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漂泊在錦繡江河間
讓心靈天馬行空
淞滬會戰期間負責調停的陶德曼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之間的關係撲朔迷離。在公開場合，日本曾把蔣介石罵得狗血淋頭，而背地裏卻又把他當成“迷人的伴侶”。抗戰初期，蔣介石喊過一些諸如“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漂亮口號，曾幾何時，卻又與日本眉來眼去，勾勾搭搭，還幹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當，深得敵寇的嘉許。究其原因，是日寇對蔣介石集團采取了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的兩手策略，迫使蔣經常首鼠兩端。抗戰時期，在降日、賣國的問題上，蔣介石與汪精衛有著根本的區別。他最終沒有投到日寇的懷抱裏，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寇對蔣誘降、日蔣相互勾結的內幕以及誘降未遂之原因卻又鮮為人知。
縱觀抗戰八年，日本政府對蔣介石集團的誘降，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日本采取強硬的對華政策，對蔣介石集團的基本方針是以武力威壓為主、政治誘降為輔。
在此階段，侵華日軍的瘋狂進攻迫使國民政府對日作戰比較努力，也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盤是速戰速決，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處受阻。日本政府預感到侵華戰爭將要曠日持久，拖下去對其十分不利，遂決定在進行軍事打擊的同時，通過外交途徑，引誘蔣介石集團投降。並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麵“調停”。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蔣介石遞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其綱要是：“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貿易、自由飛行。”上述條件，蔣介石認為除承認偽滿以外，其餘不算太苛。12月2日，蔣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顧祝同等黨政軍首腦開會，全體一致認為，隻要不再有其他條件，原則上同意以此為“和平談判”的基礎。
但是，就在誘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故。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南京以後，其政府中的強硬派氣焰十分囂張，突然又追加了一係列苛刻的條件：對偽滿由“事實上承認”變為“正式承認”；擴大華北、內蒙古與華中的非武裝地帶；承認內蒙古自治與華北特殊政權並保證駐兵；必要的賠償。同時還勒令限期答複，否則將對中國采取“斷然措施”。
對上述條件，國民黨政府不敢貿然答複，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轉告日方，要求對每一條款作出具體說明，待仔細研究後才能作出確切決定。日本政府很不滿意，近衛內閣於1月16日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明確宣布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決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權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調停”宣告失敗，中日雙方召回大使，兩國斷絕外交關係。
第二階段，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中日戰爭已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即“從武力第一轉變為重視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相繼攻占了廣州、武漢。隨著占領地域擴大，守備兵力增加，帶來了作戰兵力的不足。日軍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會戰了。為了盡早結束戰爭，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強對國民黨政府誘降，即“誘導重慶政府放棄它的抗戰主義而轉向全麵的和平主義”。麵對日本政府的新一輪誘降攻勢，蔣介石在考慮如何應對之時，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和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卻捷足先登，於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慶，投到日寇的懷抱，並於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偽政權。對此，蔣介石雖然十分惱怒，但在行動上卻也不甘落後，他也在不斷尋求“和平”的機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間，日、蔣接觸、會談極為頻繁，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那時，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間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並日益提出較優惠的條件”。日本發起的誘降攻勢，其規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謂“桐工作”計劃。這次會談，中國方麵是在蔣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領導與策劃下秘密進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當時是日本駐中國派遣軍主管情報及政務的課長，中方首席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中將副處長陳超霖。