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原來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國家，很多人感興趣但並不關心，現在中國發達了，很多人開始害怕中國了。未來的外交格局是靠未來的人對中國的態度決定的。
美國時間2013年9月27日，紐約曼哈頓上東區Pierre酒店，一個盛大的Party。嚴幼韻108歲生日。
老太太身著一襲亮粉色旗袍，略施粉黛，翡翠耳環、翡翠胸花在燈光下熠熠生輝。160多人盛裝出席了壽宴，其間不乏藝術家表演助興。當天的主色調是紅色，太太們身穿紅色旗袍或紅色晚禮服，先生們則是黑色西裝，紅色領帶或領結。晚宴前，數十位第四代晚輩向太祖母一一獻上火紅色的玫瑰。當嚴幼韻鍾愛的爵士樂響起，賓客翩翩起舞，流光溢彩，熱鬧非凡。
嚴幼韻是民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的遺孀。1959年，54歲的嚴幼韻嫁給了71歲的顧維鈞，成為顧的第四任夫人。
嚴幼韻一生和外交結緣，她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也是外交官，任國民政府駐菲律賓公使期間，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殺害。顧維鈞去世後，她和女兒楊蕾孟、楊雪蘭居住在紐約，每年生日都要舉辦盛大Party。曆經百年滄桑，她依然思維清晰，精神矍鑠。她在生日宴會上用英文說，“我很幸運能有健康的身體，希望明年可以再相聚。”
2013年9月27日，嚴幼韻108歲壽宴合影
嚴幼韻 、楊雪蘭母女近照
79歲的顧維鈞繼女楊雪蘭仍致力於中美民間外交
楊雪蘭如今也已經79歲，但仍神采奕奕，見麵當天她還燙了頭發。辭去美國通用汽車副總裁一職後，楊雪蘭現在是美中文化協會主席、美國“百人會”常務理事，常年往返於中美之間，用她的話說是在做“中美民間外交”。她今年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幫梅蘭芳的後人牽線，把京劇帶進紐約大都會舞台，紀念梅蘭芳誕辰120周年。
我們會麵當天，北京正遭遇嚴重的霧霾。站在位於三十四層的落地窗前，夜幕下的北京城籠罩在濃重的迷霧中，不見樓宇城郭。經過了一個世紀，這個外交世家正逐漸步入曆史深處，而家族的後人正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父輩的事業。
1912年，清帝遜位，民國成立。
當年2月，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準備博士畢業的顧維鈞，收到了一封中國駐華盛頓使館的公函，經國務總理唐紹儀推舉，袁世凱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英文秘書及外交秘書。24歲的顧維鈞登上了橫渡大西洋的輪船，後轉火車由西伯利亞鐵路回到北京，開啟了自己風雲際會的人生。
回國後，儀表堂堂的顧維鈞被唐紹儀招為夫婿，與女兒唐寶玥結婚，生了一雙兒女。在唐寶玥之前，他曾受父母之命，與一女子有過一段有名無實的婚姻，並在回國前協議離婚。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引發國內反日運動高潮。1919年，隨著戰爭結束，協約國最高會議將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顧維鈞當時在華盛頓擔任駐美公使，被指派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巴黎和會。不幸的是，恰逢妻子唐寶玥因西班牙流感去世，對顧維鈞造成了“可怕的打擊”。然而，國家麵臨內憂外患，顧維鈞受命於危難，決定啟程奔赴巴黎。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會晤（前排左二為顧維鈞）
在巴黎和會上，顧維鈞發表了即席演講——著名的“山東問題說帖”，其中“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句震懾了在場的歐美代表，扭轉了國際輿論形勢。顧維鈞也因此名聲大震。
在《顧維鈞回憶錄》中，他寫道：“我剛一講完，中國代表團就鼓起掌來。（美國）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爾福、藍辛也都跑來向我祝賀……整個氣氛與前一天日本代表講話之後出現的冷場對比鮮明。”
弱國無外交，曆史沒有因外交家個人的傑出表現而改變。英美最終對日本綏靖，犧牲了中國利益。顧維鈞對威爾遜表達了失望和不滿，他的態度很明確：對山東問題不能取得保留就應拒簽。
