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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講，日本人給我的印象並非粗魯無禮，張揚而又好攻擊的。我覺得他們內向但情感細膩，稍顯木訥但待人誠實禮貌。不過也有無禮而使人反感的家夥（哪個國家沒有呢？）。我在東京時曾經碰到過兩個這樣的日本人，並因而起過兩次衝突。
一次是在第一裝備會社打工時的事情。之前說過，第一裝備會社是一個不大的清掃公司，當時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在那裏打工。公司之所以雇用留學生，是因為人手不夠，那時日本人不願意做所謂“三K”工作（三K指危險，肮髒和勞動強度大的重體力活，因三個詞匯的日文發音都以“K”當頭，故而簡稱“三K”），而留學生迫於生計，必須勤工儉學，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因而基本都做“三K”工作。第一裝備會社裏負責人員調度的管理人員如前麵提到的森田科長小林君等都是客氣和善的人，與之相處並無不適，然而那公司裏也有一個叫做鐮田的日本人常使人覺得不耐。那個鐮田也是個科長，具體職責所在則不得而知，但常在不同工作現場出現。鐮田對中國留學生說話時常粗魯無禮，使人反感。他的慣用語是“酷斃”，就是開除或者“炒魷魚”的意思。看到留學生動輒要“酷斃”這個，“酷斃”那個。我覺得他自我定位混亂，自以為是什麽掌握生殺大權，可以決定他人命運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十分可笑。我知道此人令人生厭，但原先並未與他有過過節，有時在工作現場看到他時，也隻避開而不與其囉嗦。然而後來有一天，還是直接與他起了衝突。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那時我和一個朋友被小林君指派到市穀那裏一個叫東鐵的會社裏做清掃。那份工作時間不長，又在傍晚我們放學之後，而且工資給的不錯，所以我們在那裏做了幾個月，並打算繼續再做一段時間。可是有一天我倆去打工時，看到鐮田帶了一個日本學生坐在更衣室等我們，見到我倆，鐮田對我說：從即日起他帶來的那個日本學生要在那裏打工，要我當日帶他一起做，教他做什麽如何做等等。我問鐮田：此場所不是隻需要兩個人嗎？他指指我的朋友，不耐煩地說：叫他走人，從今日起某君（那個日本學生）和你兩人在這裏做。我聽了覺得此人甚為無禮，但並未發作，對他說：當初是小林君委托我們兩個在這裏做的，你現在突然帶一個新人來，又叫一個熟手走人，小林君知道嗎？他聽了，眼睛一瞪，大聲訓斥我說：我叫你幹嘛就幹嘛，管小林君什麽事？再囉嗦，你也“酷斃”。我一聽那個“酷斃”，心頭之火騰地串起，脫口而出“去你媽的”，老子不幹了。與我朋友轉身就走。鐮田見狀反而站起身來一把拉住我說：你現在不能走，這裏要兩個人手。我說：你不也是人手嗎？他口氣明顯放緩說：我也沒做過，不知道如何做，你今晚先帶他做。我說：幹我屁事，你愛怎麽做就怎麽做。說完與我朋友兩人揚長而去。那次事情，我與我的朋友當時都隻想要解氣，怎麽痛快怎麽做，並不在乎被“酷斃”，然而事後第一裝備會社卻並未“酷斃”我倆。小林君反而勸慰我不要太在意那個鐮田，並給我和我的朋友安排了其他的工作。
另一次衝突是在學習駕駛汽車的時候。在外大讀書時，通過學校的“生協”（學生會）報名去一個駕駛學校學習駕駛。那個學校是一個原警察署長開的，頗具規模，裏麵有很多教練。學車時會更換不同的教練，但也常有重複碰到同一個教練的機會。教練大多都還不錯，但我也曾經碰到一個讓人十分不快的家夥。那人知道我是留學生，說話常常陰陽怪氣，使我頗不愉快。我跟他學時，尚未上路，是在學校的場地上練習，每次出錯時，他並不就事論事給我糾正，卻不陰不陽地對我說什麽：這裏是日本，不是中國，日本是有法律的（指交通規則），請你遵守日本的法律雲雲。我開始隱忍不語，後來見他老是拿什麽“日本法律”說事兒，有一次按捺不住，回嗆他說：你那麽精通日本法律何不去大學法律係教法律？我來此地是學開車的，不是聽你講什麽日本法律的。他聽了無語，但此後便給我小鞋穿，每次犯在他手裏，便不給我通過。
日本學車的規矩是，在練習場練習達到一定時數後方可實際上路練習，他給我不及格，使我必須增加在練習場的開車時數，而每增加一個小時都要幾千日元。那使得我多付了兩三次幾千元。後來好容易開始上路練習了，有一次又犯在那家夥手裏，坐在“日本法律”邊上，心情緊張又鬱悶，一不小心又犯了什麽錯，結果被那個“日本法律”一腳踩了緊急刹車，大聲吼道：這裏不是中國，請你遵守日本法律。我被他吼得火起，按耐不住，大聲回吼道：老子是付了錢來學開車的，是顧客，你吼什麽吼！那天回家後老婆看我極不愉快，勸我幹脆換個學校算了。我越想越生氣，跑去跟日本朋友豐島社長說，豐島社長一聽便笑說：小事一樁，不必生氣，直接去那學校找管理人員“苦情”（抱怨意思），一定會解決的。第二天我便如豐島社長所說到了學校直接要找校長，裏麵一個負責人模樣的管理人員見我態度很嚴峻的模樣立即很客氣地將我引到邊上一間辦公室，叫人上了茶水，和顏悅色地問我事情的緣由，聽我說完後再三跟我抱歉，又對我保證今後絕不安排那個“日本法律”做我教練。那之後，我果然再不受“日本法律”刁難和困擾，學車一馬平川，再未“不及格”過。很快就拿到了日本駕照。
在東京時的那兩次與日本人的衝突，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印象依然十分深刻。我後來一直覺得在日本一旦遇上讓人討厭的家夥，隱忍是不應該也是不必要的，必須讓對方知道：老子不能平白無故地受你的鳥氣。（待續）
這背後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是按照法治運營的公民社會，無人擁有絕對的權利淩駕於法律之上，這個體係使得公民不需要“隱忍”來自他人的壓迫，壓迫太大不公平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