日、蔣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舉行了15次會談，形成了“意見書”，並整理了“備忘錄”，其要點是：中國以承認滿洲國為原則，日本對中國尊重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中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同時發表聲明；日華兩國締結防共協定……；日本於恢複和平之同時，盡可能迅速撤兵等。因為上述要點，與中國代表的“和平意見”大同小異，其精神實質基本吻合，所以蔣介石比較滿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議舉行由阪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出席的最高級會談。會談場所在上海、香港、澳門任選一處。6月22日，中方答複原則同意最高級會談，但會談地點堅持在長沙。日方很快作出反應，同意選址長沙，但要對方寫出書麵保證，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由於蔣介石“怕會談如果不成功會被日軍所暴露”，授人以柄，對己不利，所以拒絕寫出書麵文件。由於日、汪代表擔心安全無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麵又因為日、蔣、汪三方會談的事走漏了風聲，使蔣介石受到多方麵的責難，有人甚至強硬地主張要公開發表相互勾結的信件，使蔣十分害怕。鑒於上述諸種原因，使日、蔣雙方曆時十多個月的會談告一段落，又一次隻開花而未結果。
第三階段，從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東條英機內閣垮台。此階段的特點是：由於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戰爭，企圖從中國戰場抽調其主力用於對美、英作戰，因而對國民黨政權加緊了誘降活動，但卻未能如願。
日本政府為了推行“以戰養戰”、“以華製華”的方針，對蔣介石集團軟硬兼施，恩威並重，加緊誘降活動，企圖充分利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作戰順利的形勢，對重慶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壓力，逼迫其就範。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製定了《促使重慶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運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利用作戰的成果，乘機促使重慶政權屈服”。“當重慶方麵發生動搖時，及時把諜報工作的重點轉移到誘降工作上去”。
鑒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暫時獲勝的情況，蔣介石的思想確實“發生動搖”，擔心美、英、蘇三國萬一都被打敗了，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不願意與日本斷絕聯係。於是，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方麵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提出：“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國便單獨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麵，又派遣親信打入汪偽組織，或者收買汪偽政權的要人，通過他們與日本發生聯係，暗中取得諒解，對此，蔣介石稱之為“三麵政策”。日本政府也很體諒重慶政權的“苦衷”，一方麵與其達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來共同反共”；另一方麵指使汪偽政權與重慶政權勾結，鼓吹蔣汪合流。
1942年底，日軍在瓜達卡納爾島遭到失敗，敲響了日寇走向末日的喪鍾。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寬條件，向蔣介石集團拋出如下誘餌：“如果全麵和平實現，日本不僅撤退在華全部軍隊，而且還要放棄辛醜條約所規定的駐兵權”。由於蔣介石慣於騎抗日、親日的“兩頭馬”；加之又害怕此舉得罪美國，導致美援泡湯，所以遲遲不同日本達成“和談”協定。對此，日軍統帥部甚為惱火，遂於1944年5月發動了豫湘桂戰役。此役使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蔣介石政權處境十分不妙，連美國人對蔣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頭。但是，就在蔣介石內外交困的時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滅了蔣介石政權隻會使中國的權力均勢對共產黨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產黨當成比重慶更大的敵人的。”因此，日、蔣之間很快又達成了一項協議：隻要重慶在其他地區不抗擊日軍，則日軍保證蔣介石轄區為“不受侵犯的安全區”。從此，重慶政權在抗日問題上，便走上由“看戰”、“觀戰”乃至積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異己的反動道路。
第四階段，從1944年7月小磯國昭組閣到1945年8月日寇無條件投降。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日本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國家命運陷入垂危，已是氣息奄奄了。但是，日寇為了垂死掙紮，急於尋求與重慶政權“和談”成功，以全力應付美、英的強大反攻。