當時北京政府已同意簽字，而國內公眾團體及一些地方省份則堅持拒簽，巴黎代表團麵臨兩難壓力。這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稱病住院，他雖然率領四人赴巴黎和會，實際給中國的席位隻有兩個，隻有陸和顧維鈞最終出席，而到最後決斷時刻，隻剩顧維鈞一人。“中國無路可走，隻有斷然拒簽。”顧維鈞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的表現被後人評價為“孤獨的英雄”，這段曆史在1999年被拍成電影《我的1919》，主演陳道明再現了顧氏當年的風采。
楊雪蘭很佩服繼父當年的英武決斷，她認為當時是一個no-win（沒有贏家）的局麵，“一個政治家如果做錯決定，後果會很嚴重，所以都不敢做這個決定，都跑掉了，隻剩下他一個人。”而他最後之所以決定不簽，是基於自己在國際法（顧維鈞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及外交專業的博士）方麵的判斷，“將山東劃歸日本是不合法的”。
史學家唐德剛曾言：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是一個，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唐氏沒有明說的是，前兩人均身居宰輔之位，隻有顧維鈞是職業外交家，因此殊為不易。
經曆了巴黎和會的顧維鈞在外交界的聲譽大增，威爾遜很佩服他，在其結婚典禮上不忘邀請他參加。由於顧當時隻是國聯（聯合國前身）理事，官階不高，威爾遜最後以“私人貴賓”的身份邀他參加。
第二年，顧維鈞經人介紹與“亞洲糖王”黃仲涵的女兒黃蕙蘭相識、結婚，但到他1956年從駐美大使任上退休，就結束了這段婚姻。
顧維鈞與嚴幼韻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認識，當時嚴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是顧的下屬，而嚴、楊婚禮曾在上海轟動一時。
嚴幼韻年輕時是高調、時髦的富家大小姐。她出生在上海，父親是著名的實業家。她是複旦第一批女生，也是第一個每天開著私家轎車出入校門的女學生。
她從不乏愛慕追求的男生，但她眼光頗高，“我要有一個人，樣樣要比我好才行”。1928年，她結識了楊光泩，楊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學院，先後在清華大學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
1929年，兩人在上海舉辦了隆重的婚禮，結婚當天的照片在報紙上刊登，成為人們街頭巷議的談資。照片裏，嚴幼韻身穿潔白的婚紗，長長的紗裙一直拖到六層台階下的地麵。兩人身邊分別沿階站立著五位捧著花團、穿著旗袍的伴娘和五位身著燕尾服的伴郎，戒童、花童一應俱全。如此盛裝的婚禮，在今天仍稱得上時髦。
婚後，嚴幼韻隨夫出國，開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並先後生了三個女兒。1938年，楊光泩出任國民政府馬尼拉總領事，一家人來到了菲律賓。楊雪蘭當時隻有3歲，在她的童年記憶中，常常會和父親參加一些外事活動，有時還會穿著當地人的服裝跳舞。大概5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父親叫楊雪蘭起來，帶她去參加一個剪彩活動。她很興奮，爬起來就去剪彩。
好景不長，二戰爆發，家裏人在飯桌上天天都在說打仗的事，楊雪蘭晚上做夢都夢見打仗。
1942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時攻占了馬尼拉，楊光泩和領事館的七位外交官不幸被捕。當時，國民政府的部分法幣放在菲律賓，楊光泩怕國家財產落入日軍手中，將其全部燒毀，並拒絕為日軍籌集資金。
領事館的所有外交官和家人都躲到了一個賓館避難。“我們從賓館看到外麵的日本兵，他們穿著靴子，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咚咚作響。”
一天，全家人在吃早餐，日本人敲門進來，楊光泩像是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到房間裏拿起箱子就走了。兩個月後，嚴幼韻帶著女兒在監獄裏見到了丈夫。據楊雪蘭描述，那個監獄靠海，很多人擠在一間被水淹著的牢房裏。之後，被捕的外交官被轉移到鄉下監獄，她們又去看過一次父親，但沒想到那是最後一次見麵。當年4月，八位外交官被日軍殺害，但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嚴幼韻才獲知丈夫遇害的消息。
“我最後見到父親時隻有6歲，母親、姐姐自然都很難過。”楊雪蘭說。
外交官被捕之後，家人被逐出領館，搬到鄉下的一所老房子裏一起生活。原本是楊雪蘭一家5口人住的房子，擠進來40口人。失去丈夫的女人們帶著孩子，從前有豪華的房子、花園、車子、司機，到後來電也斷了，水也停了。
