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民國是不是最好的時代——教育角度 作者 都是國貨

【民國原來是這樣的：重視教育，大師輩出】

“即如講教育，匪區（即共產黨的根據地）裏麵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即共產黨）他們什麽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
——蔣介石:《以自強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1卷130頁

 

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隻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隻能列為半文盲的人。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頁，表3及下方文字。193頁注釋說表3該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文件。

“經常被引用的卜凱在30年代初期對中國農村的調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計，但他的調查不是專門集中研究貧窮和落後的邊區。他的數據來自對22個省中308個縣進行的抽樣調查，說明在7歲以上的人口中，隻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夠讀懂一封簡單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書，195頁

“美國模式主要通過美國的教會學校和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熱情被介紹到中國的中學和大學：“結果是提倡較高標準的、遠遠超過貧困國家的條件的學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卻被忽視了。學校內缺乏社會理想，是一種不直接與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獲得國家新生的必要條件相聯係的抽象教育。這就使中國的人民群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國家的需要，而後者在奢侈的學校受教育，對群眾的要求漠不關心。””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頁

“報告還批評了整個教育體係有意識地為上層社會服務的傾向。例如，公立的幼兒園常設在與富裕家庭比鄰而居之區。入學必經的考試有意選擇那些已證明智力與體力均屬上乘的兒童，這些孩子大多出生於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學的兒童。入學者的學費都是一樣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學的招生辦法也一樣，因此窮人家的孩子照樣被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學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學學生的家長在必要時本來是可以為孩子請家庭教師的。優先錄取富裕的、有勢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現在中學和大學中。公立的獎學金主要用於資助出國留學，而不是係統地根據需要獎給。報告為糾正教育製度中的這種現象，提出了各種建議，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小學免除入學考試和學費。”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頁

“與忽視科學和技術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學的學科過度膨脹”。在校的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O%，學工程的為11.5%，隻有3%學習農業。報告實際上沒有認識到披著現代外衣重新出現的古代傳統，於是遺憾地指出，“大多數中國大學生的抱負是在中央或地方當官，如果不能當官，就當一名教師。””
——同上書，200頁

（注：以上出自《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內容均為描述中華民國時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其中最後兩段是轉引1932年國聯對當時中國教育製度的一份報告。）

 

“我過了一年才發現，“國民”政府中英語講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國高級官員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絕的，而且對本國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城市一無所知，要向他們了解中國國內的事態完全是徒勞的。就是這樣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問題、互相交談等各方麵都使用英語——除蔣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曆史》，三聯書店1987年版，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