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最後一份報紙，出自金庸之手

1937年出版的幾份《大公報》，最上麵一份為1937年1月5日出版，頭版頭條為《張學良已邀特赦》的新聞。1月4日，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對張特赦的決定，但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此後其幽禁生涯開始

《國家人文曆史》2016年2月上獨家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廣大讀者以個人名義分享至朋友圈

阿 裏欲收購《明報》的傳聞大概是2015年底傳媒圈最熱話題，網友調侃馬雲是因為愛看金庸小說才萌生此意。在內地讀者印象中，提起《明報》首先想到金庸， 《明報》為金庸一手創辦，他的《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名作都是在《明報》連載發表，成就了《明報》巨大的發行量，內地讀者 也多是因為武俠小說才知道《明報》這張報紙。

但是，《明報》不是一張小說報，而是持續了民國文人辦報傳統的報紙，這與金庸的早年經曆密不可分。

1941年5月，大公報館大門。這一年，《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張季鸞病逝，報社內部機構也發生了變化

金庸進入報界，是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歲末，擔任《東南日報》的外勤記者。其時，民國報人的典範、《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張季鸞已經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進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報》，報館負責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為《大公報》香港版效力，頂頭上司是另一位《大公報》的創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離港回滬就醫。金庸從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離開《大公報》，開始了創立《明報》的獨立報人生涯。

這 10年，恰恰是《大公報》轉型的10年。天津的《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上海與重慶的《大公報》則風雨飄搖，並被毛澤東明令指派“分工報道國際新聞 與財政新聞”。王芸生在此期間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其子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 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王芝琛 《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後來金庸曾這樣評價《大公報》：“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是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接續民國報業傳統

我 們可以推想，雖然《明報》（本來起名為《野馬》）一開始隻是想辦成一份沒有新聞的小說小型報，但一旦出於市場敏感（據說是聽從報販建議），金庸與沈寶新決 定將《明報》從四開改成對開，變成“有新聞的日報”，負責編輯部的金庸，當然會將他最為熟稔的《大公報》理念與架構，照搬到《明報》來。

民 國時代的《大公報》，就理念來說，是自張季鸞到王芸生都堅持的“文人論政”。更為人熟知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則是《大公報》自我 確立的“報格”。“四不”是由“文人論政”這一理念決定的，因為文人辦報，不隸屬於政府，也不接受財團資助，隻靠銷量與廣告維持，所以有實行“四不”的可 能性。

中國報業，自晚清以來，就難以擺脫對官對商的依賴，1916年，李大釗曾猛烈批評中國報業“為經濟所困而呻吟於勢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驅策之用”。

為了實現獨立自主的輿論理想，李大釗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卻在1917年底因為“不能廣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書社“中止”的威脅，如果不是碰上五四運動大潮，這份銷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樣岌岌可危。

邵飄萍

第一份沒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維持的報紙，當屬邵飄萍的《京報》。

《京 報》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飄萍個人言論的力量，如他在五四運動前夕大聲疾呼“必使政府聽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飄萍“十分重視利用和依靠社會力量”，自己擔 任北京大學新聞學講師，並創辦《京報副刊》《莽原》等23個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團與公共輿論之間的聯係。正是遵循邵飄萍的榜樣，1926年吳鼎昌、 胡政之、張季鸞聯手創辦新記《大公報》，讓“文人辦報”“文人論政”成為現實。

不過，張季鸞抗戰時在《抗戰與報人》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報 紙正從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文人辦報”逐漸“循著資本主義的原則”過渡到“商業化”的“大規模經營”。他認為，“此種商業性質，其本身限製 了言論自由，但因經濟雄厚之故，對於報人職業的獨立，卻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報》十餘年，耳濡目染，對民國報業發展的曆程不可能一無所知。事實上，看《明報》創辦之後的方針與道路，與上述民國報業的路徑大致相符。

金 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報》，但在《明報》創始之初，便在社評中反複強調“立場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評：“本報自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 ??（香港報紙）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後來又更明白地說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評）。1963年，金 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積極中立”，並解釋道《明報》“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 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1963年1月17日）。

終於還是“文人辦報”

