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隨便便
想到什麽說什麽。
昨晚看賈樟柯的成名作《小武》，裏麵有個鏡頭，一堆人圍在一張布告前看那布告，那是一張判決罪犯的布告。賈樟柯的電影沒有什麽大起大落故弄玄虛的情節，卻總是異常真實，好像伸手在現實生活裏隨便抓一把，信手拈來的東西放到膠片裏，連接在一起，就成了讓人過目不忘的電影傑作。
《小武》裏那看布告的鏡頭看著很熟悉，讓我想起少年時候，上海也是經常看到那樣的布告的。學校的布告櫥窗裏，我們居住的宿舍大門口邊上的布告欄或牆上都能看到那樣的布告，甚至南京路上的路邊供路人駐足觀看的報刊櫥窗裏也能看到這樣的判決罪犯布告，釘在文匯報解放日報之類報紙的邊上。那布告前也總是聚集著很多觀看的頭，看得津津有味。
布告裏的罪犯通常是按照罪行嚴重程度從上排列到下的。判處死刑的名字上會打上一個紅色的X。每個罪犯名字下麵都有幾行文字介紹罪犯“事跡”。死刑犯裏常有所謂現行反革命或曆史反革命，這種單純的反革命專業戶的反革命“事跡”沒啥看頭，有看頭的是那些反革命流氓刑事犯的“事跡”——當時無論什麽罪犯經常都冠以“反革命”頭銜，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強奸犯之類。殺人犯，強奸犯，尤其是強奸殺人犯的“事跡”大概是人們最喜歡看的，看完還會交流議論。記得兒時一鄰居家的阿姨來家裏與母親閑聊時就曾經議論過布告欄裏的罪犯，說一個強奸殺人犯才19歲，完事之後還把被害者的乳房割掉了雲雲，我那時還不知道啥是乳房，求知欲強，問道，乳房是啥東西啊？那阿姨就說，去，小孩子不懂，不要問。還說有個強奸犯作案就在我們那裏附近的農田裏。說是那罪犯經常晚上假裝跑步，專門守候夜裏下班回家的工廠夜班女工，瞅到機會就上前用“盒子槍”頂到女工腰上，然後小兵張嘎捉漢奸似地，將女的帶到田地裏去幹傷天害理之事。後來此反革命強奸犯被捉，發現原來他的“盒子炮”是一個包在布裏的掃床用的笤帚雲雲。
如果遇上“熟悉”的罪犯，又是一種別樣的觀感。我曾有過一次那樣的體驗。那時五角場附近有個外號白蘭地的“拉三”在我們那一片地方非常有名，事跡廣為流傳。所謂“拉三”就是“破鞋”的意思，判決書上記得用的是女流氓，從事淫亂活動的女流氓。一些比我們大的半大小子常常說到那個白蘭地，據說很漂亮，很”騷“。後來有一次上海統一刮台風行動——全市統一進行的打擊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的突擊行動，那個白蘭地被捉了，布告欄裏有她名字和事跡，布告剛張貼出來，一輛軍用卡車後麵載著六七個罪犯遊街，遊到我們宿舍大院裏，白蘭地也在裏麵，穿件白色的確良襯衫，手拷在背後。我們很多大人孩子都在車下好奇地打量她，她好像並不怎麽在乎，從車上平靜地回看我們，車上有一執法人員拿著喇叭挨個宣讀那些罪犯的罪行，說到白蘭地時候，也不見她有任何反應，宛如那宣讀的是與她無關的人或事。白蘭地很白，容貌姣好，那大概是人們叫她“白蘭地”的原因。那事過去好幾年之後，我讀中學時候，有一次有個同學不知怎麽說起白蘭地，他並沒有看到過白蘭地，口氣卻很權威，似乎說的都是他親眼所見，他言之鑿鑿說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兒，說白蘭地每次賣完之後，對手就把一疊五分硬幣塞進她下身去，我們聽了就嘲笑他瞎編，他急扯白臉地分辨，當然是真的啦，向毛主席保證是真的，騙你們是王八蛋好了吧？！但我總覺得對於白蘭地，很多議論都帶著議論者自己的意淫和想象。
與上述事情沒有什麽關係，許多年後九十年代中期，我認識的一個女作家在家裏被殺了。那作家八十年代因為一部《人啊人》小說而出名。那人與我家同住一個院子，在我們隔壁門洞裏。我母親與她相熟，我從國外回家探親，母親告訴我戴某某住在我們隔壁門洞裏，後來在路上遇到，母親同她打招呼，走過之後告訴我，她就是戴某某。那是一個外表普通的女人，帶著眼鏡，臉色有些黃。後來我在國外與母親通電話時，忽然聽說她被殺了，她的一個侄女也一塊被殺了。當時覺得頭皮發麻，十分震驚，感覺聽到一個認識的活生生的人被殺與在報上看到一個不相幹的人被殺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感受。那個女作家是被一個熟人殺害的，似乎是她從前老家一個中學校長的孫子還是外孫，到上海謀生活，去找她。她給了那年輕人很多幫助，那年輕人在上海混不好，老找女作家借錢，後來不知怎麽那忘恩負義的年輕人就把女作家和侄女殺了。我後來回國時候，去鄰居家串門，鄰居家的阿姨又繪聲繪色給我描述女作家的被害細節。那時就衍生出來許多帶色的成分，說那個凶手要對女作家侄女非禮，女的反抗，就被殺了，女作家正好回家又一並被殺了。又有一個母親的朋友，原本是那女作家同一個學校裏的教授同事，來我們家串門，說到女作家被害事情，又有了更進一步的版本，說侄女被性侵，死時是沒穿衣服的雲雲。我聽了就想起多年前那個向毛主席保證白蘭地故事都是真的事情來。感覺人民群眾興趣愛好大同小異，創作熱情飽滿，想象力也蠻豐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