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風血雨裏的南明短命王朝（二十八）

平定全滇是大西軍史冊上的重要篇章。就大西軍而言，張獻忠在世時雖然有建軍立國的開創貢獻，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動性太大，所建地方政權隨建隨失，入川以後盡管有意以四川為基業，但在政策上屢犯過失，濫殺無辜，激起無數叛亂，張獻忠死前數十萬兵馬僅僅擁聚於西充一帶彈丸之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於張獻忠死後，團結內部，不失時機地揮軍入滇，取得了一塊穩定的基地，修養補充兵馬，整頓經營地方，為原大西軍在南明抗清鬥爭中重展雄風積蓄了力量。大西軍自1650年起北出貴州，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幾次挫敗不可一世的清軍，成為全國抗清的主力，是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收取和經營雲南分不開的。

大西軍在平定全滇之後，即發兵守衛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之雪山關，凡是可以入滇之路，都派兵扼守之。孫可望等在雲南的統治雖說是大西政權的延續，但在政策措施上做了大量改革，糾正了張獻忠奉行的過激行為，針對雲南地方特點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成績非常顯著。具體表現在下述方麵：

• 一

在政權建設方麵，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為爭取雲南漢族官紳和土司的支持，廢除了大西國號，許諾“共扶明後，恢複江山”，但當時還沒有同南明永曆朝廷建立聯係，因此紀年暫時用幹支。領導體製上，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為撫南王，艾能奇為定北王，四人地位大致相當，孫可望以大哥身份充當盟主主持軍政重務。以楊畏知為華英殿學士兼都察院左都禦史。沐天波仍明舊封為黔國公，府，州，縣官員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換用新的印章，隻有沐天波佩舊印不改。重用廉潔官吏，嚴懲貪官酷吏，雷厲風行的懲辦貪腐，有效地蕩滌了明朝相沿成習的汙泥濁水，保證了雲南吏治的清廉。

• 二

在經濟政策上，大西軍初入雲南時候麵臨緊迫的糧餉問題，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實行過打糧（搶糧食）和對官紳，土司追餉的辦法。但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他們把原先地主向農民征收的田租從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入官四分，剩餘的為農民所得，從而保證了軍隊和政權的穩定收入。地主們雖然心懷不滿，但仍然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著，因而也對孫可望政權沒有太大的敵對情緒。此外孫可望等還注意保護民間貿易，鑄造了“興朝通寶”，使得雲南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普遍使用錢幣，同其他各省趨於一致，對於活躍雲南和內地經濟上的交流具有深遠的意義。再有，對於雲南的井鹽生產也加強了管理，消除陋規，增加財政收入。孫可望派人為鹽稅司，負責征收鹽課和商稅。通過鑄錢，整頓鹽課，商稅以及田賦製度的改革，為大西軍的穩定雲南進而出滇抗清奠定了經濟基礎。

• 三

在軍事方麵，孫可望等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包括嚴肅軍隊紀律，加強訓練，改善軍需供應等方麵。

孫可望等在雲南站穩腳跟後，嚴厲申明軍紀，“凡發兵征剿，所過大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如兵餘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如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在這種嚴明軍紀之下，孫可望等很快得到雲南百姓的衷心擁護。連當時的封建文人也稱讚道，“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

在加強軍隊建設和訓練方麵，孫可望等以雲南為基地，秣馬厲兵，抓緊軍事訓練。當時，孫可望等擁兵三十多萬，兵員數量比入滇之處有大增長，其中既包括了對原明朝官軍的收編，也吸收了不少當地少數民族的軍隊。為了操練兵馬，在昆明征發數萬民工，擴建教場，日夜操練士卒，為不久後出滇抗清準備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

此外孫可望等還注意改善軍隊供應，將各州縣田地分與各營頭，令彼處坐就食。軍需供應也做了妥善安排。

四，

在社會治安方麵，孫可望等也大大加強了管製，各府，州，縣雖然委任了文職印官，但實權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將手裏。為了爭取地主士紳的支持，孫可望等非常注意爭取他們的合作。孫可望命令吏部官員主持考試生員，取士多名，觀政選官；對於生活有困難的士子給予關懷，開倉賑濟寒生，每人穀一鬥。這些措施使得出身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感到出頭之日，大大減少了抵觸情緒而予以積極配合。到1650年孫可望出兵“以複中原”前夕，考試滇南生童，意在選取官員出任收複地區官職。1651年以後，劉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國東出兩廣，湖南，所占地區派設了不少官員，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雲貴人士中選拔的。

五，

對於雲南少數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做了比較妥善的處理。孫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國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廣行招徠，注意籠絡各少數民族的統治者。隻要不持敵對態度就承認其統治權，並責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員和糧餉，不少土司的頭人成了大西軍下的將領。孫可望，李定國等人排除民族偏見，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將士能夠善用其長，如山區行軍作戰，組織排布象陣等等，從而擴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麵。在宗教方麵，孫可望等命令保護宗教寺觀，尊重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這些措施對於增強民族團結和地方局勢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