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urice Ravel (1875-1937) - Boléro 1928
Conductor: Herbert Von Karajan
Herbert von Karajan - documentary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1988年德國指揮大師赫伯特·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迎來自己的80大壽。德國唱片公司以其妻愛利特·馮·卡拉揚的畫作為封麵，發行卡拉揚100傑作係列以示慶祝。此後，卡拉揚還作了對日本最後一次訪問。 1989年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在紐約最後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和布魯克納的第八交響曲。不過此時卡拉揚的健康已明顯惡化，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愛樂以及當時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紅綠聯盟”（即德國的SPD和德國綠黨）公開批評卡拉揚責任的不到位：缺席音樂家的應聘試奏，越來越少的巡回演出，整個月整個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揚無法忍受這一係列批評，於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書麵遞交辭呈，推去了在柏林愛樂的職務，從而結束了這對傳奇組合的長期合作。此後，他回到威爾第歌劇《假麵舞會》的製作中去。錄音已經完成，隻待上演，但是卡拉揚的疼痛日益嚴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無濟於事。在薩爾茨堡一次排練期間，卡拉揚抱怨其胸痛。一天後，即於1989年7月16日，卡拉揚在家中接見來訪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總裁大賀典雄，兩人談及飛機及音樂出版的事情。卡拉揚要來一杯水並喝下，說道感覺好了一點，然後就倒在一邊。卡拉揚就此心髒病發逝世。他的葬禮簡短從速，第二天卡拉揚便在安尼弗的墓園下葬，隻有親朋好友知情，而且並無記者在場。
卡拉揚於1908年4月5日出生在奧地利的薩爾茨堡，這裏曾經誕生過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作曲家莫紮特。
卡拉揚的家庭原籍是希臘。自他的祖輩移居到奧地利以後，這個家族就不斷地出現著名的人物，由於祖上的功名著著，先後有兩名成員被當時的奧皇封為男爵，所以他的家庭一直是屬於貴族家庭的，卡拉揚全名中的“馮”字，即是一種貴族的標誌。卡拉揚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但他同時又是一名出色的業餘音樂家，
經常在莫紮特音樂學校的管弦樂隊中演奏單簧管。受父親的影響和家庭音樂環境的熏陶，卡拉揚從很小便顯露出了極為出眾的音樂才華。他從四歲開始學習鋼琴，八歲時就已經舉行了公開演奏會，由於才華和技藝的出眾，他曾被當時的輿論界公認為未來最有前途的鋼琴演奏家。卡拉揚早年曾在家鄉的莫紮特音樂學校中學習，在這裏，他曾受到該校校 長的特殊關懷，這位校長是第一個發現卡拉揚的天才人物，他處處像慈父般地關心著卡拉揚，並且還介紹他去著名的意大利美術館中去學習繪畫和雕塑，自然，這種對姊妹藝術的了解和學習，對於卡拉揚以後的藝術成長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卡拉揚日後在指 揮時所表現出的豐富色彩變化和雕塑般的音樂造型藝術，大概都 是受益於此的。到了十幾歲以後，卡拉揚便離開了自己的故鄉而來 到了維也納，他同時在維也納國立音樂學院和維也納大學中學習鋼琴、指揮和音樂學，起初，卡拉揚一直是將成為鋼琴大師來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的，後來，由於他的手指出了毛病，才不得已而轉到了指揮係學習。他在這段時間裏，用心傾聽了維也納歌劇院所上演的理查·施特勞斯和普契尼的全部歌劇作品以及亨德米特、克申涅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許多現代派歌劇，同時還大量觀摩了像富爾特文格勒、克勞斯、托斯卡尼尼和瓦爾特等指揮大師們的排練和演出，從中學到了很多他所渴望學到的東西。
