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記－杜坑，愛情曾經來過（十八）村女米丹的命運

1978年底，外公外婆一家結束下放生活，回到了福州城。

 

我從母親嘴裏得知：老黃一家也回來了。他的大女兒和二女兒嫁給了當地鄉下人，從此留在了農村。老黃夫婦隻帶回了十五歲的遙遙，八歲的梅梅和幾歲大的小弟。

 

我16歲時，大年初一去浦下新村給暫住在可誠舅舅家的外公外婆拜年，突然碰到了遙遙來串門。小時在我眼裏又瘦又高一臉機靈相的遙遙變了很多，壯實了，我倆之間相差不到一個頭。而在杜坑那陣，我還不到他的肩膀。所以再次見到遙遙時，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沒有那麽“高大”了，我心裏有些小小的失落。

 

母親對我說，文鬥堂的鄉下女孩米丹十五歲去采石場做苦工，每天推好幾車重重的石頭，掙薄薄一疊鈔票。鄉下的女孩成家早，米丹大我兩三歲，估計已經嫁了。

 

母親還感歎：出身決定命運，我生在城裏，起點比農村娃高出很多。

 

我大學畢業剛剛參加工作後不久，在爸爸單位的宿舍樓前與梅梅打了照麵。梅梅交了一個在檢察院工作的鳳凰男。檢察院的單身宿舍不夠，向爸爸單位租了幾間宿舍，梅梅的男友恰巧住在我家樓下。梅梅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去了福州最大的百貨商店做了化妝品櫃的售貨員。她去男友的宿舍約會，恰巧在樓前碰到了外出的我，可惜我倆誰也沒有認出對方，我騎著自行車匆匆走了。我前腳剛走不久，母親出門逛街，遇到了挽著男友胳膊的梅梅。梅梅曾經在福州見過我母親一兩回，對她還有些印象，趕緊問她：“姨姨，晶晶在哪兒？”

 

母親一笑：“晶晶剛剛從你身邊走過。你倆小時那麽要好，如今相逢對麵不相識。”

 

老黃一家回福州後，繼續與我的外公外婆來往，我和母親與他們一家隻算生命中的過客吧，彼此間生疏了，幾乎沒有再交往。

 

然而杜坑村和文鬥堂的一切，已經深深植入我的精神世界，豐富了我的創作素材。我的幾乎每一篇關於杜坑鄉居生活的文章都獲得好評。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出那是用真心和生命譜出的對美好生活的讚歌。

 

97年出國留學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村女》的散文，以杜坑為背景，勾勒出一個名叫“米丹”的福建山區女孩的二十歲之前的人生。我是這樣想象米丹的愛情的：在父母的安排下，米丹和一個外村的小夥子定了親。米丹和他見了幾麵，後生話不多，看樣子是個老實人。出嫁前的那個晚上，米丹睡不著，夜半時分悄悄來到了村中的小河邊。月亮已經升得老高了，月光撒向周圍黑魆魆的群山，幾縷清暉，將靜謐的村莊勾勒出來，如一副版畫。米丹是畫中的靈魂。米丹哭了，為了古老的村莊，也為了流逝的歲月......

 

一位好友將我的文章推薦給省級雜誌的主編。主編大為欣賞，因雜誌改版不再接受散文和隨筆，他建議我將文章轉投其他雜誌社。

 

在此之前，我的習作從來是由中學老師寫了推薦信，並親自寄到雜誌社發表的。我從來沒有主動投稿的欲望，也沒有想過要吃“文學飯”。母親說了，寫文章 的人容易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要鋃鐺入獄，甚至“滅九族”的。鑒於我們家長輩們複雜的社會背景，做小輩的還是老老實實找個本份的工作，平平安安過一生就 好。寫作嘛，隻能當作人生愛好，千萬不能從事這項“高危行業”。

 

我將這篇習作扔在抽屜裏，出國多年，早就不見了。

 

這十多年來，隨著人生閱曆的增長，我發現當年的文章有很多偏頗之處。首先，我從百度查知，杜坑村可不是我文章中描述的閉塞愚昧的小山村。雖然處於重重的福建丘陵之間，它卻是沙縣的名村。 文鬥堂的主人胡嘉會於1948年任尤溪縣縣長， 49年逃到台灣，據說在台灣還當過金門縣縣長等官職。所以，和我一起住在文鬥堂的米丹極有可能是胡姓讀書人的後代，他們一家並非粗鄙無知的鄉民。其次，改革開放後，福建省的變化那麽大，杜坑村的米丹們怎麽可能安心一輩子麵向紅土背朝天呢？

 

四十年未曾再次踏足杜坑村的我，是時候重返故地，采風訪故人，為我的《返鄉記》記錄一個真實的結尾了。

 

去年年底，我從溫哥華飛往廈門，一路風塵仆仆，去了福州，長樂（包括梅花，二劉，金峰等地）。閨蜜敏和好友詹主任堅持陪我去杜坑村。他們忙完了手頭的工作，於12月31日驅車從福州前往沙縣。也就是說，我要在魂牽夢縈的沙縣度過一個難忘的新年夜。

 

我九十年代出國前，福建的公路設施還是很落後的，到處都在修路，工地上掛著“要想富，先修路”的標語。

 

我回來時，福建省的公路網線已經相當發達，再偏僻的山區都有水泥公路鋪進村了。從福州到沙縣，我們隻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所以乘著綠色的蒸汽火車一路緩緩行進，然後夜半在沙縣下車的場景已經永遠停在老一輩人的記憶裏了。

 

我們在沙縣與為我收集資料的蔡先生和肖先生會合，換了一輛麵包車，請了當地的司機，朝著杜坑村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