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的城裏，一處戲接著一處戲。有些人導，有些人演，
買了楊絳的《我們仨》，卻是不敢多讀。如今再讀他們在牛津留學生活的片段，再走他們當年走過的路，竟然是有些恍惚的。我們如今在牛津還做著他們當年做的事，讀書，做飯，探險，互相照顧，她的書裏卻說出了如今我們心裏想的那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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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們仨》中片段：
一九三五年七月，鍾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複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鍾書常自歎“拙手笨腳”。我隻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隻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麵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那時我們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鍾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開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他們教我陪鍾書趕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後再鑲假牙。
可是牛津的學費已較一般學校昂貴，還要另交導師費，房租夥食的費用也較高。假如我到別處上學，兩人分居，就得兩處開銷，再加上來往旅費，並不合算。鍾書磕掉門牙是意外事；但這類意外，也該放在預算之中。這樣一算，他的公費就沒多少能讓我借光的了。萬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麽辦？我爸爸已經得了高血壓症。那時候沒有降壓的藥。我離開爸爸媽媽，心上已萬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們要錢？我不得已而求其次，隻好安於做一個旁聽生，聽幾門課，到大學圖書館自習。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後茶和晚餐。我們住一間雙人臥房兼起居室，窗臨花園，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學生，就沒有功課，全部時間都可自己支配。我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我在蘇州上大學時，課餘常在圖書館裏尋尋覓覓，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考入清華後，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來不及補習。這回，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裏，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我正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圖書館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我可以占據一個桌子。架上的書，我可以自己取。讀不完的書可以留在桌上。在那裏讀書的學生寥寥無幾，環境非常清靜。我為自己定下課程表，一本一本書從頭到尾細讀。能這樣讀書，還有什麽不滿意的呢？
學期開始後，鍾書領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他是我國的庚款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這種黑布背心。男學生有一隻硬的方頂帽子，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女學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我看到滿街都是穿學生裝的人，大有失學兒童的自卑感，直羨慕人家有而我無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學的大課，課堂在大學樓；鍾書所屬學院的課，課堂借用學院的飯廳，都有好些旁聽生。我上的課，鍾書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課。他最吃重的是導師和他一對一的課。我一個人穿著旗袍去上課，經常和兩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課堂側麵的旁聽座上，心上充滿了自卑感。
鍾書說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課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學校管轄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兩屆的論文題目。這也使我自幸不必費這番工夫。不過，嚴格的訓練，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這麽多自由閱讀的時間，準會有更大的收獲。反正我們兩個都不怎麽稱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還有一項必須遵守的規矩。學生每周得在所屬學院的食堂裏吃四五次晚飯。吃飯，無非證明這學生住校。吃飯比上課更重要。據鍾書說，獲得優等文科學士學位之後，再吃兩年飯（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碩士；再吃四年飯，就成博士。
當時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是獲得獎學金或領取政府津貼的。他們假期中也離開牛津，別處走走。惟獨鍾書直到三個學期之後的暑假才離開。
……
牛津的假期相當多。鍾書把假期的全部時間投入讀書。大學圖書館的經典以十八世紀為界，館內所藏經典作品，限於十八世紀和十八世紀以前。十九、二十世紀的經典和通俗書籍，隻可到市圖書館借閱。那裏藏書豐富，借閱限兩星期內歸還。我們往往不到兩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圖書館。我們還有家裏帶出來的中國經典以及詩、詞、詩話等書，也有朋友間借閱或寄贈的書，書店也容許站在書架前任意閱讀，反正不愁無書。
我們每天都出門走走，我們愛說“探險”去。早飯後，我們得出門散散步，讓老金妻女收拾房間。晚飯前，我們的散步是養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兩種散步都帶“探險”性質，因為我們總挑不認識的地方走，隨處有所發現。
牛津是個安靜的小地方，我們在大街、小巷、一個個學院門前以及公園、郊區、教堂、鬧市，一處處走，也光顧店鋪。我們看到各區不同類型的房子，能猜想住著什麽樣的人家；看著鬧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測各人的身份，並配合書上讀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郵差半路上碰到我們，就把我們的家信交給我們。小孩子就在旁等著，很客氣地向我們討中國郵票。高大的警察，帶著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門推推，看是否關好；確有人家沒關好門的，警察會客氣地警告。我們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簾，相對讀書。
開學期間，我們稍多些社交活動。同學間最普通的來往是請吃午後茶。師長總在他們家裏請吃午後茶，同學在學院的宿舍裏請。他們教鍾書和我怎麽做茶。先把茶壺溫過，每人用滿滿一茶匙茶葉：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給茶壺一滿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葉，三人用四匙。開水可一次次加，茶總夠濃。
鍾書在牛津上學期間，隻穿過一次禮服。因為要到聖喬治大飯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蘇東坡賦》一小冊，請鍾書寫了序文。他得知錢鍾書在牛津，特偕夫人從巴黎趕到牛津來相會，請我們夫婦吃晚飯。