卡拉揚首次登台指揮是在1928年，當時他是在他的教師馮德勒所主辦的一次學生音樂會上首次表演的，這一次，他指揮了學校的學生管弦樂隊演奏了羅西尼的《威廉·退爾》序曲，這次演奏的成功，受到了很多在坐的人們的好評，而20歲的卡拉揚，也終於首 次嚐到了作為一名指揮所具有的獨特味道。從大學畢業以後，卡拉揚便馬上遇到了選擇和尋找職業的問題，由於他感到在人才濟濟的維也納沒有什麽指望，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薩爾茨堡，在這裏，他有著父母、朋友和熟悉他的人的支持，也有著當年自己作為神童鋼琴家時所留下的影響和印跡，他意識到，自己的藝術生涯還是應當從這裏起步，於是，當他回到薩爾茨堡之後，便開始精心策劃了 一場較有影響的音樂會，經過各方麵的努力，音樂會被確定舉行了，卡拉揚將在這裏指揮莫紮特音樂學院的學生樂隊演出，在他的 演出節目單上，赫然地印著這樣一些曲目：柴科夫斯基的《e小調第五交響曲》，莫紮特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和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唐璜》。音樂會的演出很成功，人們不住地向這位青年指揮家報以掌聲。然而這場音樂會的最重要的意義卻並不在於此，誰也沒有想到在音樂會的觀眾席上，坐著烏姆市歌劇院的院長，這位院長在聽完了卡拉揚指揮的音樂會後，立即跑到後台找到了這個小夥子，同時向他宣布將聘請他擔任烏姆市歌劇院的常任指揮，就這樣，卡拉揚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個作為指揮的正式職業。
卡拉揚與烏姆市歌劇院的合作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了創業的艱難，烏姆市不同於維也納和薩爾茨堡，這是一個文化和其它方麵都不很發達的小城市，而烏姆市歌劇院則更是一個僅有著十幾個人的樂隊和二十幾個歌唱演員的戲班子，但這一切卻並沒有阻止住卡拉揚的天才的發揮，經過他不懈的努力和勤奮的工作，居然在1929年的3月上演了莫紮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這的確不能不說是卡拉揚所創造的一項奇跡。從這以後，卡拉揚便以自己的堅韌毅力和刻苦精神，苦苦地經營著這個劇院，使其在自己的任期從各方麵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在他領導這家劇院的五年時間，每年都要上演大約六部歌劇，而在這些歌劇中，竟包括著像瓦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理查·施特勞斯的《莎樂美》 這樣的艱辛而大型的作品。除此之外，他還指揮該院樂隊舉行了為數眾多的音樂會，從而使烏姆市的音樂生活變得異常豐富起來。然而好景不長，五年後他突然被烏姆市歌劇院解除了職務，據說這次解職由於劇院經理看中了他身上的天才而不願意將他埋沒在小小的烏姆市的原故，故而善意地將他推向了隻能前進，不能後退的絕 境，逼迫他到更加廣泛的天地中去參與競爭，這個傳聞是否可信姑且先不談，而事實上的卡拉揚卻的確是失了業，一夜之間，卡拉揚竟變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然而，真金畢竟是不怕火煉的，也許是正中了那個傳聞中所講的原因，卡拉揚在經過多次異常艱苦的奔波和競爭後，終於受聘擔任了亞琛歌劇院音樂指導的職務。亞琛歌劇院比起烏姆市歌劇院來說，各方麵的條件都要優越得多，這裏有著大型的樂隊和合唱隊，也有著良好的劇場和有修養的聽眾，卡拉揚在這裏得以很好地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在亞琛歌劇院任職期間，他有機會指揮了瓦格納龐大的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同時他也開始作為一名小有名氣和影響的青年指揮而被邀請到柏林,維也納和一些其它的歐洲名城中去擔任客席指揮了。
1937年，卡拉揚應著名的猶太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的邀請赴維也納指揮維也納歌劇院演出了瓦格納的歌劇《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雖然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但卡拉揚本人卻對此行很不愉快，因為實際上在他到達維也納時，才知道他與樂隊的排練計劃已被取消，這使得他不得不在基本上沒有排練的情況下進行演出，而更使他不滿的是，那些擔任主角的歌唱演員排練時想來就來，想不來就不來，給排練和演出都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演出結束後，維也納歌劇院曾邀請卡拉揚擔任永久性的指揮，然而卡拉揚卻拒絕了，他經過比較之後，還是更喜歡在亞琛歌劇院工作。這次維也納之行使他得出了一個經驗，他在自傳中說到：“通過這次演出，我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今後隻有對我來說時機成熟了，我才再來維也納指揮。” 但是，這次演出的確是一次成功的演出，卡拉揚本人也通過這次演出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了解。就在他赴維也納演出後的第二年，柏林國家歌劇院由於富爾特文格勒受“亨德米特事件”的影響 被解職而空出了常任指揮的位置，劇院經理鐵特金一下想到了卡拉揚，於是便邀請他來指揮拍林歌劇院的演出，在經過一番藝術和權力上的討價還價以後，卡拉揚終於來到了柏林國家歌劇院，他在這裏首先上演了貝多芬的《菲德裏奧》，瓦格納的《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和《紐倫堡的名歌手》等歌劇，一下便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但這時的卡拉揚卻仍然沒有放棄自己在亞琛的職務，直到1941年，他才正式辭去了亞琛歌劇院的職務而專心在柏林工作了。到了1953—54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日益頻繁，他們不但錄製了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共同出席節日周音樂會（Festwochenkonzert）。這些演出得到了當時樂評家的熱烈讚賞。
