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社自由與圈子文化

馬華公會總會長廖中萊日前指出：“華人是喜歡自由結社的民族，因此我國擁有為數不少的華團，代表各自的群體，而華團的動態往往反映華社的心聲。”的確，華人喜歡結社，喜歡混圈子。由此引發不少曆史的悲喜劇，大有可觀，姑且虛論浮談。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四大社團最為著名，彼此之間，或講信修睦，或互相攻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就了新文化運動的多彩風景。

其中，文學研究會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第一個純文學社團，成立於1921年1月，發起人有周作人、茅盾等人，以《小說月報》為陣地，倡導文學革命，提出“為人生而藝術”。第二個著名文學社團是創造社，成立於1921年7月，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等，出版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種種。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有明顯的“為藝術而藝術”色彩，簡直就是與文學研究會唱對台戲。第三個大腕雲集的文學社團是新月社，1923年成立，主要成員有胡適、徐誌摩、聞一多、梁實秋等。最晚成立的是語絲社，得名於1924年11月在北京創刊的《語絲》周刊，由《語絲》主要撰稿人魯迅、林語堂等人為核心成員。

不管是文人相輕，還是同行相妒，這幾大社團之間，論戰不斷，經常口誅筆伐、兵戎相見。其中，後期創造社等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可謂兄弟鬩牆。魯迅被“自己人”罵作是“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人物”。而魯迅也發表了《“醉眼”中的朦朧》《革命時代的文學》，茅盾發表了《從牯嶺到東京》等文章，對革命派進行了還擊。盡管這種社團之間的互相鬥爭，很傷元氣與和氣，但是結社之自由、言路之開放、爭鳴之頻密，讓文學史家津津樂道，也為後世所楷模。

共產黨主政中國以後，真正意義上的結社自由基本上銷聲匿跡。相反，為了打倒政敵、鏟除異己，許多莫須有的結社——“反黨集團”被泡製了出來，例如，五四新文化運動著名的作家丁玲女士，1956年被打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從此成為等外公民，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殘酷迫害。直到1980年，中國為丁玲徹底平反，恢複其黨籍和政治名譽，這位女作家20多年非人間的厄運才算結束。

進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莫須有的“反黨集團”之類的政治把戲不玩了，結社自由稍微有了，不過已經不是一般的結社了，而是混圈子。圈子文化至今在中國大有市場，蔚為壯觀。

在中國，同學有同學圈子，朋友混朋友圈子，官場講官場圈子。一個個獨特的“圈子”，仿佛一個個縱橫交錯、五顏六色、形狀迥異的“文化怪胎”在恣意地舞動。就連微信這樣的時髦社交軟件，也有“朋友圈”設計，打上了圈子文化的烙印，被年輕人競相追捧。

我國華人喜歡結社，都知道是為生存所迫。在險惡的環境下，社團能夠讓人增添力量。各種社團之間，不要山頭林立、搞關門主義、鼓吹裙帶風，而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票往一處投，努力壯大華人的在朝力量，以便更好地解決華社所麵臨的問題。這既是廖中萊們的希望，也是我國華人結社與劃圈的應有之義。

見刊《中國報》2017年10月19日C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