我在樓上窗口下望，看見飯店門口停下一輛大黑汽車。有人拉開車門，車上出來一個小小個兒的東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訴我說：她就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羅洲總督府高層官員，所以認得。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學。我們隻風聞她鑽石失竊事。這番有緣望見了一瞥。當時中國同學有俞大縝、俞大姊妹，向達、楊人等。我們家的常客是向達。他在倫敦抄敦煌卷子，又來牛津大學圖書館編中文書目。他因牛津生活費用昂貴，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師家。同學中還有楊憲益，他年歲小，大家稱小楊。
鍾書也愛玩，不是遊山玩水，而是文字遊戲。滿嘴胡說打趣，還隨口胡謅歪詩。他曾有一首贈向達的打油長詩。頭兩句形容向達“外貌死的路（still），內心生的門（sentimental）”———全詩都是胡說八道，他倆都笑得捧腹。向達說鍾書：“人家口蜜腹劍，你卻是口劍腹蜜。”能和鍾書對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鍾書刻薄了。我們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離，又好像是驕傲了。我們年輕不諳世故，但是最諳世故、最會做人的同樣也遭非議。鍾書和我就以此自解。
……
錢鍾書的堂弟錢鍾韓在牛津為兩人拍攝的合影
司徒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鍾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折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麽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麵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於折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麵的是鏡子裏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他們的考題其實並不難，隻要求認字正確，不計速度。考生隻需翻譯幾行字，不求量，但嚴格要求不得有錯，錯一字則倒扣若幹分。鍾書慌慌張張，沒看清題目就急急翻譯，把整頁古文書都翻譯了。他把分數賠光，還欠下不知多少分，隻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擔憂，補考準能及格。所以考試完畢，他也如釋重負。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鍾書不像我那麽苦苦地想家。
我們這一暑假，算是遠遊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懷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好在我當時是閑人，等孩子出世，帶到法國，可以托出去。我們知道許多在巴黎上學的女學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兒所，或寄養鄉間。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隻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裏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長成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隻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麽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院長問：“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裏，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麽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麽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她們越發奇怪了。“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中國女人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說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說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說話，又昏昏睡去。
鍾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鍾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隻好步行。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麵。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我已從法蘭絨包包裏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說話。第四次是午後茶之後，我已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裏抱出來讓爸爸看。
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阿圓長大後，我把爸爸的“歡迎辭”告訴她，她很感激。因為我當時還從未見過初生的嬰兒，據我的形容，她又醜又怪。我得知鍾書是第四次來，已來來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壞了，囑他坐汽車回去吧。
阿圓懂事後，每逢生日，鍾書總要說，這是母難之日。可是也難為了爸爸，也難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複蘇的。她大概很不願意，哭得特響。護士們因她啼聲洪亮，稱她Miss Sing High，譯意為“高歌小姐”，譯音為“星海小姐”。
……
鍾書這段時間隻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台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說“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說的“不要緊”。我們在倫敦“探險”時，他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我也很著急。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她教我做熱敷。我安慰鍾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我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我把膿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他感激之餘，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裏，盛在碗裏，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麽驚奇。
鍾書順利地通過了論文口試。同屆一位留學牛津的庚款生，口試後很得意地告訴鍾書說：“考官們隻提了一個問題，以後就沒有誰提問了。”不料他的論文還需要重寫。鍾書同學院的英國朋友，論文口試沒能通過，就沒得學位。鍾書領到一張文學學士文憑。
我們的女兒已有名有號。祖父給她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屬牛，他起一個卦，“牛麗於英”，所以號麗英。這個美麗的號，我們不能接受，而“錢健汝”叫來拗口，又叫不響。我們隨時即興，給她種種諢名，最順口的是圓圓，圓圓成了她的小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