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坎給今天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什麽啟發？

2014-07-05 基督時報

 

處於主後2014年的中國基督教，麵臨著一方麵既要繼承艱難環境下持守信仰的十字架傳統，一方麵又需要繼往開來祝福社會。到底，今天的中國教會需要怎樣的方向？今天的中國社會又需要怎樣的救贖？

也許位於中國西南邊陲的小鎮石門坎過去100多年的所呈現的真實案例,可以為今天的中國教會和社會帶來寶貴的啟發。

上月，北京大學陳浩武教授在一個公開講座上與基督徒們分享了“石門坎的故事”。他說，“石門坎是一個信仰與文化改變社會的樣本”，它不僅對於中國社會、對人類文明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變社會”，而這也顯示了“基督教對於時下中國社會的救贖意義”。

為了讓讀者更直接感受到當天陳教授的分享，基督時報網站將當天講座以主講人第一人稱的口吻做了摘要筆錄，與大家共享：

石門坎的故事

石門坎位於貴州畢節地區的威寧縣，貧困山區，大花苗人的聚居地。它的故事和一位傳教士——伯格理息息相關，他是英國循道公會的傳教士，1904年來到了石門坎，在這裏呆了十年。

伯格理之所以來到中國，不得不提另外一個重要人物：戴德生。他是19世紀基督教在中國傳播一個重要人物，內地會的創辦人，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向中國傳教的事工。戴德生希望把基督教從中國沿海到內地傳播，於是他在英國發起了傳教士的招募，本來計劃招60個人，沒想到竟然有6000人報名，可以想象當時西方傳教士對於來中國傳教的熱情。這樣的背景下，伯格理登場了。在報名的6000人之中有一個瘦小的男人就是伯格理，他的父親是牧師，他就是受到內地會的感召來到中國的。

1887年伯格理到達中國，當時他隻有20多歲，雖然很瘦小，但卻很有見識。他心中的榜樣是李文斯頓。李文斯頓到非洲傳教、使非洲一些部落整體歸信基督教。伯格理也希望自己成為這樣的人，帶著這樣的心來到了雲南昭通，但是現實讓他很痛苦，他在昭通一直做到1904年，前後17年，但這17年過程中，他一直非常壓抑。

因為他在昭通傳教的方針跟明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是一樣的，主要針對中國的儒生、讀書人。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儒生大多有一種文化優越感，有“夷夏之辨”，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後的，野蠻的，充其量也隻能承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自我為中心的概念，使中國的儒生很難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難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結果他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平均每年都發展不到一個教徒，而且這些成為基督徒的17人也隻是若近若離的狀態，並不是真的虔誠。他覺得自己一事無成。他每天在村頭敲鑼說“大家聽福音啊”，小孩子們就跟看耍把戲一樣看他，他覺得很受羞辱。雖然伯格理升到了主教，但是內心極為痛苦。

怎麽辦呢？要麽放棄回英國，要麽繼續堅持。1904年，上帝賜給他一個機會。

什麽機會呢？昭通這個地方生活的人叫做大花苗人，是中國遠古時代很有名的蚩尤的後代。蚩尤本來是個英勇善戰的人，但因為看守的人喝醉了酒，被黃帝追趕一直追到了楚國、追到貴州和雲南的大山裏。蚩尤和當時蚩尤軍隊的後代，就是今天的苗人。

其中的大花苗人是蚩尤近衛軍的後代，他們的前輩非常驍勇善戰，但2000年下來，他們成為最底層的人，他們沒有土地財產和地位，是奴隸、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沒有任何財產、沒有社會地位，而且他們任彝族人宰割，因為苗人受彝族人統治，所謂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

有一天，四個大花苗人打了一頭野豬，出現彝族人，這些彝族人說這是在我的土地上打的，所以是我的，就把這頭野豬搶走了。結果這4個人很痛苦，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個外國傳教士黨居仁。黨居仁給了他們餅幹吃，他們從沒吃過餅幹所以覺得很好吃，於是問這是什麽，黨居仁回答是上帝賜的食物。然後聽了他們的遭遇之後，給這些苗人寫了一個訴狀遞給官府，最終官府把野豬判給了苗人。等著四個苗人抬著野豬回去把經曆告訴族人之後，族人們整體震驚了，原來會寫字、有文化能帶來這麽大的改變。