嚴幼韻從跟隨丈夫出洋開始，就告別了過去有丫鬟梳頭、廚子做飯、司機開車的大小姐生活。她不僅打理內務，還承攬了領事館官邸的裝潢工作。丈夫遇難後，她變賣了珠寶，自己動手種菜、做醬油、做肥皂、紡線、做衣服鞋子。她像一個大管家，常常需要協調幾個家庭之間的矛盾。
這段日子對楊雪蘭這個10歲不到的孩子來說，反而因為幾家人聚在一起而覺得熱鬧；但對母親嚴幼韻來說，卻是艱難歲月。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現在回過來看，當時的我們確實非常勇敢。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擔憂我們的孩子，自己的命運也完全無法確定，但我們直麵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嚴幼韻帶著三個女兒來到紐約，不久即出任聯合國禮賓官。1959年退休以後，和顧維鈞組建了新的家庭。
“其實顧維鈞一直沒有家。他一生做外交官，外交官是派到哪裏就住在哪裏。後來和我媽媽結婚就住到我家了。退休以後，聯合國又讓他去（海牙）做法官，他也是住在賓館的。”楊雪蘭說。
相比前幾段婚姻，顧維鈞把嚴幼韻當作一生的至愛。嚴幼韻在回憶錄裏寫到，顧維鈞曾送給她一對熊貓，背後寫著“W. Marry J.”（顧維鈞娶了嚴幼韻），充滿了愛意。子女們都認同，他和媽媽“真的是愛情的故事”。
晚年的顧維鈞受到太太的悉心照料。顧維鈞喜晚睡晚起，嚴幼韻就每日淩晨3點起身，煮好牛奶放在保溫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床邊。應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計劃的邀約，顧維鈞在退休後專注“回憶”工作，先後17年完成了11000多頁的“口述回憶錄”，這也是與太太的精心照顧分不開的。
顧維鈞和嚴幼韻結合後，兩家人合為一大家。嚴幼韻對顧家子女視為己出，每年都能召集大家聚在一起。顧維鈞與前任妻子共生有三男一女，其中顧裕昌、顧福昌二子於70年代先逝，長子顧德昌和女兒顧菊珍和嚴幼韻一家保持著親密的聯係。
顧菊珍曾感慨地評價嚴幼韻，“她是不容易的一個人，我們顧家這些人，跟她們原來不認識的，把我們能夠全部召集起來成為家庭，這不是簡單的事情。我們當然很客氣，可是我們並不叫她母親，我們叫她Juliana（嚴幼韻的英文名），她不在乎的，所以大家都很和睦。”
嚴幼韻的三個女兒和顧維鈞也很親密。楊雪蘭說，顧維鈞在自己孩子麵前是很傳統、嚴厲的父親，她的繼姐顧菊珍每次見到爸爸，總是被問“功課學得怎麽樣？”“分數考得好嗎？”反而是他退休以後，和嚴幼韻的家人在一起時才放鬆了。他們一起度假、遊泳，到賭場試運氣。
楊雪蘭回憶起繼父能講好幾個段子。顧維鈞和幾個女婿學跳水，總是平著拍在水上，一次他終於能像魚一樣鑽進水底，卻又不知怎麽潛上來。他喜歡去賭場玩roulette（輪盤賭），逢賭必輸，包括打麻將，從來贏不了牌，但是他在賭場拿一支筆一直記著什麽，人家就以為他是行家。最有趣的是他的“picture face”（相片臉），他本來是很好玩的人，但是一照相就架起肩膀，挺起胸脯，臉也“凶”起來，所以現在看到的顧維鈞所有的照片都是一張繃緊的“相片臉”。
顧維鈞有記日記的習慣，平時還喜搜羅雜物。女兒顧菊珍在他的遺物中找到一封信，是楊雪蘭10歲時寫給顧維鈞的英文信，信裏寫著“謝謝你給的糖”。當時大約是和母親剛來美國，受到顧維鈞的照顧，但楊雪蘭已經完全不記得了。
顧維鈞活到97歲，逝於1985年。他曾總結長壽的秘訣：散步，少食零食，太太的照顧。他去世後，嚴幼韻覺得自己“失業”了。“她像一個職業的家庭婦女，不是人家的少奶奶，也不是太太，而是一個非常職業的事情。”楊雪蘭說。
嚴幼韻如今住在紐約曼哈頓，晚年喜歡社交。她的圈子裏都是外交家，她喜歡結交新的朋友。每天她要安排朋友來家裏打麻將，她每天用香水，穿高跟鞋。過了百歲的她每每被人問起長壽秘訣，她都笑答，“我沒有秘訣，隻是幸運罷了。”非要總結的話，她不運動，不吃藥，不為往事感傷。
楊雪蘭說，母親的長壽之道其實是樂觀，“就像看半空的杯子，她看到的總是半滿。”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Something could be worse”（本來事情會更糟呢）。
母親從不回首往事，但在大女兒楊蕾孟的勸說下，不久前完成了口述回憶錄，已在美國出版，今年年底會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
兩個女兒又要開始為母親準備今年的109歲壽宴了。母親每天都很開心，問她幾歲了，她說：106？107？不記得了。但問她今天好嗎，她會說：每天都是好天。
在這樣一個外交世家中長大，楊雪蘭從小就想當一名外交家，但作為一個美籍華人，她已無法再代表中國實現這個夢想。“其實我覺得我是做到了。”楊雪蘭說。
在嚴幼韻三個女兒當中，楊雪蘭最“中國”。也許是出生在上海的緣故，她內心深處始終認為自己是上海的、中國的。她一直穿中式服裝，能說很流利的中文。姐姐和妹妹都比較西式，不怎麽會講中文。她在上海有一處公寓，每年都回來幾次。
