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子在怎樣“影響”研究者的大腦？

王大錘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巔峰”。每當想到這個夢想，他就會“有點兒小激動”——這是流傳甚廣的網絡劇中的一個橋段。要是換更有逼格一點兒的話說，就是這個夢想“激活了他大腦裏的獎賞係統，讓他表現得格外愉悅”。

一群來自德國呂貝克大學的社會神經生物學家們對這樣的過程來了勁。最近，他們用科學的手段探究了那些對升職加薪有利的信息是如何重塑人們大腦網絡的——不過，他們的調查對象不是“王大錘”們，而是一群神經生物學家。

地位直逼銀子的“影響因子”

索倫·卡赫（Sören Krach）教授和他的團隊是這樣開始他們的腦洞的：“科學家職業生涯的獎賞結構正在日漸效仿財經原則。盡管期刊的影響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一直受到強烈的詬病，但它在科學家心目中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貨幣。因此，要想在學術領域取得目標指向性的成功，對JIF的了解就必不可少。”

這三句話換成白話就是說：我們科學家當然是骨質清奇不屑於談錢的，但是沒有錢哪裏來的經費搞科研，沒有科研哪裏有成果，沒有成果哪裏能評職稱申請項目，沒有職稱和項目哪裏來的錢——而在這個死循環裏，占據關鍵地位的就是發表的文章數量以及質量。

數量倒還好辦，會算術就能看懂；而質量就不好辦了，畢竟科學門類繁多，有實用為主的也有理論為主的，有些有即時效應馬上就能根據成果產出看出好壞， 有些卻因為過於高大上需要時間來證明它的天才性，完全沒辦法以一個統一原則來評判。這時候，唯一的辦法就隻能看文章發表的期刊的被引用率多少，被引用得越 多說明在同行中認可度越高，雜誌就越好。

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IF）是反映該期刊最近發表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數量的方法，它最早由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發明。從1975年到現在，人們每年都會計算和公布收錄進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的期刊的年影響因子。

相信這樣的見麵打招呼場景大多數“研究僧”都並不陌生：

“文章發了沒有？”
“發了！”
“（IF）多少分？”
“……今天天氣真好！”

不了解JIF係統的人，大概會以為這幾個人在對暗號呢。如果做個統計的話，“文章發了沒有”這句魔咒對學術係統中人造成的心理陰影麵積有可能更甚於“結婚了沒有”。

隨著IF在學術領域評估體係被廣泛使用，在科學家心目中，這些期刊的名字和它們背後的IF數字也逐漸成為和貨幣同等重要的存在。

影響因子怎麽影響研究者的獎賞係統？

獎賞機製帶來行為學變化的例子，最經典的莫過於我們常說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在影響因子重要性不亞於金錢的領域，JIF機製是否也會影響科學家的 行為和大腦呢？卡赫在馬爾堡大學的精神醫學係、心理學係和神經學係召集了18名神經科學研究者參與實驗，並精心設計了兩個實驗。

在第一個實驗中，被試首先會在屏幕上看到一個視覺提示，然後經曆一定時間的黑屏延遲。之後，在實心目標出現時，被試必須馬上按下按鈕，才能看到與視覺提示對應的視覺刺激。實驗流程示意圖。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

實驗一包含兩個任務。一是“金錢激勵延遲”任務。在這個任務中，視覺提示（紅色圓圈中有一條、兩條或三條橫線）對應的結果分別是低價值（5歐，10歐，20歐現金），中等價值（大量100歐和200歐現金），高價值（大量500歐現金）的金錢圖片。

第二個任務則是“文章激勵延遲”任務，紅色方框中一條、兩條或三條橫線的暗示對應著其後出現的低、中、高IF文章首頁。

“金錢激勵延遲”任務（上）和“文章激勵延遲”（下）任務中，不同視覺提示（紅色）所對應的低、中、高三檔結果。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

為了盡可能模擬真實環境，這些文章首頁是根據被試在實驗前發來的和他們自己實驗相關的關鍵詞和共同作者名單而人工合成的——被試將能夠親眼“看”到 自己的名字和研究項目出現在諸如《神經報告》（Neuro Report）這樣的低IF期刊上，或是諸如《神經成像》（NeuroImage）這樣的中等IF期刊上，或是諸如《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這樣的高IF期刊上。