小磯組閣以後，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蔣“和談”的重要性。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通過汪偽政權對重慶政權進行再次誘降。日本的條件是：“全國和平後”，“同意蔣介石返南京，建立統一政府”；廢除日、汪簽訂的《日華同盟條約》；“不幹涉中國的一切內政問題”；“如果在中國的美、英軍隊撤退，帝國也撤退全部軍隊”；“滿洲國不改變現狀”，但“把香港讓給中國”等。10月初，汪偽政權的考試院長繆斌訪問時任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的今井武夫，自稱受重慶政府委托，想努力於日華和平談判，請對方作好安排。一切準備就緒以後繆斌飛往東京談判。繆提出的條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並要求日本停戰撤兵等。但是，當小磯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討論上述條件時，遭到了陸軍、海軍、外務等大臣及統帥部的反對，使談判歸於流產。不久，小磯內閣亦被迫總辭職。
1945年4月，衝繩失陷，日本舉國驚恐。繼小磯後任首相的鈴木內閣，對汪偽政權誘降重慶工作無明顯成效甚為不滿，決定繞過汪偽政權，“以異常堅定的決心斷然進行對重慶工作以求實現停戰”。經過一番活動，6月，國民黨第10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5集團軍司令官何柱國邀請今井武夫到河南會談。當今井到達河南新集站時，仍然受到隆重接待，並“在極為友好的氣氛中”會談。
新集站會談結束後一個多月，日本即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通過國民黨陸軍副總參謀長冷欣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係列反共的建議，其中特別強調要將駐在中國的100多萬裝備齊全、建製完整的日軍，趁尚未遣散之前，用來進攻共產黨。此舉深得蔣介石的“嘉許”。日本曆史學家臼井對此作出評論：與其說那是一次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的會談，還不如說是為了合作對付共同敵人--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朋友之間的會談。這是對日、蔣勾結的又一幅生動寫照。
從上述曆史中清楚地看出：抗戰時期，日、蔣關係錯綜複雜，可以說誘降與勾結貫穿於抗戰的全過程。特別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的一段時間裏，相互之間的接觸和會談極為頻繁。但是，盡管日寇對誘降工作緊抓不放，有時軟硬兼施，有時恩威並重，而蔣介石集團卻“談而不決”、“投而不降”，最終沒有就範，致使日寇的誘降政策未能如願以償。這又是為什麽呢？歸納起來，有以下四個重要因素，製約了誘降的成功。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條件超出了蔣介石集團的承受能力。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集團雖然被迫抗戰，但卻缺乏信心和決心。起初，蔣介石幻想依靠國際解決；繼而期求英、美幹涉；後又寄希望於九國公約簽字國布魯塞爾會議的調停。因此，他一麵應付抗戰，一麵企圖同日本妥協。他說：“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還說：“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蘆事的解決。”所以，當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麵調停時，蔣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麵所述，當陶德曼向蔣介石遞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時，蔣認為除個別條款外，其餘不算太苛，願意以此作為“和談”的基礎。可是，當日寇攻陷南京以後，要價陡然升高，這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誘降自然難以成功了。蔣介石曾說過：“我們並不是不能和日本談和平；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在為止，是沒有止境的。我們最初以為日本隻想得到滿洲，後來又說要華北，將來也許要上海，要廣東的。要是日本隻要求滿洲，要求華北，在我的責任上是可以與日本相提攜的；不過，日本的要求到現在為止，並沒有限度。”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蔣介石集團考慮到正式承認偽滿會招致國際上的“誤解”，影響借款，在國內也會失去“國民的信賴”，因此，隻願意“默認”。宋子文曾明確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幫助國民政府保全麵子，那麽起碼也要做到“不使我們失去麵子”。孔祥熙說得更徹底：中國人一貫把長城以北看成“末開化的”地區，對於那裏存在外國勢力範圍並不特別關懷，隻要默認這個既成事實就行了，為什麽非要正式承認不可呢？關於“賠款”問題，孔祥熙則要求日本放寬條件，因為中國在戰爭中已經遭受了巨大損失，無法償付戰爭“賠款”，否則將引起動亂，根本無“和平”而言。
由於日寇在“承認偽滿”和“戰爭賠款”兩條上不作讓步，蔣介石集團承受苛刻條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蔣之間的討價還價一直沒有結果。
日寇誘降條件超出了蔣介石集團承受限度，更在於日本要讓蔣介石辭職。日寇對抗戰初期國民黨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惱火，因此，“把蔣介石看作敵人”。日本五大臣會議曾作出決定：日本如接受中國政府的投降，必須以蔣介石辭職為條件。在日寇和蔣介石集團談判時，日外務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國想在滿洲和賠款的問題上獲得日本讓步的話，最好的辦法是叫蔣介石下台。這個方案自然遭到了蔣介石集團的嚴詞拒絕。後來，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對今井武夫說：“要求蔣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針是錯誤的，而且，在中國的目前情況下，使蔣介石下野這件事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曆史事實清楚地說明，隻要日本條件不超過蔣介石集團所能承受的“度”，蔣介石集團是願意妥協的。
