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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我不喜歡與警察打交道。無論是警察找上門來，還是自己找上門去，我覺得都不會是什麽好事。所以還是離警察遠點比較太平。但話是這麽說，還是被警察盯上過好幾回，雖說隻是因為開車超速之類的小事，但一張罰單近二百元錢，想想對本人不是小數，終究不是什麽高興的事情。
在北美因開車違反交規被警察截住過幾回。有時候是心存僥幸的明知故犯：比如夜裏開車，路上車少，想著快點回家（其實也快不了幾分鍾），後視鏡裏看看沒有警車，腳下油門一踩，限速六十公裏的路上，時速就開到了九十公裏以上。不料被不知候在哪條路口的喬裝成普通車輛的警車盯上，悄悄跟在後麵，忽然警燈一閃，鳴一聲警笛，示意停靠到路邊去，這就被抓了現行。也有的時候隻是一時疏忽，屬於過失違規。比如一邊開著車，一邊胡思亂想：剛才那家夥怎麽看著這麽眼熟呢？之前在哪裏見過呢？看他獐頭鼠目的德性，跟在邊上的小閨女倒挺討人喜歡的摸樣。正想著，前麵現出一個雙手舉托攝像機對著駛過車輛拍攝像的家夥來。心裏詫異：拍什麽呢？這裏又不是王府井，滿大街清涼美女隨便拍。然後那家夥忽然放下攝像機，站到了路中央，揮著手示意讓車停靠邊，這才回過神來：又是警察！可是好像沒有違規呀，警察過來一說才意識到，這是到了學校區，時速限製三十公裏。
警察並不囉嗦，不會廢話連篇地教訓人，抄下車牌駕照開了罰單交給違規者便可走人。一張罰單通常一百好幾十元，三天之內交付，可以減免二十元——也許算是對知錯就改，態度誠懇的鼓勵。如果不服，可以上訴，他們叫做DISPUTE，交由法官判決，給個說法。本人通常爭取寬大處理，所以總是在第一時間交付罰款。後來有一回實在肉痛於龐大罰款金額（對本人龐大而已），鬥膽去DISPUTE了一回。DISPUTE之後等了許多時日，在差不多已經忘記曾經DISPUTE過時，有一天突然接到法院通知，讓於某月某日前往市法院聽候DISPUTE審判結果。到了某月某日那一天，懷著心虛忐忑不安地去到法院，卻看到已經等在那裏與本人一樣前往聽候審判的家夥足有二三十，心裏頓時湧上一股暖流，有這麽多階級兄弟姐妹與本人並肩受審，心裏踏實了許多。
開庭前不久，來了一個警察。腰裏別著短槍，手裏拿著一疊罰單。這二三十個DISPUTE的家夥裏有近一半是他逮的。他把被他逮的那些家夥，一個一個分別叫到邊上談話，告訴他們待會兒上了法庭隻要態度誠懇承認違規，則罰款可以酌情減免一半。我找了一個空檔湊到那警察前，問他是否也可以給本人減免些許。他將本人的罰單拿去看了一眼，抬起眼皮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說：你運氣不錯，給你開罰單的那個警察病了，今天來不了。法庭規定：起訴者不到庭，則被告宣告無罪。那天“沒病”“來得了”法庭的起訴人隻有那一個警察，結果除去與他達成協議的那一半，連同本人在內，剩下的家夥統統“運氣不錯”，被判做無辜。結果罰金免除，一分錢都不需要交付了。
DISPUTE的結果免去了我的罰金，心裏自然是爽快的。但卻並不心安理得。畢竟自己並非真的無辜。但要我當時在沒有證人的情況下，自覺承認違規並受罰，本人又實在不具備那樣崇高的道德覺悟。思來想去隻有過往不究，放眼未來，小心不再違反交通規則，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了。
數年前回上海時，也曾在警察那裏遇到過點麻煩。那次回上海時拿的是一個月的簽證。行將離開上海回北美時，臨時有事需要在上海多待些時日。去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申請延長簽證時，被告知需要先去居住處派出所開具臨時居住證。跑到派出所開具臨時居住證時又被告知：臨時居住證必須在入境二十四小時之內申請開具，滯後者須交付滯後罰款，每滯後一日罰款金額為伍佰元。我那時在上海已經待了二十多天，算算罰款需要交付一萬元以上。我向警察說明原本不知道有如此規定，請他們是否可以酌情減免一些。派出所的警察教育我說：中國是法治國家，國家規定豈能隨便兒戲。並給我兩個選擇：或是出境重新申請入境簽證，或是補交滯後罰金，然後開具臨時居住證方可在上海延長簽證。幸好後來我輾轉找到一個做獄警的老鄰居，她的老公是區公安分局的小領導，正巧管著那個派出所。她老公熱心答應幫助本人排憂解難，說不用擔心罰款，他會幫我搞定，要我放心等待回音。我將信將疑，懷疑他“豈能隨便”“搞定”“國家規定”。不料第二天，那派出所就打電話來讓我去開具臨時居住證了。罰款的事一字不提，自然也就一分錢都不需要交付了。當我拿著臨時居住證，從那個派出所走出，心裏有種劫後餘生的感覺，並且痛切感受到：在“法治國家”裏，要想“搞定”點事情，沒有關係將會多麽困難。
“樓主”覺得“國內”發展很快很好，成績讓世人矚目，所以總的來說“樓主”很為“國內”高興和驕傲，但當然也有些問題，這些問題相信會逐步得到克服。拿出來說說“樓主”認為也不是什麽壞事，隻要不是造謠生非。“國內”並沒有那麽脆弱，“罵”也好“打”也好，於它無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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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是醜。醜事被當成個人的英雄事跡到處張揚，更是奇醜無比。醜陋的中國人把天朝的醜統統歸咎於中共，俺就想揭一揭這種“怎一個醜字了得”的麵孔。
俺曾經把和天朝大學合作的個人所得中認為自己不應該得到的那部分捐給了學生，自認為做了沒有同流合汙的事情。俺在美國有體麵的教授工作，不需要在中國同流合汙以維持生存，所以若幹年前就果斷中止了所謂的合作。
和那些年年去中國搞腐敗、回來後又對中國政府“Finger Pointing”的下三濫們相比，俺起碼不猥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