經過這短期的磨合，卡拉揚的繼任隻是時間問題。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愛樂美國之行的前夕。當時卡拉揚正在羅馬一所酒店裏。他的秘書給他遞上一封來自維也納發出的匿名電報，上書“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語：老王駕崩，新主萬歲。）就在第二天，柏林愛樂樂團經理格哈德·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電話給卡拉揚，請後者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韋斯特曼打這個電話可能有多方麵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紐約負責樂團訪美事務的有關方麵致電他道：除非卡拉揚指揮，否則樂隊的旅美之行，免談。
至於卡拉揚方麵，這支樂團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擁有的。他曾說：“我一定要得到這支樂團，因為他的素質讓我著迷，而且我也知道，和這支樂團一起我將能有什麽樣成就。我要一份終身合同，理由隻有一個：我要在這支樂團身上花很多時間，以求他能與我最終同心同德。我不能讓一個新來的議員說著說著就結束我倆的合作關係。我必須承認，這支樂團通過幾十年的成長，正是成長為我夢寐以求的樣子。”
不過當時他還有斯卡拉的合約在身。為此卡拉揚與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進行了一次麵談，後者很清楚柏林愛樂的職位對卡拉揚的意義，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揚的跳槽。
另一方麵，柏林愛樂樂團的成員也投票通過了對卡拉揚的任命，意味著卡拉揚將帶領樂團旅美。不過卡拉揚在這時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任命文書要在出發之前麵交到他的手上並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確認。
1955年初，這對新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陸的航班。該次出行讚助人就是西德總理阿登納。不過就在樂團和卡拉揚到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前一周，一陣反對的浪潮差一點就扼殺了這一次巡美演出。美國音樂家聯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樂家反對納粹帶領的柏林樂團在此舉行的音樂會》。其實從2月8日到27日樂團正式在華盛頓拉 開訪美帷幕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幾乎天天報道反對卡拉揚戰時納粹身份的抗議聲音。韋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後一天聲明，自己與卡拉揚雖然的確加入過納粹黨，但隻是純粹地為了在當時能繼續工作下去。雖然這聲明更多的是煽動了反對派的氣焰。不過這些反對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資的。
2月25日樂團抵達美國，一切平靜。卡拉揚對此一切隻是做了一簡短的聲明：“我不談政治，我隻是作為一位音樂家來到這裏。”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以其聲音打動了美國聽眾和樂評界。他們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辛辛那提和巴爾的摩等城市演出。樂評總體來說是正麵的。而抗議的聲音則在紐約演出之時到達高潮，卡內基門外有人抗議，還有人放飛帶有反對標語的鴿子。但即使這樣，演出的進行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次美國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試用期。卡拉揚要向三方麵交答卷：一是觀眾和樂評人，二是柏林愛樂樂團，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藝術方麵，卡拉揚還必須在道德和政治方麵要表現成熟（例如在美國時言行是否得體，是否會被反對聲音打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可勝任柏林愛樂首席一職。卡拉揚不負眾望，早在3月5日卡拉揚一行還在匹茲堡逗留時，就已傳出樂團大部分成員投票讚成卡拉揚成為他們第四任常任指揮的消息。而等到他和樂團返德之後幾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確認。