第二，蔣介石害怕公開投降會爆發革命。在對待日寇誘降的問題上，蔣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遠，害怕擔當漢奸賣國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毀他的統治。所以，當陶德曼將日本的苛刻條件送來時，他不敢答應，因為他認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蔣介石騎著抗日、親日兩匹馬，形勢對他怎麽有利就怎麽表演，這是十分形象的。盧溝橋事變後，全國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時，蔣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去幹降日、賣國的勾當，而是說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話，諸如“反對妥協、反對投降”；“犧牲到底，抵抗到底”；“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等。這些話在當時的客觀效果上，確實有一定的號召力。所以，抗戰初期的形勢是好的，國民黨軍隊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可是，在戰局連續出現不利的情況下，他便迅速滑向動搖和妥協，企圖尋求外交途徑，盡快結束戰爭，於是，又跨上了親日之“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蔣介石同汪精衛又有很大區別。汪是赤裸裸地徹底投降，而蔣則是有條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標”。蔣介石曾再三告誡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蔣之間的多次會談始終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不敢露一點風聲。之所以如此，蔣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國民黨內部的潛在對手借題發揮，趕蔣下台；二怕日本誘降條件過苛，萬一談不成，對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擔心會爆發革命，這是最根本的一條。
上述情況，使蔣介石在對待誘降的問題上，容易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燒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一點問題：南京失陷後，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條件，當時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雖然願意“談和”，但又感到風險太大，在此情況下，一向嗜權如命的蔣介石，情願將行政院長一職交出，也不願承擔“主和”的責任。於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張群擔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長，主持“議和”一事。因此，鑒於抗日戰爭中複雜的曆史環境和蔣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遠。
第三，日本政府內部對華意見不一致而影響誘降工作的進展。在把中國變成日本獨占殖民地的戰略目標上，日本統治集團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在具體的策略和步驟上，又有不同的主張。日本和西歐的一些學者按照不同主張將其劃分為兩大派係，一派稱作“強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為“溫和派”（或“道義思想派”）。盡管此劃分是不科學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國主義者兩種侵略手段的爭論。
所謂“強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營作戰部門和侵華派遣軍中那些法西斯狂熱分子，如戰爭初期的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以及關東軍和華北派遣軍的頭子，都屬於這一派。他們瘋狂主張戰爭政策，鼓吹“速戰速決”、“一戰滅亡中國”等。所謂“溫和派”，主要是指大本營戰爭指導部門和侵華派遣軍總部的一些積極鼓吹政治誘降的人物，如當時的陸軍作戰部長石原莞爾、陸軍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他們反對單純依靠武力征服中國，主張政治與軍事相結合，軟硬兼施，雙管齊下，而側重點又主要放在政治誘降上。這兩種不同主張，反映了日本統治集團關於侵華政策的種種爭論，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工作。
盧溝橋事變後，石原莞爾認為戰爭將會曠日持久，“速決戰”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長期戰爭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他說服近衛首相應立即飛往南京，去同蔣介石直接會談，通過談判逼迫國民黨政府屈服。但是，這個方案遭到了“強硬派”的堅決反對，迫使近衛在已下令準備飛機的情況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參謀次長多田駿為了促成和談，力主在保持蔣介石麵子的情況下，誘逼其接受投降條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軍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動，停止進攻，防止蔣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強硬派”認為，南京陷落就意味著中國投降，他們否決了多田駿的建議，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漢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對國民黨政權卻追加了更苛刻的條件。時隔不久，又以“期限屆滿”為由，宣布“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這些不尋常的舉動，連負責調停的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也看不慣，他認為日本政府並不期望中國接受新的條款，相反，更希望對方加以拒絕，以便尋找借口繼續進行旨在消滅國民黨政府的戰爭。
