些，過頭一些，即使這會讓事情搞到不合常理，違背常識的程度，但是，隻要不是上級出麵表態，居下者一定要跟著，順著，推波助瀾著，即使你頭腦是清醒的，也要像大家一樣裝成熱到發昏的樣子。這樣才保險。很多幹部都是這樣做的，而他周橋卻往往做不到，這些想法讓他十分困惑，但又覺得想改也不容易。 而究竟是何許人寫的那封信，則成了他心中一個解不開的謎。他想知道這個人是誰，並不是意在報複，隻是出於好奇，揣想那人寫信的原由和動機，由此認識世道人心。後來，他淡忘了這事，不再想了。直到一九六六年晚秋，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燒到他頭上的時候，他才知道了這個謎底。他頭上戴了大高帽子，身上掛著大牌子，在“革命群眾”押解下，看大字報，知道了原來是陸國棟和邵一蘭給他惹的，心裏覺得十分匪夷所思，這個彎兒拐得真夠曲折。……

省委組織的“四清”工作隊集中學習了幾天 ，臨出發前，周橋來家住了一個晚上。周橋說：“省委原來安排我去陶陽，我考慮老家是陶陽，幾家親戚在陶陽，我又下放到陶陽工作過，縣委和文教係統好多熟人，遇到問題不好講話，我找了省委領導，要求回避，結果把我調到泗城去了。”陸國筠說：“還是這樣好。”周橋說：“像榆樹村於大牛兄弟那樣的幹部很難過去‘四清’這一關，運動過後，嬸子和她兩個孫子的處境應該會好些。”陸國筠說：“有可能。可是四姨那邊的情況正好相反，大隊支書是她的表親，看樣子挺照顧她的，不知道會怎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