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嚴格製度除痼疾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製度”。針對黨政領導決策者，不僅要通過政績考核建立黨政同責的終身責任追究製度，而且要探索運用司法途徑追究其法律責任，從製度上解決“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痼疾。相關閱讀：【官方發布十三五規劃建議 港學者熱議】、【徐紹史解讀十三五：“五大發展” 最核心】、【十三五規劃[全文]】

中共五中全會

11月3日，中共黨媒人民網刊文解讀五中全會，文章稱，長期來看，最嚴格環境保護製度的改革思路應當圍繞其的內涵，麵向生態文明建設要求以及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根據環境保護製度的不足和差距，對當前的製度進行整體、係統和全麵的改造，推動整個環境保護製度體係的剛性化，建立最嚴格的環境法治、環境管控和環境經濟製度體係。

環境法治製度：統領環境保護全局的基本製度

環境司法要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和手段之一。要以對公民環境權益的保護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環境司法的保障作用，強化環境司法救濟途徑，更多地使用環境司法途徑解決環境糾紛問題。需要完善環境損害救濟的司法製度，健全環境損害救濟途徑，增設行政裁決、公益訴訟等對保障公民環境權益具有積極意義的救濟方式。

環境監管和執法體係要體現獨立性、權威性和剛性。環境監管和執法體係的設計要體現獨立性和權威性，在具體的監管執法中要體現嚴格性和嚴肅性，避免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門的不適當幹預和幹擾。環境監管和執法的體製安排可根據中央和地方的環境事權和財權安排、監管執法的實際成本和效果、以及環境監管執法的實際需求和能力進行設計，而不是簡單地推行所謂的垂直管理或者綜合執法。

環境管控製度: 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後果嚴懲

建立和完善最嚴格的環境管控製度的總體方向是要圍繞環境質量改善和環境健康風險防控目標、為社會公眾提供優良的環境公共產品、實現環境管理戰略轉型而進行設計和改進。這需要按照“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後果嚴懲”的總體思路進行製度調整和安排。

源頭嚴防製度設計與安排要重點體現和發揮保護生態環境的導向性和指揮棒作用。

過程嚴管製度設計與安排要體現管理的嚴密性、嚴格性與有效性。過程嚴管製度設計的基本思路可從其作用的範圍、對象以及方式和效果等方麵出發。

後果嚴懲製度要體現懲罰的威懾力。這不僅要求對造成不良生態環境後果行為者的懲罰與其切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直接掛鉤，還要求懲罰的力度高到足以使其不敢以身試法，切實解決黨政領導者盲目決策導致生態環境破壞、企業惡意排汙等長期困擾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

環境經濟製度：建立綠色的財稅金融製度體係

環境經濟製度應該能夠通過市場和價格調節機製充分體現環境資源成本，使經濟活動朝著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方向調整和改進，使生態破壞和環境汙染者賠償其產生的負麵外部環境成本，使生態環境保護者的正麵外部環境成本得到補償。

建立綠色的財稅金融製度體係。包括建立綠色公共財政體係；推進環境稅改革；製定基於環境成本考慮的資源性產品定價政策；完善和深化綠色信貸、環境汙染責任保險、綠色貿易政策體係等。

探索建立以環境容量為基礎的區域、企業排放指標核定和有償使用體係，以及相應的排汙權交易市場。包括研究製定主要汙染物排汙權有償使用和交易指導意見及有關技術指南，擴大排汙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範圍等。

加快建立和實施汙染損害賠償製度和生態補償製度。製定係列環境汙染損害鑒定評估技術規和相應的後續賠償製度。針對流域、重要生態功能區、自然保護區、礦產資源開發、資源枯竭型城市五大領域，逐步構建生態補償機製和政策體係，推動建立國家生態補償專項資金。

既要注重長遠 又要兼顧當前緊迫需要

實行最嚴格環境保護製度既要注重長遠，又要兼顧當前的緊迫需要。要建立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環境保護目標體係、統計體係與核算製度。推進實施基於生態產品和生態資產賬戶的管理模式，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環境損失、環境效益和生態資產變化情況納入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體係。

要圍繞生態保護紅線，建立嚴格的環境準入製度。強化汙染企業停產治理、淘汰和退出。修訂和完善高耗能、高排放和資源型行業準入條件，明確資源配置的具體要求及能源節約和汙染物排放等指標，根據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和生態狀況差異，提高環境準入門檻。嚴格落實環境準入製度，嚴防東部和國外落後產能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提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質量。

還要注重改革和完善環境影響評價製度。將環境質量改善和環境風險可接受水平作為環境影響評價的基本準則，以是否能促進環境質量改善為評估標準，開展戰略、規劃、政策和項目環評。

在法律法規中明確公民環境權利，完善保障公眾參與、引導和監督的信息公開、立法聽證等製度。明確政府、企業和公眾等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責任，通過建立政府、企業、公眾定期溝通、平等對話、協商解決機製，引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製度執行的評估和考核。完善環境新聞宣傳機製，引導新聞媒體，加強輿論監督。推動社區環境圓桌會議製度，借鑒西方共識會議、環境審議會方式。科學引導民間環保公益組織發展，搭建公眾和政府良性互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