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嚴肅地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

近百年來，中國曆史上有過許多次歧視、消滅中醫的沉痛教訓。

　　盡管中醫藥教育長期以來以“祖傳師承”、“開辦學校”兩種方式在民間延續著，但在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時期頒布施行教育係列方案時，中醫藥學就被排斥於正規教育體係之外，此舉曾引起中醫界的抗爭，引發了近代中醫抗爭運動。國民黨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的方針；１９３６年又提出“國醫在科學上無根據”，一律不許執業的謬論。國民黨當局始終也沒有同意中醫辦教育。隨著西學東漸，特別是抗生素等藥物的產生和應用，西醫急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診療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傳統的中醫藥學臨床應用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如何認識中醫藥，怎樣利用中醫藥，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麵前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充分肯定中醫藥學的同時，也指出了中醫藥學的曆史局限性，即缺少現代科學的解釋，應加以提高。他說：“看不起中醫是不對的，把中醫說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我們對中醫必須有全麵的、正確的認識，必須批判地接受這份遺產，必須把一切積極因素保存和發揚”。

　　新中國成立初，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對立的傾向。一是有些人對中醫抱著一種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說中醫“不科學”，中藥“不衛生”。二是在中醫界內部，有些人把中醫神秘化，認為中醫“百病皆治”、“完美無缺”，不需要用現代科學、也不能用現代科學方法來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團結中西醫的方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幾年裏，衛生部門領導也一直沒有認真執行。

　　１９５１年，衛生部的個別領導公開發表文章，稱中醫為“封建醫”，把中醫中藥知識看作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應該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被消滅。這一錯誤觀點流傳很廣，並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為有些衛生行政部門的幹部實行排擠和逐步消滅中醫的理論依據，從而引起廣大的中醫和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衛生部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與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４日公布的《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均規定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要求和過於苛刻的辦法，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在國家實行公費醫療製度中，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報銷，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衛生部發出的《關於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通知》，盡管目的是組織中醫進修業務，但講授的大都是西醫課程。對中醫的提高和改造要求過高過急，不是從保持中醫傳統的理論和醫療特色出發來發展中醫，而是錯誤地認為中醫必將被西醫代替，由城市到鄉村，由鄉村走向自然淘汰。

　　當時，由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僅就華北地區６８個縣來講，竟有９０％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對中醫師的考試，由於多為西醫內容，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如在天津中醫師考試中，其結果僅有１／１０的中醫師通過。在高等教育中沒有中醫藥這一學科，使得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問題沒有著落。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