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風血雨裏的南明短命王朝（六十一）

錢謙益,姚誌卓等人精心策劃的會師長江戰役，結果卻無疾而終令人失望，原因在於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沒有出動。就西南方麵看，孫可望讓姚誌卓帶回的信息是許下了從長江中遊東下的諾言。當時，他同李定國之間的嫌隙已經比較深，李定國率兵向廣東推進，另行開辟戰場。孫可望直接指揮的軍隊駐紮在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數州縣，孫可望一方麵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麵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企圖取代永曆皇帝，因而需要坐鎮黔，滇，不願親自統兵東下。在這種情況下，孫可望就決定起用因保寧戰役失利而廢置昆明的撫南王劉文秀。劉文秀在1654年正月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正是孫可望為了配合張名振展開大規模長江戰役而作出的部署。然而事態發展並不似孫可望預期的那般順利。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和在貴陽的秦王“國主”（孫可望）行營之間的危機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永曆帝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於在廣西的安西王李定國率兵“救駕”。

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采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李定國在順治十年（1653），順治十一年（1654）致力於南線同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從表麵上看，南北兩線同時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前景似乎頗為樂觀。然而，作為原大西軍第三號人物的劉文秀清楚地意識到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已經嚴重威脅到西南政局的穩定。劉文秀立誌抗清複明，卻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劉文秀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到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孫可望聽不進去，一意孤行，於1654年五，六月間由貴陽返回昆明，企圖舉行禪讓禮，皇袍加身。

劉文秀眼見孫可望做事乖張，內部既醞釀著一場重大的危機，自應以穩定政局為首務，“出師東伐”的計劃因而擱淺。六月，孫可望從雲南回到貴陽，七月初六日“大招討”劉文秀擇日出師，然而在以後的半年裏，劉文秀徘徊不前，毫無揮軍入楚之意，原因即在於擔心孫可望發動宮廷政變。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之間的矛盾在永曆朝廷內是公開的秘密。

南明之不振，關鍵在於從來沒有一個能夠調動全部抗清力量的權威核心。清廷內部雖然也常有勾心鬥角，但大體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清勝明敗，根本原因不是強弱問題，而是內部凝聚力的問題。1654年南明發動的兩場戰役都是有可能取勝的。在南線的廣東戰場上是西打，東不動；北線的長江戰役是東打，西不動。當初李定國攻打廣東，鄭成功如果能以主力配合，廣東必下無疑，尚可喜，耿繼茂難逃孔有德的下場。李定國，鄭成功聯軍如果能夠收複廣東全省，明清局勢就會大不一樣。長江戰役中，明軍在水師上占有絕對優勢，又有清統治區內大批複明誌士的準備接應，西麵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當多。但由於擁明勢力內部的種種矛盾而至無法同心合力凝聚成一股力量終至於功虧一簣。孫可望作為永曆朝廷的實際行使最高權力的人物，他自身的野心膨脹而至沒有辦法協調好各方力量，應該負有主要責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