因為當時的苗人完全生活在一個蠻荒的狀態。在一個苗寨裏麵，可能有幾十上百戶人家，幾百的人口，可是能從一數到一百隻有不到一兩個人，而且這一兩個人基本都是60歲、70歲、80歲的老頭子。如果苗寨的人要去趕場，要把雞蛋等等賣掉換回一點鹽，如果沒有這兩個老人在場是不能完成的。哪怕老人生病了，抬也到抬到那個場上去，因為隻有他才能完成他們之間的簡單的加減運算，這個就是他們的文化水平。一般人連從1到10都數不清。

於是，他們決定尋找黨居仁，接著他們到處找，說我們碰到一個“眼睛長得跟雞蛋一樣大”的人。最終找到了黨居仁，可惜的是他在黃果樹瀑布附近，距離比較遠，但是他想起來伯格理離這些苗人所在地很近，就把伯格理介紹給了他們。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天早上，伯格理起來開門發現外麵站著許多的大華苗人，說“你教我們讀書、教我們認字”，開始隻是10個人、30個人、100人，後來是1000多人，使得他們家根本無法容納，他後來知道了這是黨居仁介紹來的，想跟他學習文化。他覺得這是上帝給他的機會，於是他就把傳教地從昭通轉到了石門坎，這兩個地方有60公裏之遠。接著，循道公會苗疆部成立，這也代表著伯格理的傳教從漢人轉到了苗人。

伯格理1904年到了石門坎，當時的石門坎是個什麽樣子呢？當地的人形容石門坎是個“拉屎都不長蛆的”地方，可見它的貧瘠和荒涼。。

到了當地之後，伯格理找了當地一個姓安的土目，說“你給我一塊地，讓我建個教堂”。這個人本來也很猶豫，因為他們是什麽都拜連石頭也拜，根本不懂教堂是什麽，建的話也會有矛盾，但是如果他下麵管轄的人天天成百成百的往昭通跑，更不安寧，於是就給了。

這些大花苗人非常感謝伯格裏過來石門坎，所以說每家出10個銅錢建這個教堂，很快就籌集好了，大約是5個英鎊，修了一個簡易的教堂，叫做五磅房。這個教堂一直到今天還有它的遺跡。這是伯格裏過去石門坎後建設的第一個教堂，非常簡陋。五磅房就是一個曆史的記錄，這是當時伯格理把基督教帶到石門坎的原始記錄。這個房子就是教堂，就是學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辦公室。

漢人尤其是儒生總是有一種“華夷之辯”，覺得外族都是蠻夷，隻能我們來影響他們，不能他們來影響我們，苗人完全沒這種負擔。教堂剛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當時是很多人前一天晚上爬山過來等到第二天受洗，他們過來之後早上把泥巴的衣服脫掉換上節日的衣服，然後等到傍晚受洗，因為教堂很小，每次隻有30人受洗，所以要一批批的受洗知道晚上，之後晚上是篝火慶祝、大家一起唱讚美上帝的歌曲。

苗人們對伯格理非常尊敬。因為伯格理發現這裏沒有文化，所以他創辦了大花苗文字、也翻譯了聖經。

發明文字對苗人來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個文字一直到今天的烏蒙山區苗人當中還在使用，大花苗文。因為苗人在伯格理之前是沒有文字的。但是，苗族人的衣服紋飾中的確有他們的曆史記載。伯格理從苗人所穿的衣服各種各樣的花紋上產生了靈感，這些花紋都有特殊的記號。因為苗人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中原和黃帝打仗，失敗了以後就被他們往西南邊垂追趕，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區。苗人跟我們講，如果他們衣服下麵三角形下麵有一條綠色的橫杠，就代表這個部落在南遷中渡了一條大河。如果有兩條橫杠，就表示渡過了兩條大河。可以推定，過一條大河，那就是跨過長江，如果過兩條大河，那一定是在黃河以北，一渡過了黃河和長江，苗族人由於沒有文字，很多文化符號都暗藏在衣服的紋飾。

伯格理在這個地方和苗人漢人一起發明這個文字，正是這些衣服的紋飾給他的靈感。這個文字被聯合國稱之為“坡拉文”。或者稱為“大花苗文”，文字中很多元音、輔音都是用苗人衣服的符號來作為這個文字的設計。

苗人們非常感激伯格理，因為他們的傳說是他們曾經是有文字的，但是，苗族在南遷的過程中，跨過大江大河時，大水把書籍衝走了，所以文字就失去了，而如今伯格理把他們的文字恢複了，所以他們說“伯格理就是我們的苗王”。