卡拉揚再一次被問道，他是否願意繼承富特文格勒衣缽，帶領柏林愛樂樂團。他回答道：“萬分歡喜地接受。”於是，柏林愛樂的權杖曆經漢斯·馮·彪羅，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終於傳到卡拉揚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指導，曆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一改這座曆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一，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爾斯·孟許（Charles Munch）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製作出自己第一張立體聲唱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 《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誌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後來一直持續到1984年，並錄製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一些不曾為DG錄製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後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錄製古典音樂世界裏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61這三年間，他隻是很謹慎地錄製了一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裏布和肖邦的 一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一朝製成，即成經典。到了61年末，卡拉揚終於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製樂聖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並在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讚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準備這套錄音製作。在第一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號》他在55到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 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一遍。
以同樣的精心準備，卡拉揚和樂團在63，64年還錄製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於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準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納為拜魯伊特節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一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
進入70年代，卡拉揚一方麵繼續完成他的錄音大計，例如門德爾鬆和舒曼的交響曲全集，馬勒的交響曲他則錄了4，5，6 和9號，而布魯克納交響曲全集和瓦格納的10套拜魯伊特樂劇則要等到80年代方才完成。另一方麵，他則重錄了一些經典曲目，例如他個人的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響曲第三版，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和《馬太受難曲》等。
70年代的卡拉揚歌劇主要是威爾弟和瓦格納兩人的作品。他和加拿大男高音瓊·維克斯聯手，錄製了《費德裏奧》，《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奧賽羅》。最後一者，與前麵60年代版相比，這一版的演員更佳，特別是兩位主角維克斯和弗蕾妮，音樂色彩也更豐富，更具表情。例如雜誌《紐約》的評論員阿蘭·裏奇（Alan Rich）寫到：“無與倫比的”，“本年度最佳歌劇錄音”。而三大男高音也在70年代與卡拉揚展開過合作。帕瓦羅蒂與卡拉揚的合作可追溯回到60年代，兩人曾共同演出過威爾弟的《安魂曲》，而在73和74年，兩人和弗蕾妮錄製了蝴蝶夫人和波希米亞人。隨著卡拉揚1978年再次回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當時已嶄露頭角的多明戈擔任了他製作的《遊吟詩人》的主角[57]。而三人中最年輕的卡雷拉斯則和卡拉揚錄製了威爾弟的兩部歌劇《阿依達》和《唐·卡洛斯》（意大利四幕版）。
