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玩家”——記王世襄先生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我 有幸與王世襄（1914-2009）先生在一個研究所共事多年，親耳聆聽他老人家12年的教誨。若說我們是“同事”，實在不敢當。論年齡，他是我的父輩； 論資格，他是文物界老前輩；論人品，他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楷模。王先生涉獵的領域相當廣泛，在古代漆器、明式家具、書畫法帖、古琴等方麵造詣極深。最令人 叫絕的是，他精通北京玩家的各種遊藝，被譽為“京城第一玩家”。京城八旗子弟玩物喪誌的遊戲，經他妙手回春，成了北京民俗遊藝文化；廚房炊事不再枯燥無 味，生活被他演繹成了一門藝術。

生活原來是一門藝術

王世襄從小受西洋教育，小學到高中就讀北京一所美國學校。1948年，在 美國考察博物館時，王世襄操一口純正而流利的英語，人家認為他是在美國長大的呢。中國讀書人講究琴棋書畫全麵發展，王世襄彈一手好琴，在美國考察時隨身攜 帶一張元代琴師朱致遠製七弦琴在美國各地考察，不失時機地宣傳中國古琴文化。

據 說王世襄家藏的“大聖遺音”琴可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琴相媲美，屬於同年代、同品題的宮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夫婦“鬻書典釵”，以傾家之資，從一位藏 琴世家手中求得此琴。王世襄本人並非古琴專家，他的夫人袁荃猷卻是古琴一代宗師管平湖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的幾把傳世名琴，都是夫人袁荃猷追隨管平湖學 琴、撫琴的日常用器。夫人久病辭世，王世襄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將家中所存古琴連同與夫人共度幾十歲艱難時光的各種珍藏，交付古玩市場拍賣。

那 把“大聖遺音”琴，在嘉德“儷鬆居長物”拍賣會上竟然拍出了891萬元人民幣的天價，創出中國古琴的拍賣紀錄。然而，就在這樣一琴值萬金的賣場喧囂之中， 王世襄卻輕輕一揮手，將家藏的另一張同是傳世稀珍的宋琴（一說明琴），無償送給了一位年輕琴人——曾跟隨袁荃猷學琴的學生某君。據說，當日看王老事忙，某 君上門搭手相助。他說：“你懂琴，這張琴，你拿去。”

王世襄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工藝美術——生活習俗，以及遊藝 情趣等，也能體現中國人的偉大。現在這個北京城，越來越不像過去的老北京了，就是那些故舊的東西、傳統的東西，都已經被西洋東西全取代了。我覺得，這很不 合理，而且很危險，實在不應該！中國的傳統文化需要保護搶救的實在太多了，希望人人都不要數典忘祖才好。”

有 一次，某電視台拍攝反映老北京的英語節目，導演慕名而來，請他講北京人養蟈蟈、鬥蛐蛐兒。王世襄用中文講，一位漂亮的女主持當同聲翻譯。這可不好翻譯，我 站在一邊看熱鬧。在導演的指揮下，攝影機開拍，女主持剛翻譯了幾句，王世襄就不耐煩了，問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語講？”導演大為驚詫，沒想到這個老頭居 然會講英語。

王世襄就從養蟈蟈兒的葫蘆講起。他說：“國產電視劇《末代皇帝》有個鏡頭表現溥儀從懷裏掏出一隻葫蘆，一隻蟈蟈兒從裏麵跑了出 來。”王世襄對著攝影機鏡頭，用流利的英語侃侃而談。他說：“這個鏡頭設計得挺合理，表現溥儀玩物喪誌，可是他拿的那個鑲象牙口的葫蘆不太對頭，那不是養 蟈蟈兒的，而是養油葫蘆的。”我從小在京城長大，對北京玩家的各種花樣略知一二。我一聽就樂了，導演大概不知道什麽是“油葫蘆”。這是一種類似蟋蟀的鳴 蟲，一般寄生在老房子的牆縫裏，比蟋蟀笨拙，容易捕捉。

