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吳曉東《中國青年報》(2016年04月10日03版)
“醫生和患者的關係在今日中國是件大事。前段時間去醫院看牙,那個醫生把我的牙弄完後說今天不看病了——所有醫生都要集中,找高手學防身術,因為現在當醫生很危險。”一場主題為“動蕩青春、大愛傳奇”的知青往事對話近日在西安舉行,央視前主持人、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教師的崔永元客串了一把老本行,一上來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就醫見聞。
崔永元講的第二個故事,是他看到一個院長在寫病曆,特別厚,就問:“那麽多病人在外麵等著,你怎麽還在沒完沒了地寫病曆?”他說:“你問得對,其實這個時間能多看很多病人,但我寫這個病曆是為了上法庭打官司用的。我隻有把病曆寫這麽細,才不怕打官司。”
醫患關係怎麽就成了這樣?有什麽方式改善?崔永元戲言,這次自己主要是以病人身份來見醫生的,在來時路上還與孫立哲“探討病情”。《赤腳醫生往事》是著名畫家靳之林當年采風的攝影、速寫作品集,今年63歲的孫立哲就是書中描述的主人公。
1969年年初,1391名北京知青遠赴陝西北部的延川插隊落戶,一群城裏娃被扔進深山大溝成了農民,其中一群人還擔負起救死扶傷的職責,孫立哲就是其中之一。在極度缺醫少藥的條件下,在黃土高原簡陋的窯洞裏,他們把生命從死神手裏奪回來,完成了一個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的醫療製度、醫患關係、醫德醫風是否“今不如昔”?公民的生命和健康該如何保障?赤腳醫生的傳奇,又能給今天的醫療現狀帶來什麽啟示?
在延川關莊公社關家莊大隊擔任赤腳醫生的10年裏,孫立哲為老鄉動手術3000餘例,救治病人8萬多人次。“現在有很多醫患糾紛。很多人問我,你當年在農村的時候,有沒有人告你們?我說,還真沒有。”
讓孫立哲感動至今的是,有一位女病人求子心切,不聽勸告偷偷懷孕,導致妊娠7個月心肌衰竭,最終搶救無效去世。病人父親說:“是她自己非要懷這個孩子的。我們馬上走,不給你的名聲惹麻煩。”
有個村民胃穿孔並發腹膜炎,已經疼痛性休克,而公社醫院遠在15公裏之外,還都是山路。病人的弟弟在幾個月以前得了腸梗阻,就是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死在了送醫的路上。病人的丈夫蹲著抽煙一言不發,最後他說,小孫你給治吧,死了不怨你。
在巡回醫療中,一名患視神經母細胞瘤的病童家長對孫立哲說:“我們知道這個孩子凶多吉少,很多醫院都不收,沒有哪個大夫願意讓病人死在自己手裏,那是砸牌子的事。這個手術要是下不來,我們馬上就走。”
那時候,這樣的感人場麵多極了。有一次做子宮瘤切除手術,做了七八個小時。縫到最後一針,孫立哲快虛脫了,怎麽都鉤不上,嘴裏忍不住嘮叨“這一針太難鉤了”。病人半醒著,接了話:“我口袋裏還有一個頂針呢。”
“醫生這個行業是最不能過度市場化的,因為醫療健康服務給人帶來的是心理的安慰、疼痛的解除、對死亡焦慮的減少,甚至救命,這個情感價值非常大。”孫立哲說,“現在有的醫生是多重身份的代理人,醫院拉他,藥廠拉他,醫療器械商拉他,養家的私念也拉他。一個人處在這麽複雜的狀態下,很難形成一個正確的醫療決策。”
孫立哲說,有的醫院根據市場規則追求規模和利潤,醫生除了對病人負責,還間接對醫藥供應商負責。這就難以把患者作為利益中心進行最優醫療決策,不但造成過度醫療和資源浪費,還是“回扣”“紅包”等市場補償機製的結構性根源。
“高昂的就醫成本讓老百姓形成一個非理性的、不正常的對於結果的期待。你既然敢要我這麽多錢,你得拿出好的結果,沒有好的結果——你等著。‘醫鬧’由此產生。”孫立哲說。
40多年過去了,“一唱孫立哲,赤腳好醫生,天天巡診在山村,土窯洞裏治大病”的歌曲,還在延川鄉親們和他們的後代口中傳唱,至今孫立哲還被當地的老鄉們稱為“靈神神”“活菩薩”。
今天,關家莊當年建立的已經很有規模的醫療站已經空空蕩蕩。孫立哲們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也成為人們對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2014年,孫立哲帶領當年的赤腳醫生回到關家莊,重走了部分巡回醫療路,又像當年那樣被百姓裏三層外三層地圍坐在窯洞的炕上。“他們都拽著我,跟當年一樣東拽一下、西拽一下。後麵排不上的,說我們這個病重。有個老奶奶拿了一卷病曆和X光片子,另外兩個抱著小孩的,像炮彈一樣往裏麵衝。”孫立哲說。
孫立哲認為,即便有了大醫院,對農村老百姓來說,看病成本還是太高。隨著人口往城裏遷移,許多鄉村醫院不複存在,甚至一些縣醫院的病人都很少。很難有好的醫生願意在農村裏紮下來為農民服務,病人普遍進最大醫院看很小的病,嚴重浪費了有限的醫療資源。
“過去我們都覺得,醫院是我們的避身之處,是我們在生命中最能感覺到安慰的地方,但現在醫院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跟自然環境一樣,吃的越來越好,穿的也越來越好,但是空氣越來越汙染,水越來越不潔淨。”編劇蘆葦用“戲劇性”來形容眼下的醫患關係,“有的醫生現在居然戴著鋼盔上班;南方有個別醫院,甚至給護士和醫生都配備了鋼盔、防彈背心,實在是聳人聽聞。”
蘆葦打算把孫立哲當赤腳醫生時的故事搬上銀幕。在他看來,不管是醫患關係還是社會關係,都是人設計的,“目前我們的醫患關係和醫療製度是不是合理?倘若不合理,不合理在什麽地方?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社會人,都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