到了1973年，卡拉揚又創立了薩爾茨堡聖靈降臨節音樂會。11月24日，為了表彰卡拉揚對柏林市的貢獻，柏林授予了他柏林榮譽市民的稱號。而到了1977年79年，卡拉揚更是多項榮譽加身，首先是在慕尼黑獲恩斯特·馮·西門子音樂獎，繼而在下兩年分別獲得慕尼黑大學榮譽博士，薩爾茨堡大學哲學博士，牛津大學音樂博士（和迪特裏希·菲舍爾-迪斯考一起），還有東京早稻田大學博士稱號。
77年聖靈降臨節間一天下午，卡拉揚正與柏林愛樂樂團排練完畢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時一位穿著牛仔褲的小女孩走了進來，卡拉揚從排練的高凳上下來，樂隊也將樂譜換成了莫紮特的小提琴協奏曲，並將剩下的時光用作歡愉的演練之用。這個小女孩叫作安娜·蘇菲·穆特，此時的她，正開始踏入其後成功的小提琴生涯。他們兩人首次在1976年盧塞恩音樂節上見麵，當時穆特才13歲。她格外得到卡拉揚的賞識。首先陪同他到牛津進行了答謝音樂會的演出。在卡拉揚79年第二次錄製貝多芬三重協奏曲之時，她與馬友友，馬克·澤爾瑟（Mark Zeltser）一同負責了獨奏部分。從此之後，一直到80年代卡拉揚逝世，她便一直作為卡拉揚的小提琴搭檔出現，並在卡拉揚的指揮伴奏下錄製了三大小提琴協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
1978年，卡拉揚在聖靈降臨節音樂會過後，帶領柏林愛樂樂團造訪當時民主德國城市萊比錫和德累斯頓，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1979年10，（11月？），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訪問中國北京，演出莫紮特的《第三十九交響曲》、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和德沃夏克的《第八交響曲》等。
70年代中，卡拉揚的健康出現問題。1975年，卡拉揚背部劇痛。到了該年的聖誕節，他的情況更加惡化，被送到蘇黎世接受手術。這才發現，卡拉揚的椎間盤突出並壓迫脊髓，非常有可能因此而截癱。在名醫馬伊德·薩米（Madjid Samii）施與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後，卡拉揚逃過一劫。不過，卡拉揚似乎對該手術非常感興趣，他不但嚐試了解手術的方法，事後他還觀看了手術的錄像。三年後，卡拉揚在去排練的路上中風，並影響了日後其右手活動。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業就已經進入CD時代。1978年9月，卡拉揚的一場音樂會就已使用該技術被秘密錄製。事後卡拉揚被Sony邀請去評估該唱片的質量。卡拉揚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業的前沿，他被該技術所吸引，並戲稱CD以前的時代是“煤氣燈時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數字CD歌劇錄音—《魔笛》，這也是他本人首次錄音時選擇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為CD數碼音頻係統的國際主席。其數碼錄音從此陸續出爐：《卡門》，和被譽為“卡拉揚65年磨一劍”的最後《薔薇騎士》。另外，他的馬勒第9交響曲和瓦格納的帕西法爾還旋即獲得了英國留聲機大獎。有了CD這種音頻新載體，卡拉揚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經典曲目重錄，包括第四次貝多芬的交響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還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記錄他自己的演出。這一係列的錄影的音頻部分，遂以“卡拉揚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錄影，無一不是精心準備的傑作，其效果大大有別於一般的音樂會轉播視頻。卡拉揚在其中采用了多種專業的攝影手法，例如對樂器進 行近距離特寫，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攝等，增加了觀賞性。自卡拉揚真正將視線轉回到柏林愛樂身上後，這對組合便以其多產和藝術方麵的高品質成為樂壇佳話。1955年接掌柏林愛樂打後，卡拉揚便開始減少了世界性的活動，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結束了與愛樂樂團的合作。在維也納受挫以及巴黎管弦樂團（Orchestre de Paris）更改合約兩次事件之後，卡拉揚更是下定決心，日後一心一意與柏林愛樂合作，例如在喬治·塞爾去世後，他推辭了克利夫蘭管弦樂團的接任邀請。而柏林愛樂在任命卡拉揚成為自己首席指揮之後，雖然與伯姆，約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揮有過不少合作（大指揮伯恩斯坦也隻有過驚鴻一瞥，與樂隊演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與卡拉揚在一起，成為名副其實的“卡拉揚的樂團”。卡拉揚與樂團錄製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極大地提升了樂團的知名度，使之柏林愛樂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樂團體，同時也為樂團成員帶來了大量財富與名譽。樂團成員組合成為多個室內樂團，管樂合奏團，都不忘帶上柏林愛樂的銜頭。而卡拉揚也並未對此有多大微詞。但又正是柏林愛樂的這種自主性，成為80年代，樂隊抗拒卡拉揚絕對權威的支柱。