京城八旗子弟以冬日養秋蟲兒為時尚。有點本事的玩家鬥蟋蟀，沒本事的才養油葫蘆。養 蟲兒的葫蘆花樣繁多，製作起來頗耗時工，先摘生葫蘆晾幹一年，等候它變得質堅，再量材而製，先截上葫使平，入油溫炸，待其色變微黃，取出晾幹，再以絲帛摩 挲，使其光潤，截口之上用紅木或柴木做蓋兒，更為講究的就是溥儀玩的那種象牙材料製作的葫蘆，蓋兒上還雕上“五蝠捧壽”、“魚躍龍門”等吉祥語。據說鹹豐 年間恭親王有個蛐蛐兒葫蘆，價值十萬兩白銀。

這個英語電視節目是拍給外國人看的，王世襄批評道：“北京玩家冬天養秋蟲相當講究，不同的秋蟲用不同的葫蘆來養，海外一些Delear（古董商）不分青紅皂白，幾乎所有裝蟈蟈兒的葫蘆一律稱Cricket Cage（蟋蟀籠），還印在拍賣圖錄上。太露怯了！”

在 北京玩家種類繁多的遊藝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鷹。鷹可不是那麽好玩的，至少要“過五關斬六將”。據王世襄總結，這五關是打鷹、相鷹、訓鷹、放鷹和籠鷹。第三 關“訓鷹”，北京人俗稱“熬鷹”。新捕獲來的野鷹亦稱“生鷹”，主人為了馴服生鷹，要連續幾天幾夜對它實施騷擾，讓野鷹不能睡覺，謂之“熬鷹”。經過少則 一周，多則10日不間斷地熬馴，生鷹才能馴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飛捕捉野兔等獵物，然後將獵物叼回後交給主人。沒有主人指令，這頭鷹絕不染指獵物。

王世襄是玩鷹高手，在燕大讀書時，結合捕鷹、馴鷹、放鷹的實際體驗，在《華光》雜誌上發表了一係列玩鷹的文章。

王 世襄還能燒一手好菜。我曾經問他怎麽學的廚藝，王世襄告訴我，他小時候家境比較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從小吃喝玩樂慣了，解放後沒有這個條件了。怎麽辦 呢？隻好自己學著做。當年北京各大飯店的名廚師，每天早上到朝陽菜市場為飯店買菜。菜市場開門之前，他們在大門口打太極拳，或者相互交流廚藝。

王世襄發現這個秘密後，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陽菜市場打太極拳，混在北京各大飯店名廚堆裏偷聽他們交流烹調技術，不久就入了門，烹調術與日俱增，並且有所發明。他還不知“天高地厚”，在朝陽菜市場門口與這幫廚師交流起烹調技術，那些大師傅以為他是京城哪一家大飯店的名廚呢。

王 世襄做菜頗有特點，素菜葷做，葷菜素做。換句話說，就是用做魚的方法燉豆腐，用炒肉的方法炒白菜，名曰“素菜葷做”；葷菜則相反，用做白菜的方法做魚，用 炒青菜的方法做肉，這樣吃起來不膩口，名曰“葷菜素做”。我吃過一次王世襄炒的白菜，裏麵好像放了糖和黃酒，盡管這道菜沒放肉，吃起來味道卻像糖醋裏脊。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1943年冬，王世襄從淪陷區到重慶找工作，一心想去李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就請梁思成帶他拜見所長傅斯年。傅斯年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學國文係本科及研究院。”傅斯年說：“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王世襄隻得赧然而退。

1946 年11月，南京舉辦《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王世襄和故宮人員押運部分楊寧史（W.Janning）銅器參加展覽。會後，杭立武召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 委員會”委員開會，決定派員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原擬請德高望重的徐森玉前輩前往，因徐年事已高，改派王世襄赴日。那天與會者有傅斯年、梁思成、李 濟、徐森玉、蔣複聰、曾昭燏等位先生。

傅斯年認出王世襄，對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當和在平津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這個表示“好鬥”的英文詞是傅斯年的原話。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回憶說：

