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漂泊在錦繡江河間
讓心靈天馬行空
作者 都是國貨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勞逸 著，高華 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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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民黨執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滿中掌握政權，政治鎮壓便成了南京統治必不可少的特點。暗殺、夜間搜捕及死刑是那時司空見慣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稱是共產黨員的囚犯被戴上手銬腳鐐，拉出去槍決了，其中有幾人可能尚未斷氣就被埋掉。劉溫生是一位報社編輯，1932年年中被捕，隨後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冊堆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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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個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書楊栓帶著14歲的兒子乘車離開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剛進汽車，四、五個理伏著的特務一齊射出了子彈。楊銓試圖去保護自己的兒子，中彈身亡。汽車司機受重傷，楊銓的兒子腿被子彈擊穿。據揭露，因為楊銓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收集關於丁玲失除的情報，他被內定為行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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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和大學是重點打擊對象。政府從193l-1932年滿洲危機中領略到了學生運動的潛力，並深信共產黨分子是學運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決定把學生引上軌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學生團體，學生受到突襲搜查、突然失蹤及集體拘禁等恐怖的威脅。沒人能淮確地說出到底有多少學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數字肯定會是上千，也可能是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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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製度開始於1927年的清洗，那時國民黨集團所追求的不僅是根除共產主義組織，而且還要“從根源上限製罪惡的共產主義思想”，檢查官的手不僅伸向共產主義作品，而且伸向所有與南京當權者背道而馳，或表示不滿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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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0年9月，一部綜合性的《新聞法》頑布了。它是一個包括44項條款的細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嚴厲的條款卻又含糊不清，檢查官對條款幾乎有無限的解釋權。如第19條，禁止攻擊國民黨和它的主義，損害國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壞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聞法授予的權力，檢查官員對國家的出版業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頓。1929一1936年間，458種自由主義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給它們的罪名是：鼓 吹階級鬥爭，誹謗官方，或者是“無產階級文學”。查禁單上的外國作者包括：約翰•D•帕斯歐斯、西奧多•德萊塞、伯特蘭•羅索、戈凱和厄普頓•辛克萊。 1936年，國民黨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種社會科學出版物。那十年間，總計約有1800種書籍或雜誌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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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上講，一個政府不能沒有輿論豹監督，來揭露它的腐敗和弊政。蔣介石要求輿論界這麽傲。中國的輿論界也試圖充當公眾利益監護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隻是不斷失敗的紀錄。隻舉一例，《商報》曾指責一個法宮在審理案件時接受賄路，報紙的編輯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務”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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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記者也要受到檢查官的幹涉。他們說，中國的新聞檢查要遠比日本嚴厲得多。據《基督教科學能育報》記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統計，1932一36年間，日本有關機構對美國新聞單位所發重要消息的刪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國檢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時間內刪除同一美國單位發出消息的字數，是日本幾年間所刪的4倍。蒂姆伯利說，如果哪位外國記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從檢查官手下通過，他會感到幸運。中國檢查官最令人不快與喪氣的手法，是將記者的文章重寫，通常是將主要觀點完全篡改了，而記者本人直到幾周之後——文章已公開發表了一段時間，才得知這些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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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對比的是，對新聞檢查製度以及對國民黨統治的批評，又主要來自中國的新聞界。導致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有幾種，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聞法不可能在南京 政權的實際管轄範圍之外起作用。在華北:北平和天津的報刊——如《大公報》、《國聞周報》、《獨立評論》——指責南京時所受到的懲戒要相對輕些。廣東的報 紙也能自由地評論南京政府的弱點，盡管它們盡量避免直接攻擊蔣介石本人。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權力不能直接進入外國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規範的，不 平等條約的大傘保護了不少報刊。盡管中國檢查官能夠，而且經常確實取消這些出版物的郵寄優惠特權。”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曆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頁
“我同一位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經濟學教授馬寅初談過話。抗戰以前，這個獨裁者曾把馬教授請到他的官邸，請其私下指教經濟問題，就象他請傳教士教他神學或者請普魯士人教他步兵戰術那樣。馬寅初認為，他同蔣介石關係密切。但是抗戰期間，當他在大學講課時，他開始指責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時蔣再次請馬寅初吃飯，討論經濟問題。飯後，在馬寅初乘坐這位獨裁者的轎車回家時，坐在前排座位的兩個帶槍的人對他說，他已經被捕了。為此，他有兩年時間未能與家人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