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說：“一招鮮” (ZT)

王選：遠見、洞察力與大學基礎   
          記者 夏欣　   
    

　　王選，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1937年生於上海，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發明人。他主持研製的成果引起了我國出版印刷業“告別鉛與火、迎來電與光”的技術革命，擁有9項國內外專利。曾任北大計算器研究所所長、北大方正集團董事、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協副主席等。

　記者： 很少有人會像您那樣，在人生麵臨的每一次重要關口都能做出成功的抉擇。能否回顧一下在學習階段，什麽樣的教育給了您有準備的頭腦？

　　王選： 非常幸運的是我能在高中和大學階段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在中學和大學都碰到了一批優秀的老師。我在北大讀書時，有一個風氣很盛行，就是由水平最高的老師教基礎課，特別是教一年級。教我們數學分析的是後來當選學部委員的程民德先生；教代數的是才華出眾、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丁石孫先生；教解析幾何的是1955年的學部委員江澤涵教授。不僅任科教師水平高，輔導課教師也非常出眾，如數學分析輔導教師吳文達80年代就是北京市科委委員、北京市計算中心的主任。我還聽過周培源先生教的力學課。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和在關鍵時刻能想得比別人早一點有很大的關係。我曾談到過自己很多的不足，但也有一個優點，就是有一些遠見和洞察力。有了遠見，就不會受潮流的影響，不急功近利。

　　記者： 這種遠見和洞察力是否由學習能力決定的？是教育過程中培養的嗎？

　　王選： 我想不是光在課堂上就能培養的。我在大學二年級選擇了計算數學，是因為當時非常興奮地從讀報當中判斷這門學科的發展前景，我想恰恰因為這項技術不成熟，而有更多發展的機會。

　　後來我選擇從硬件轉向軟件，走兩者結合的道路，也不是在課堂上決定的。1961年畢業後，我決定訓練自己的英文聽力，這個決斷使我在畢業後能大量閱讀原文文獻，英美科學家的知識背景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另一個原因是畢業後三年裏我有機會參與大型計算器的設計、調試，經受了實踐的鍛煉。幾年跌打滾爬的實踐和讀英文受到的啟發，使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盡管1975年我決定搞激光照排、從事印刷業，是當時許多同行看不起的。後來我選擇走科研成果商品化道路，堅持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讓創新的成果實現產業化，而這是在80年代末才得到承認、成為主流方向的。有了遠見，就不會被暫時的發表論文、評職稱左右。

　　因而就我個人來說，遠見和洞察力主要是靠大量的工作實踐、大量的閱讀文獻、加上經常的思考獲得的，也與堅實的基礎課訓練給予我的學習能力有關。

　　記者： 你被認為是人文底蘊深厚的科學家，請現身說法談談人文知識對於“跨領域”研究的意義。

　　王選： 我喜歡曆史，上小學時就開始看“三國”、“西遊”、各種“武俠”，什麽都看，有的武俠書一看100多本。對曆史的偏好也影響了我對京劇的喜愛，這種喜愛還多多少少影響到我後來的工作。比如京戲講“一招鮮”，要有一、兩出絕招，給我的啟發是我們搞科研、搞商品經濟也必須有“撒手鐧”或“一招鮮”。

　　理科學生學一些文科知識是很重要的，當代學科都是互相交叉的。過去一些老先生，像馮友蘭、錢鍾書、王力、季羨林等等，都是中國國學的底子很深厚，同時出國留學，學貫中西，取得成就也高於他們的前輩。

　　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無疑是今後研究的重點，沒有“跨領域”研究就沒有創新，多方麵的、跨領域的知識會提供更多的成功機會，這在我個人的工作經曆中也得到了證明。

　　記者： 你曾說有科學家頭腦的管理人才最難得。這類人才應如何提前培養和塑造？除了讀MBA還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王選： 中國當前最需要三類人，一類是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能夠衝刺諾貝爾獎的一批科學家；第二是能夠有重大技術創新、同時能形成產業，在國際上有競爭能力的應用技術方麵的科學家；第三種人就是最稀缺的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他們與科學家有共同點和不同點。

　　所謂“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是說企業家、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的管理者最好要有點技術背景，或者懂得重視科技人員的意見。台灣宏?總裁施振榮有一次在馬來西亞和我交談，說他手下的部門主管都有點技術背景，否則就容易做出不明智的判斷。也有些出色的企業家技術背景幷不強，但由於對市場十分敏銳，同時重視搜集科技人員的意見，也是很好的帥才。

　　高新技術企業家的培養可能還有一個途徑，就是理工科出身的人，在企業有了一定的工作實踐之後，再學點經濟管理方麵的知識，讀MBA。光有MBA是不夠的，我想有了實踐背景以後再來學MBA收獲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