我 受寵若驚，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並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謂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係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他對燕京大學畢業人員不配 進史語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堅定不移的。因為燕京大學確實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擔任教學。我自恨緣慳。

燕 京大學人才濟濟，侯仁之、周一良、陳夢家、餘英時、張廣達等“燕大才子”，無一不是中國當代學術的風雲人物。侯仁之是中科院院士，餘英時、張廣達是台灣 “中研院”院士。經陳寅恪推薦，燕京大學研究院尚未畢業的周一良，就在1936年進入史語所任職，竊以為，王世襄之所以在傅斯年那裏吃了“閉門羹”，問題 恐怕出在他當年一事無成，而且不能證明自己將來會有什麽出息。事到如今，有些“學院派”學者仍對王世襄的學術水平持保留態度，遠不及他在廣大民眾心目中 “京城第一玩家”的尊貴地位。無論如何，傅斯年在李莊對他的激勵，成了王世襄後半生發憤圖強的重要動因之一。

王世襄的人生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日本投降後，經馬衡、梁思成推薦，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先後收繳北京、天津上千件散佚的珍貴文物，還收繳流失日本的古籍善本一百多箱。

1949 年，他謝絕了在美國的各種工作機會，毅然返回祖國。王世襄本打算在故宮博物院幹一番事業，萬萬沒想到在“三反”運動中遭到更為沉重的打擊。審查組懷疑他在 “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工作期間牟取私利，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下了大獄。飽嚐手銬腳鐐滋味，還染上了肺結核。

盡管“審查”結果證明無罪，仍被開除公職，被迫離開文物係統。禍不單行。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又在音樂學院被打成右派。那個時代最倒黴的事兒，一件不拉全讓王世襄趕上了，他在《自珍集》序寫道：

大 凡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於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以律己， 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 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

誰 能想到，王世襄辛辛苦苦為國效力，卻在偌大北京城分不到一處住房。我們幾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在研究所沒幹幾年，都分到了京城一處樓房，究其原因，王世襄 在朝陽區芳嘉園胡同有一處祖上傳下來的老宅，要想分新房先得交這個宅院。芳嘉園王家老宅，本是一個環境幽靜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樂趣，不幸在“文革”中 糟蹋成了八家人共住的大雜院。

唐山大地震後，這個小院的房子，可謂“屋漏又遭連夜雨”，全成了危房。更令人擔憂的是，珍藏明式家具的三間北 屋後牆，正是後院五家住戶所搭的小廚房的後牆。這些小廚房都用油氈覆頂，距離北屋房簷隻有三尺，一旦誰家廚房不慎失火，北屋連同這些曆時數十年收藏的明式 家具都將付之一炬。

更有甚者，房管局安排搬來的新住戶，竟然是一個白鐵匠，整天打鐵、焊洋鐵壺，他的老婆則撿拾垃圾，堆得滿院都是。為此，王世襄多次到街道辦事處、房管局、文物局等主管部門反映情況。有關部門派人查看後，隻送來幾個滅火器，敷衍了事，實質問題卻一件都不給解決。

為中國學術贏得榮譽

王 世襄一生出版了31種著作。如果問哪一本書最重要，無疑是《髤飾錄解說》和《明式家具珍賞》。前一本書是王世襄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成名之作，初稿在 1958年以自刻油印本流傳於世；後一本書則是他躋身於世界學術之林的經典之作，多次再版，並譯成英、法、德三種文字，連同中文共有9個版本流傳於世。這 本書讓整個世界領略了中國古典家具之美。

牛津大學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在《靈感的共鳴與萬物》一文寫道：

早 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為歐美學者的研究對象，但是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古典家具的藝術成就在其產生地無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種 意義上他們還將其歸功於西方的“發現”。王世襄不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為國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鑒賞的有緒傳統，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國現代性文化的創造 中占據著重要的核心位置。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王世襄的名作《明式家具珍賞》，正是《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的不朽之作。他不僅為中國文物界和收藏界做出重要貢獻，而且為整個中國學術贏得了榮譽。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