苗文發明出來以後，伯格理用大花苗文翻譯了《聖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功績。大家知道，《聖經》被翻譯成什麽文字，非常重要，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由他把《聖經》翻譯成為德文，才使基督教新教開始傳播。《聖經》被翻譯成為大花苗文，就意味著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成為可能。苗文《聖經》翻譯出來以後，當時在中國找不到一個工廠可以把大花苗文聖經製版印刷出來，包括工業最發達的上海也不行。結果找到日本橫濱，在日本橫濱製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聖經》的印刷，我們今天到石門坎去，你到這些苗人的教堂裏麵去，所用的《聖經》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譯過來的《聖經》，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傳播。

苗文的創製，結束了苗族人沒有母語文字的曆史，同時，也開啟了苗族走向現代教育的文明開端。伯格理創辦苗文實際上是把苗人從落後的社會帶出來了、帶到新的文明。石門坎對於中國西南的意義就是西南的耶路撒冷，它是一個精神聖地。

伯格理除了創辦文字之外還做教育。他在石門坎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過程和辦教育的過程是完全同步的。在以石門坎為中心的方圓幾百公裏的範圍之內，循道公會建了幾十座教堂，辦了120多所小學校。而且還用花苗文編了《烏蒙山區平民識字課本》，係統的在這個地區開展掃盲活動。這個平民識字課本涵蓋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區。到了後期的時候，整個烏蒙山區的風氣是什麽樣的呢？假設一個男孩要追一個女孩，希望這個女孩和他結婚，女孩會提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不是今天北京的女孩提的要求，什麽三室一廳，什麽奧迪車。當時苗人的女孩對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須把平民識字課本背下來，你能背下來了，我就嫁給你。也就是說，社會風氣開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識。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們才開始變化。

伯格理通過傳播基督教的信仰，通過辦教育，提高整個苗人的文化水準，他和當地的漢人，苗人一起，開啟了這個地區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使這個地方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社會變遷。

好比說，在伯格理沒有去之前，苗人的性關係非常混亂，每一個苗寨，村頭的地方有一個公共場所，苗人稱之為花撩房，這是一個公共空間，女孩子十三四歲以後，就可以進入這個房間，就可以和其它男人發生性關係。伯格理剛去之後，發現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約13，14歲的女孩子，懷裏抱著一個小孩，肩上背著一個小孩，這種早婚，早育，性關係的混亂，是導致疾病，貧窮的重要原因，一個13，4歲的小女孩帶著兩個小孩，怎麽可能翻身？所以伯格理來到這裏之後，規定每一個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歲，女性要20歲才能結婚。所以隻要他進到一個村寨，就讓苗人把花繚房燒掉，讓他們講文明、講衛生、注重家庭關係、注重道德倫理。這是一個變化。

第二個變化，讓這些人過一種現代的文明生活。伯格理本人在英國愛好兩項運動，一個是足球，一個是遊泳。他在1914年，就在這個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隊。你想想看，1914年，中國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為何物，他就在那個地方近了一支足球隊。這個足球隊不僅球打得好，而且已經到了一定的競技水平了。一九三幾年，當時四川的軍閥楊森調到貴州做主席，路過石門坎，看到石門坎有一個足球場，他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本人喜歡足球，部隊有足球隊，就讓自己部隊的足球隊和石門坎當地的足球隊比賽，連賽三天，結果石門坎的足球隊勝兩場，軍隊的足球隊勝一場。楊森說你們所有人都把鞋脫下來，送給對方的足球隊，你們還有臉穿鞋嗎？因為石門坎的球員是沒有鞋穿的，他們打赤腳踢球。石門坎是貴州省“足球的搖籃”，大部分足球隊員都來自於石門坎一帶。新中國建立的第一支國家足球隊，其中就有兩名隊員來自石門坎。

還有遊泳，在西南地區建了第一個室外遊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淺池和深池。有一定難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來，打通這個節，從山上把泉水引下來，泉水就把遊泳池灌滿了。你們不知道，苗人的生活習慣，是一輩子都不洗澡的，他們說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時洗一次澡，死亡時洗一次澡，結婚時洗一次澡。但是，生和死的澡都是別人給他洗，實際上自己洗澡一輩子也就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這裏建立了一個遊泳池，提倡苗族人遊泳。他在那裏每年端午節搞一次運動會，這種比賽項目，都是到了你無法想象的地步，比如說女人穿針做一個比賽，縫一個鞋底做一個比賽，甚至怎麽搬玉米的，怎麽撿土豆的，全是跟當地的生活密切地銜接起來那種競爭的文明。