《明報》初創，並非有什麽宏圖大誌，金庸與沈寶新都很現實地把賺錢放在第一位。如開設股評版、馬經版，大登明星八卦與情色凶殺新聞，而且每逢銷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豔照豔聞這一法寶（沈寶新唯一堅持的報格，是《明報》不接受色情廣告）。

依 照金庸的本意，《明報》應該像《成報》那樣辦成“粵港報紙”，所以《明報》從語言上，無論社評還是小說，都刻意地使用並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粵語。金庸在 早期小說如《書劍恩仇錄》《碧血劍》中，即摻雜了不少的粵語詞匯。《明報》初創，社評裏也出現過“係嗰部近代曆史讀起上嚟最為冇癮，唔係割地，就係賠款， 又或者派大臣登門道歉，嗰時做正中國人，真係衰之極矣”這樣風格的詞句。

這也是從晚清報紙起就喜歡玩的花樣。不過《明報》的方言特色也堅持不下去。這說明金庸辦報，本土化並非他的優勢所在。他的優勢在於承繼大陸的“文人辦報”傳統，以及由這種傳統發展出的“新聞自由”“文人論政”“積極中立”等等特色。

其時的香港，也正處於人口急劇膨脹、經濟即將起飛的當口。經濟格局的定型，法治社會的建立，意識形態的衝突，都在這塊小小的土地漸次展開。《明報》的創立，如果刨去它與香港大部分報紙的共同點，它的特色，還是在“文人辦報”這一點上。

眾 所周知，《明報》向“知識分子報紙”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麵對大陸逃港的難民潮流，港英政府與北京方麵的共識都是“不予報道”， 《明報》作為標榜中立、但與左派報紙交好的一份報紙，報道難民潮當然會頂著巨大壓力。事實上，金庸也是在編輯、記者的強烈要求下，才逐漸放開對難民潮的報 道，並呼籲向難民捐款捐物，呼籲港英政府以民生為本。

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為《明報》主事人，辦報理念與性格中的矛盾之處。一方麵，金 庸有商人的特質（初三就曾編售生平第一本暢銷書《獻給投考初中者》），即所謂“企業家精神”，和氣生財是商家信條，尤其麵對的是港英政府與左派友報這樣的 連根連須的龐然大物。而另一方麵，金庸身上有民國的報人傳統，即張季鸞所謂“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製，反幹涉”。金庸兩年 後曾在社評中回顧當時的心路曆程：“我們明知這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得我們以後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會使我們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然而，《明報》刊登過許 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麽？”（1964年12月8日）

研 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這段話：“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 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閑’??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裏，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 發，也體現為小說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加入政論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豐富金庸小說的解讀，反過來，小說中的情懷，也不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區隔。

有 論者總結《明報》的報業精神為四項：“高舉儒家思想”“強烈的民族意識”“崇尚自由”“反戰”。揆諸自1959年至1992年的《明報》，這四項大體成 立，但考察具體的新聞個案，則該四項精神未必沒有扞格之處。如在《明報》與左派報業“要褲子還是要核子”的論戰中，《明報》“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的立 場，當然有儒家“民胞物與”的影響，但在對方看來，卻是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惡毒反華”“大發其汙蔑祖國的妖論”；再如金庸對自由的崇尚與追求盡人皆知， 一曲《笑傲江湖》傾倒萬千讀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對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屢屢批評北京，都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灣當 局拘捕《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製造震驚中外的“雷震案”，台島內外自由主義者紛紛聲援，胡適隻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諸多自由主義者不滿，認為有損胡適晚 節。金庸身處港島，並無政治壓力，卻主動支持台灣當局，認為“如雷震之徒，盡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認為雷震“受美國人之大力支 持”，“主張由美國人監督中國內政，又主張成立‘中台國’”，他支持台灣當局逮捕法辦雷震，是出於“強烈的民族意識”，而將“言論自由”放在了一邊。即如 《明報》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報道中，既反抗港英當局與左派報紙的新聞封鎖，也時時要求讀者“顧全大局”，反對與港英當局的當麵暴力衝突。金庸個人辦報 理念與政治思想的矛盾之處，讓《明報》的立場隨時勢而移易，並非一成不變。

