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北大荒的日子（6）- 噩夢

      隨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的開展，林場裏麵也進駐了工作組。東北地區解放得早，什麽土匪啊、地主啊，早就被鬥倒了；日軍留下的遺孀也早已遣返日本。剩下像我這樣有海外關係並且還保持和家裏聯絡的人，早就是被懷疑的對象。為了抓出階級敵人，工作組也在搜集我材料，找出我的錯誤。在工作組的“幫助”和“教育”之下，我向黨交心，交出我的個人往來書信和個人日記。於是一夜之間，“打倒三反分子XXX ”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 

在我父親給我的書信之中，提到我繼母在西貢搞些小生意。根據這句話，工作組便在鬥爭會上發動群眾上綱上線，指出西貢就是南越吳庭豔反動集團的首府，而香港去西貢隻能坐飛機，能夠坐飛機去西貢的人，都是反動資本家。而我當年放棄香港的優越環境，混入革命隊伍，原來就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我那時侯不知道香港也有一個地方叫西貢，和繼母也從來沒見過麵，對於這些指控我百詞莫辯。而且我的發言都被打壓下去了，隻能一次又一次的寫檢討，在林場，在公社，在林業局，我多次被揪出去現場陪鬥。 

工作組還翻出我50年代的雜記本上，登華山時寫下的一首打油詩:“西嶽華山一張犁，太上老君掛此地，世人傳說都相信，不是欺騙就是吹牛皮”，他們說我惡意攻擊社會主義，說我詆毀人民公社是欺騙、是吹牛皮。其他的一些我寫的詩詞，都被斷章取義地拿來批判，說我汙蔑社會主義新農村，醜化人民公社社員麵貌。有群眾揭發，說我晚上八點多鍾還在讀英文，是準備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作翻譯。那時候群眾點煤油都困難，而我用煤油爐煮飯吃，也成了典型的資本主義的作風。有個在農場時和我挺談得來的黨員，在批判我的時候翻臉不認人，說：“我早在農場裏就跟蹤你了，今天的事你非說清楚不可。。。”。工作組組長說：“XXX你不要革命，但是你老婆要革命，你老婆早都交代了，你還死不悔改，黨的政策是。。。”。 

原來幾年前，我們大兒子出生，因為我和妻子長期分居兩地，無力照顧兒子，隻好送去杭州由我嶽母撫養，於是一家三口被天南地北地分隔在三個地方。1963年，我和妻子約我父親，三個人分別從香港、西安、黑龍江三地到杭州相聚，見我那未曾謀麵的兒子。事後我才知道，幾個地方的市公安局分別派人跟蹤，直到我們三人返回原地。在以後的鬥爭中，工作組說縣公安局已經掌握了我的資料，要我交代我父親給我的特殊任務。 

工作組連蒙帶唬的導演著一個一個鬥爭會，群眾是被發動起來了，但是我的問題並沒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