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帶到了烏蒙山區，改變了以石門坎為核心的苗族社區。我們怎麽衡量這個改變？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946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曾做過人口普查，漢人1.9人大學生，苗族是10個人10個大學生。它的整體教育水平遠遠高於當時的全國平均水平，甚至高於漢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這個就是伯格理及那些傳教士的功勞。他培養出來第一個博士叫做吳性純，是在1928年。伯格理還培養了大批的大學生、研究生，專科生。

而且他培養的人有一條：全部回到石門坎，全部回到苗族。這些人都是因為得到教會的資助出去大學，但沒有一個人因為得到教會的資助就一走不回頭，而是全部回來建設苗族。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人是16歲才去讀小學一年級的朱煥章，但是他品學兼優，教會讓他去成都華西大學讀書，他最後是畢業典禮嘉年華的發言人。他才華橫溢的演講引起了在坐的蔣介石注意，蔣介石單獨召見他，希望他到總統行轅工作，但是遭到朱煥章的婉拒。他說，我的老師柏格理告訴我們，每個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門坎，為苗族人服務。他這種不慕權貴深深贏得了蔣介石的器重。蔣介石夫婦送給他很多牲畜和農作物的良種，讓他帶回石門坎。1946年朱煥章當選為“國大”代表，到南京參加會議，他是苗族人中進入廟堂參與國家大事的第一人。會議結束以後，蔣介石再次單獨召見他，希望他出任民國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長，再次遭到朱煥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門坎，在石門坎開辦了第一所中學，並自任校長。在這所學校裏，他培養出了很多優秀的苗族青年，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建設苗族地區的骨幹。

可以說，伯格裏是把現代文明帶給了石門坎和苗族。這就是石門坎的意義。因為石門坎，這個本來蠻荒之地，成為了中國西南的文化高地。在那個時代，石門坎是個怎樣的狀況呢？這個邊陲小鎮已經有足球場、電信局、雙語學校、中學、小學，麻風病院，郵局….當時所有的信隻要寫石門坎絕對可以送到。

今天去可以看到很感人的一個現象，在伯格裏墓地周圍有幾百個苗人的墓地，為什麽呢? 他們說我生不能和伯牧師在一起，我死了之後世世代代也要伴隨他的靈魂。這就是苗人對伯格裏的情感如此之深。這些苗人對於伯格裏的感情、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對於家鄉的熱愛是無與倫比的。

在我看來，石門坎就是一個用信仰和文化活生生改變社會的樣本。到底怎麽用信仰和文化改變和更新社會，就看石門坎吧。

然而，從1949年開始石門坎這個地方，就像從一個拋物線的角度又往下跌落。如果說它的起點是1904年，到現在110年。我把這110分為前後50年，從1904年伯格理進去到1949年，這個拋物線一直向上，石門坎地區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從1949年的時候，拋物線開始向下。

1949年以後，石門坎文化圈被汙名化，扣上兩頂帽子。一個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傳播定位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另外一個是西方間諜的活動中心，說這個地方有西方的特務。然後石門坎這個地區就變成了階級鬥爭最激烈、最複雜的一個地方。從50年代初期起，這裏勒令基督徒還俗，驅趕外國傳教士，對本土的傳教士，通過殺，關，管的方式嚴懲，幾乎讓這個宗教信仰體係崩潰。

信仰體係的崩潰直接導致文化的退化，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到了1989年，曾經做過一次調查。我們1979年就改革開放，1989年改革開放十年了，石門坎是什麽狀態呢？1989年的調查，這個地方十個人共一床棉被，兒童失學率達到88%，因為貧困而接受救濟的家庭達到98%。文盲達到80%，貧窮和落後是非常驚人的，石門坎重新被邊緣化。

前一個階段，是基督教信仰和現代文明已經滲透到這個地方，是從愚昧到文明，從沒有信仰到虔誠信仰的階段。本來是“拉屎都不長蛆”的地方變成文明高地，靠的是信仰和文化，但是把這兩個抽走之後，這個地方就再次回到愚昧、從富裕回到貧窮。

所以，從人類學，教育學，宗教學等等的角度來看，從曆史的角度來看，石門坎都是一個活的標本，這個標本在說明，我們的社會什麽時候有了精神信仰，什麽時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會發生變化，這個社區就會發生變化。反過頭來也是一樣，什麽時候當這個社會喪失的信仰，喪失了文明，整天搞階級鬥爭，包括在文革期間發生了基督徒在山洞裏麵祈禱，被民兵殺死，甚至孕婦被殺死的慘案。所以石門坎是一個在我看來，一個非常典型的社會標本。

石門坎是對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變社會，也就是基督教對於現在中國社會的救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