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 文革紅衛兵魏京生

      魏京生的父親是四十年代的中共黨員，曾經在解放軍和民航局做過事，五十年代後在北京建工局所屬一家公司工作。其母曾做過一個鞋廠的黨支部書記。可以說，魏京生也算是個高幹子弟，按照現在的流程，至少也能混個體麵的工作。但是父母的溺愛和管教無方，以及恰逢文化大革命的機緣巧合，讓魏京生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966月5月，中國大陸正式拉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時的魏京生還隻是個初中三年級的學生。熱血激情的魏京生迅速響應，成為了紅衛兵的一份子，在那個最凶惡的群體中，幹著各種抄家和打砸搶的勾當。1967年魏京生還參加了“老兵合唱團”。這是個紅衛兵的流氓團體，無惡不作，先後盜竊了二十多萬的現金、存折和黃金。最後主犯被捕，但其它從犯，包括魏京生都漏網了。

 

        北京的紅衛兵早期造反，抄家，寫大字報，虐待教師，膩煩了就開始抓附近地區所謂的地痞流氓，瘋狂地打砸搶。到了1967年的時候，那些紅衛兵開始分化。高官子弟回到家裏，基層幹部和一般黨員的孩子則散在社會上，遊手好閑。其中一些家教不好又不管束的，象魏京生那樣，慢慢地和地痞流氓合在一起。他們每天逗留街頭，惹事生非，聚眾打架，藉以發泄自己失落的情緒。一方麵他們看不起老百姓，因為他們的父母是中共黨員，說起來是幹部，還有各種相對於老百姓的特權，可以走門路，講關係。另一方麵他們又嫉恨那些中共高官子弟，因為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他們。

 

        1968年左右，魏京生和他的弟弟都淪為了三裏河地區的地痞惡霸，偷蒙拐騙，無所不作。魏京生曾偷了北航附中王某的自行車，被抓住了還耍無頼。此類種種，不勝列舉。短短一年的時間因為他的肆無忌憚也由此得罪了不少人。1969年，魏京生不得不跑到安徽老家插隊落戶，躲避風頭。此後，魏家又通過關係，讓他當了兵。複員後，又開後門，如願回到北京，被分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本來像魏京生這種無名小卒，很可能從此就默默無聞了。但骨子裏不安分的紅衛兵情節，卻讓魏京生獲得了由此成名的機遇。

 

        1970年代末的中國，剛剛打開封鎖已久的國門，西方對於這個這個不同意識形態的龐然大物百般好奇。當時冷戰尚未結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衝突仍然激烈。在這種大曆史背景下，當時的西方國家及其媒體急於希望在中國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苗頭，證明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恰逢“西單民主牆”運動如火如荼，骨子裏的紅衛兵情節，促使不安分的魏京生，不顧父母反對，也湊起了熱鬧。每天不是偷聽大陸禁止的“敵台”，就是積極地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留下大名，動不動就揚言“造反”，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繼續著他紅衛兵的“事業”。1978年底，他曾經在西單牆貼過一張大字報，其中寫道：“為民主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的目標嗎？文化革命是他們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對勢力都在它的麵前發抖了。”這說明魏京生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還是肯定和留戀的，還認為文化革命是民主的試驗，與民主有關，或者說，魏京生所說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

 

        正是魏京生這種不安分的紅衛兵情節，讓他活躍在“西單民主牆”運動之中。也由此進入了當時西方國家的視野，將其捧成了“民主英雄”。甚至此後積極解救入獄的魏京生，還不惜與中國達成政治默契，為他的流亡打開方便之門。可以說，魏京生的前半生因為紅衛兵經曆以至一事無成，後半生卻又因他的紅衛兵情節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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