楊雪蘭受母親的影響很大。母親在聯合國禮賓司工作的十幾年，每天都穿旗袍。那個時候，母親每兩年回趟上海，都要做幾身旗袍帶回去，衣櫃裏的旗袍就有幾千件。“她沒有穿過外國的衣服，隻有睡衣是西式的。”
她也鼓勵女兒穿旗袍。楊雪蘭從13歲開始就穿旗袍，上中學時，她也想像其他同學那樣穿西式衣服，但母親說不可以，所以她一直穿旗袍長大，直到自己生小孩的時候，她才有機會穿西式的衣服。
楊雪蘭從美國威利斯女子學院畢業後進入了廣告業，在美國Grey廣告公司工作了20年。時任Grey執行副總裁的她引起了美國通用汽車的關注，用時6年將她“挖”到了通用汽車出任副總裁，成為通用曆史上唯一的華裔副總裁。
她在通用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中國人，同時是女總裁，在當時都是另類。彼時的中國並不為普通美國人所知，一個法國外交官對中國人的印象是“個子矮小，彎著腰趿拉著腳走路，婦女則用纏過的小腳蹣跚而行”。
“那個時候在美國中部，很多人從來沒有碰到過中國人，我是他們見過的第一個中國人。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他們對中國都沒有什麽印象。中國？你們那裏有熱水嗎？覺得那是個野地方。所以我是最奇怪的人，從紐約來的，又是女的，又是中國人，古怪到底。”楊雪蘭哈哈大笑。
但從小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教育，並沒有讓楊雪蘭覺得自己是女人、華人會和其他人有什麽不同。母親對她們的教誨是：你們可以做任何事，最好做寬一點、大一點的事。
在通用，她參與了通用汽車和中國的合作，間接促成了中美合資的上海通用汽車製造公司建成投產。
然而，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楊雪蘭也不知道中國是什麽模樣。她夢想著上海的樣子，直到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有機會回到上海。
“美國有一個故事，講一個人沉睡了一百年後醒來，我覺得中國就像睡了一百年。”
無論是紐約、倫敦還是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似乎都繁華喧囂，但是她到了上海，發現大街上沒有汽車，滿街隻有自行車；晚上路上沒有燈，因為沒車，可以在路中間走。夜晚甚至整條路上沒有一個人，“安靜得不得了”。和美國相比，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帶兒子到舅舅家，驚喜地看到一個浴缸，但是沒有熱水管，要用暖水瓶燒熱水一瓶瓶加進去……
但那次回國給她印象更深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是那麽“簡單、純真和樸實”。她們把手絹扔在酒店不要了，結果店裏的人拿著手絹一直追到火車站，問你們是不是落了這塊手帕。另有一次，她們在靜安飯店請客，訂了一個奶油蛋糕，她們習慣把太多的奶油刮掉，上海家裏的阿姨見狀說“你不吃這個的？給我！”她拿起來就吃掉了。
此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逐漸開始受到西方的矚目，但楊雪蘭發現美國的華人圈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得依然模棱兩可。他們大多不了解中國發生的事情，麵對國外的記者，也談不出什麽見解。
退休之後，楊雪蘭與貝聿銘、馬友友幾個知名華人一起創辦了美籍華人組織“百人會”，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幫助華人在美國不受偏見”，現在則更多的致力於中美藝術和教育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外交，我的目標是幫助大家認識華人。後來真的跟中國政府聯係，也就是真的外交了。我沒有做成外交家，但其實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外交。”
楊雪蘭2月底剛剛返回美國，3月中又飛到了上海，她這次要待兩個星期，為即將開放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忙前忙後。她曾將《牡丹亭》帶進紐約大都會的舞台，這次要促成紐約愛樂樂團和上海交響樂團的長期樂手培訓和演出交流。
“原來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國家，很多人感興趣但並不關心，現在中國發達了，很多人開始害怕中國了。如果人和人的關係不好，最後國家的關係也不會好。我們做文化交流是一種基礎，未來的外交格局是靠未來的人對中國的態度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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