近衛內閣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對華聲明後幾個月，近衛便感到“後悔”，想采取一些“補救”措施，但是，這時他也深感左右不了軍界的形勢，“由於無法控製國家事務而灰心喪氣”，他曾向天皇提出辭呈。有一次，他悲傷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訴苦：感到自己簡直像個“櫥窗裏的服裝模特兒”。連頭號戰犯都如此牢騷滿腹，其他人則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衛聲明》雖然再次向國民黨伸出了誘降之手，但是，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同樣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日本統治集團內部意見不統一，使日、蔣之間始終未能達成最後協議。一個突出的事例是繆斌赴日談判問題。如前所述，繆斌應日本首相小磯的邀請，代表重慶政府飛往東京談判。對於繆提出的“和談條件”，日本首相認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不僅遭到了堅決反對，而且小磯國昭連“烏紗帽”也丟了。由此可見，日本內部兩派勢力因對華意見分歧而引起的相互爭執，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統一，自然影響誘降的決策成果。
第四，蔣、偽政權不能並存。這是蔣介石集團最終未能就範之原因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後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個傀儡政權，傀儡們都希望日軍迅速消滅國民黨中央政府，否則，總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軍的頭子們也都向各自的傀儡們許了願，盡力滿足其要求，不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上述情況，自然引起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為日寇的誘降設置了障礙。特別是汪偽政權的建立，更遭到強烈反對。在澳門會談時，中方代表陳超霖極力論述“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要求在停戰前必須由日方出麵斡旋，讓汪精衛出國流亡或者隱退。但日本堅決反對，要求蔣、汪合作，並提出“無合作即無和談”。其理由是：日方對汪負有道義之責，如欲讓汪下野，則日本國民亦要蔣下台。結果雙方爭執不休，意見難以統一。
另一方麵，汪偽政權中的一些頭麵人物，對日、蔣會談也憂心忡忡。在汪偽政權成立初期，特別害怕日、蔣合作。如大漢奸周佛海曾認為，蔣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會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為了破壞汪偽政權。他擔心日、蔣會談成功一年以後，自己可能遭殺身之禍，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最初一年利用餘與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後，必以暗殺方法殺餘。”瞻前顧後，不寒而栗。而汪精衛則對阪垣說：“蔣介石的性格有明暗兩麵。萬一會談公開時，我隻有攜帶一隻箱子明天就動身。”感情對立，可見一斑。
當時蔣、汪政權嚴重對立，“和談”後不可能並存。而日本為堅持己利，卻硬要蔣、汪成為“捆綁夫妻”，這是蔣、汪雙方都不情願之事，因此，勢必從不同的側麵影響著日本的誘降工作。雖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蔣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統一政府”；蔣、汪“兩者間的調整是中國的國內問題，由兩者直接談判”。明確告訴重慶政府，日本不再幹涉蔣、汪關係。但是，此時的日本已是強弩之末，而汪偽政府的大員們為了尋求退路，早已暗中紛紛重投蔣的懷抱，而日寇的所謂《實施對重慶政治工作方案》，對蔣介石集團已沒有多大的魅力了。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長期以來，有一些持反共成見的所謂史學家，他們偏執一端，無限誇大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抹殺中國共產黨的功績，更否認從1940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已成為主要的抗日戰場的史實。其實，隻要看看抗戰時期日、蔣之間的秘密勾當，牛皮就會不攻自破。誠然，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武漢失守前以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戰場為主要戰場的事實；更不能忘記無數為抗日禦侮而壯烈犧牲的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們，他們浩氣長存，永遠受人敬仰和緬懷；同樣也不會忘記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特別是抗戰初期所發揮的曆史作用。但是，我們也不應回避在抗戰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日、蔣之間的幕後交易，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所造成的傷害和影響。曆史是一本教科書，
讓它從正反兩個方麵永遠教育、啟迪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