至於實驗二，科學家被試們就隻用接受“文章激勵延遲”任務，但是被試的名字在文章上的排列順序是隨機分布的，並不總是在第一作者位置。

實驗結果顯示，隨著文章IF的增高，神經生物學家們的反應速度也顯著增加，而期待帶有自己名字的發表文章出現時，屬於大腦獎賞係統關鍵區域的伏隔核（Neucleu Accumbens, NAcc）激活程度也顯著增強。

高（High JIF）、中（Medium JIF）、低（Low JIF）三檔學術期刊對應的影響因子和與之相當的金錢值（右一列）。圖片來源：參考文獻[1]

不僅如此，和同等類型的“金錢刺激”相比，文章IF刺激所對應的伏隔核激活程度也相對較高——果然和文章的影響力比起來，科學家們真的是“視金錢如 糞土”了……值得一提的是，發表文章的排名順序對伏隔核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比如同樣是發表在《自然-神經科學》上的文章，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會比其他名 次帶來更加強烈的伏隔核激活。

這個研究最終發表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上，該期刊的IF在2013年隻有3.5分，按照作者的劃分，它應該屬於低IF期刊，因此有業內人士開玩笑地說，“原來這是一個傷感的故事……”。

而事實上，這個研究本身也的確存在一些疑問，比如神經科學家本身是否有資格成為被試，因為他們對實驗的意圖一清二楚，很有可能會主動的將實驗結果帶向實驗設計者期望的方向。個人覺得，如果增加一組非科學背景的對照組會更好。

此外，這些參與實驗的神經科學家從業時間從半年到12年不等，發表文章也集中在低IF和中等IF期刊，而有3名神經科學家尚未發表過文章，大約這也能解釋所有被試對於高IF期刊的極度渴望了——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傷感的故事了……

“要麽發高IF文章，要麽出局”的困局

“要麽發表，要麽出局”（Publish or Perish）這個殘酷的準則在競爭日益激烈資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已經成為了籠罩在所有科學家（尤其是年輕科學家）頭上的陰影。醫學博士阿諾德·威爾曼 （Arnold S. Relman）在1977年發表的文章《發表或出局，要麽兩者都》（Publish or perish---or both）中就提到了這個現象。而經過近40年的發展，它終於演變成了 “要麽發表高IF文章，要麽出局”。

學術領域和其他所有領域一樣，單純有想法和行動力是不夠的，還需要成果——而對於大部分學術研究來說，其最大的成果就是通過同行評議之後得到承認並 發表的論文。假如愛因斯坦沒有在1916年發表那篇關於廣義相對論的文章或者永遠不發表，他的理論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或者永遠不會得到科學界的注意和認 可。可是，發表文章本是旨在幫助科學傳播和交流的工具，卻在切身利益的驅動下逐漸變成了很多人科研的直接目的和動機，成為了“科學界的通用貨幣”，而錢幣 的麵值就是JIF，這也許是半個世紀前的科學家們所始料不及的吧。

個人認為，卡赫的實驗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用經驗學的手段把“要麽發表，要麽出局”這樣一個原本無解的現象重新呈現在了科學家們的麵前，用研究數據告訴我們這個殘酷的規則如何改變了科學家們的思維和認知。

對這些社會神經學家們來說，這個結果是喜憂參半的：一方麵，對高質量期刊發表文章的追求代表著科學家們希望“發表得更好而不是更多”；另一方麵，一旦金錢和發表文章成為科研的源動力，科學家們對科學的本能喜愛和好奇心驅動力就會大打折扣。

而JIF這類的期刊評分係統自身，其實也走入了一個誤區：人們總是更關注如何找到更好的量化科學成果的方法，而不是如何科學合理的使用這些業已存在 的文獻計量法。正如論文最後引用的德國漢諾威萊布尼茨大學教授萊因哈德·沃納（Reinhard Werner）的評論：“文獻測量學的許多負麵效應並非來源於其本身，而是源於它將被如何使用的預期——假如我們預期自己的文章會經過愚蠢的標準進行審 議，那我們就會用這種愚蠢的標準來修改我們的研究從而使它們能夠得以發表。”

正如很多教授曾對學生語重心長地說過：“科學和發表文章永遠是兩碼事。”希望有一天，我們不用再這樣對下一代年輕學者進行諄諄教誨。否則，我們永遠都隻是一個“幸福”的王大錘。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