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讀到一篇金庸五十年代末寫的關於大宗師錢學森和夫人蔣英（金庸表姐）的文章

錢學森夫婦的文章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時我在杭州。表姐蔣英從上海到杭州來，這天是杭州莧橋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一班畢業生舉行畢業禮，那個姓胡的教育長邀她在晚會中表演獨唱，我也去了莧橋。 　　蔣英是軍事學家蔣百裏先生的女兒，當時國民黨軍人有許多是蔣百裏先生的學生，所以在航空學校裏，聽到許多高級軍官叫她為“師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記得有“卡門”、“曼儂·郎攝戈”等歌劇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親戚的場，我覺得她的歌聲實在精彩之極。她是在比利時與法國學的歌，曾在瑞士得過國際歌唱比賽的首獎。因為她在國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國反而沒有什麽名氣。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發音聲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劇院中唱大歌劇的派頭，這在我國女高音中確是極為少有的。 　　她後來與我國著名的火箭學家錢學森結婚。當錢學森從美國回內地經過香港時，有些報上登了他們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蔣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內地的報紙上看到他們夫婦合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對發展音樂事業的一些意見》，署名是蔣英在前而錢學森在後。我想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關係，因為音樂究竟是蔣英的專長。 　　這篇文章中談的是怎樣吸收西洋音樂的長處，和怎樣繼承我國民族音樂遺產的問題。他們認為我國固有的音樂有很多好處，例如橫笛的表演能力，就遠勝西洋的橫笛（西洋橫笛用機械化的鍵，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樂也有很多優點，要學習人家的長處，就必須先達到西洋音樂的世界水平。目前，我們離這水平還很遠。 　　他們覺得目前對民族音樂重視不夠，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後繼無人的危險。我國歌劇的歌唱法與外國歌劇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們對所謂“土嗓子”的唱法還沒有好好的加以研究。 　　火箭學家對數學當然很有興趣，所以這篇文章有很多統計數字。他們假定，一個人平均每四個星期聽一次音樂節目（歌劇、管弦樂、器樂或聲樂）決不算多，假如每個演員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內十至二十人，每次演出聽眾平均二千人，我國城市裏的人口約為一億人。火箭學家一拉算尺，算出來為了供給這一億人的音樂生活，需要有八萬三千位音樂演奏者。再估計每個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間為三十五年，那麽每年音樂學校就必須畢業出二千三百七十人來代替退休的老藝人。再把鄉村人口包括在內，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樂學校的畢業生。如果學習的平均年限假定為六年，那麽在校的音樂學生就得有三萬人以上，假定一個音樂老師帶十個學生，就得有三千位音樂教師。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體的情況與這目標相差甚遠。他們談到最近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音樂周，認為一般說來還隻是業餘的音樂水平。這對科學家夫婦又用科學來相比：“業餘音樂是重要的，但正如誰也不會想把一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寄托在業餘科學家們身上一樣，要發展我國的音樂事業也不能靠一些業餘音樂家們。”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們這對夫妻是科學家與藝術家結合一樣，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學與藝術。在自然科學、藝術（西洋部分）、體育等方麵，我國過去一切落後。現在，在自然科學上，有錢學森、華羅庚等等出來了；體育上，有陳鏡開、穆祥雄、張統等等出來了；音樂上，現在還隻有一個傅聰。藝術人才的培養確是需要很長的時間（不單是某一個人學習的時間，還需要整個社會中文化與傳統的累積），但既然有這樣好的環境，又有這樣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內，總有中國的巴格尼或李斯特出現吧，六七十年之內，總有中國的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現吧！從曆史的觀點來說，那決不是很長的時間，問題是在於目前的努力。

在五十年代，陳鏡開（舉重）和穆祥雄（遊泳，蛙泳）是新中國（應該也是中國）最早打破世界紀錄的體育健將。不知道金庸提到的張統是誰。今天，中國在自然科學，藝術，體育等方麵，當然是人才輩出。但象錢學森，華羅庚那樣的一代宗師，也許是可遇不可求的。至於貝多芬，柴可夫斯基那樣的音樂大師，那更是讓全人類盼星星盼月亮。

[喜清靜]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