“一人報紙”的利弊與困境

雖然張季鸞提出中國報業當向商業化的大規模經營轉化，但從邵飄萍到張季鸞，再到王芸生，民國最典型的報業運作方式仍是“一人報紙”。如王芸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報》。”

《明報》“五月人潮”報道的逆襲，雖然有記者與編輯施加壓力的成分，但最終大規模報道的決策仍然出自金庸獨斷。縱然《明報》後來已經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員工多達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製著“社評”與“副刊”兩大塊。

大 部分社評由金庸親自撰寫，聯係知識界的副刊，編輯既無約稿權，也無退稿權，連作者稿費都是金庸一言而決。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係4位研究生 曾去函香港多家報社，指傳媒為“社會公器”，老板不應私用社評來闡釋自己立場。然而金庸回應說：“報紙是股東的私有財產，不是公眾的公器??報社內員工與 老板隻有雇工與雇員的關係，沒有新聞自由的關係。新聞自由是報社對政府當局爭取的，不是員工在報社內爭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舉《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世界知名報刊為例，強調“全世界不論資本主義社會或共產社會中，並無哪一家傳媒的工作人員可享有獨立的‘新聞自由’，作此解釋者，新聞工作人員自抬身價的幻想而已”（《金庸與〈明報〉》）。

金 庸創辦《明報》之初，心儀是某種“家庭式”的報社架構，“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員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廠和住宅都在一起”。這或許是他初來 香港時《大公報》類似的管理模式影響所致。金庸與沈寶新又鼓勵員工在報社內部兼職，一人開兩三個人的活兒，拿一個半人的薪水。員工長期沒有規製的福利與保 險，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寶新借錢，以致很多員工稱沈寶新為“老豆（老爹）”。金庸與沈寶新分工明確，一人管編輯部，一人管經理部，很多人都說這對搭檔 是張季鸞、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繼承了“文人辦報”和“同人報”的報業傳統。

然而，《明報》越做越大，有集團化的趨勢。金庸像諸葛亮一樣事必 躬親，自己殫精竭慮不說，確乎難以為繼。金庸對此事早有知覺，曾有言曰：“《明報》內部所有的人隻聽我一人的話，可以說是成功，也是失敗。成功是效率高， 要辦什麽馬上可以辦到；失敗是我離開了，事情就辦不成了。”

從金庸1989年卸任社長，隻擔任集團公司董事長，另組行政委員會，到1991 年3月22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再到當年年底把《明報》賣給於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報》能擺脫“一人報紙”的困境。他反複強調： “報館由一個人控製，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製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我要使《明報》公眾化，讓許許多多人來參 與，否則我一旦死了，《明報》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從1992年起，《明報》已經很難稱為“金庸的《明報》”，但金庸心心念念的“製度化”“公眾化”卻未見真正實現

自 1992年起，《明報》已很難稱為“金庸的《明報》”，但金庸心心念念的“製度化”“公眾化”卻未見真正地實現。《明報》的銷量與影響力均大不如前，再也 不能像前30年那樣，在華語輿論場掀起風潮。雖然與輿論環境的變化不無關係，但《明報》脫離金庸的控製之後，不僅沒走上“最好的中文報紙”之路，反而喪失 了鮮明的“一人報紙”特色，淪為各方麵都相對平庸的大眾報紙。

民國報業“文人辦報”“一人報紙”的特色，適合當時輿論界低成本、低門檻的特 點，比較容易讓有識有才之士，完全發揮自己的獨特資源，贏得巨大的影響力。而在資本競雄的21世紀，報業的形貌與運作都有著質的變化，信息的碎片化傾向， 新媒體的崛起，“讀者”向“用戶”的轉變，都讓金庸式的憑一支健筆白手起家，成為再難複現的神話。

1997年6月30日，香港街頭的英國青年用油彩在臉上畫著中國和英國國旗，麵對鏡頭，手拿刊有“再見，彭定康先生”的《明報》

放在世紀為尺度的中國報業譜係內考察，金庸的《明報》，誠可以稱為“最後一份民國報紙”。自此之後，沒有一份報紙會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也沒有一份報紙能夠30年保持主事者的個人特色而不變。一段曆史的終結，讓人唏噓感慨又無可奈何。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