早在1963年，柏林愛樂和卡拉揚曾經在聘任一位瑞典圓號手的問題上有過出入。縱使當時卡拉揚也是用過威嚇的手段，不過最後做出妥協的還是他。不過到了1981年，他卻對薩賓娜·邁耶（Sabine Meyer）的聘任問題態度強硬，最終導致樂團指揮之間衝突爆發。曾經在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供職的薩賓娜，時年23歲，參加了柏林愛樂的單簧管試奏，意欲擔任樂團的獨奏單簧管一職。她在所有候選人裏麵無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隨著樂團巡回薩爾茨堡，盧塞恩還有美國。其後一年，卡拉揚意欲聘任薩賓娜，並且想用自己的影響力將薩賓娜為期一年的試用期免去。不過這時樂隊卻提出了異議，認為薩賓娜瘦削光亮的音色與樂隊的單簧管組渾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過外界也有意見認為，柏林愛樂的“大男人主義”作祟，因“不願意為女生再開辟一間廁所”而拒絕了薩賓娜。麵對這次拒絕，卡拉揚立刻故技重施，取消（德語：sistieren，卡拉揚脅迫時用語）了預定好的錄音和巡回，還將下一年複活節音樂會的預約一筆勾銷。另外，他還脅迫道，日後隻按合同跟樂團辦事，一年六場音樂會，不會再多。
樂隊將卡拉揚的威脅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錄音與複活節音樂節並不屬於柏林愛樂的公職，而這兩項活動無疑是樂團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卡拉揚取消的無疑是樂團的財源，估計在百萬馬克左右。但是卡拉揚在此低估了樂團。次年初，樂團正式明確了自己的決定，薩賓娜將要服一年的試用期（其實薩賓娜的這次留任，是樂團經理彼德·吉特（Peter Girth）的個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樂團成員要求辭職。）。不過薩賓娜也無法在柏林愛樂工作下去：“關鍵是，我意識到，我在樂團的留任將會在樂團和其藝術指導間引起不可預測的衝突。”所以一到試用期結束，她推卻了卡拉揚的多番挽留而自願離去。值得一提的是，薩賓娜·邁耶現今成為一位極其成功的單簧管獨奏家。
衝突在不斷升級。樂團經理和文化部長的努力也無補於事，事件向高層推進。當時柏林市市長埃伯哈德·迪皮根（Eberhard Diepgen）在84年聖靈降臨節前往薩爾茨堡，其時正值卡拉揚在聖靈降臨節音樂會將柏林愛樂遣走，並自掏腰包用維也納愛樂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揚保證留任首席一職的承諾。而老經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請出山，以求緩和局麵。
柏林愛樂也作出威脅，樂隊將不再參加薩爾茨堡音樂節，不再和DG續約，而轉投CBS的陣營，還有最致命的一擊，將取消和卡拉揚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約。沒有了柏林愛樂，卡拉揚的貝多芬影音錄製大計隻得擱淺，因為卡拉揚找不到替代的樂團。卡拉揚在此威脅麵前，隻得再次做出讓步，並在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愛樂，希望雙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並且能在此後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尋求解決辦法。卡拉揚這封信成為了雙方和解的契機，兩者終於再次走到一起。
晚年的卡拉揚，雖然依然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1983年再次因為椎間盤突出而接受手術），卻依然醉心於音樂錄製事業。84年10月，他獲得UNESCO的國際音樂獎。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揚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別的演出機會，他受邀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麵前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莫紮特的《加冕大彌撒》。該演出還由Telemondial作了錄影，並作了全世界轉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出實況被作了世界直播。
Herbert von Karajan : Documentaire sur ARTE :
指揮特點
卡拉揚力圖將托斯卡尼尼的忠於原譜和富特文格勒的即興發揮融為一體。他的指揮動作灑脫大方，時而充滿激情，時而又細膩精致。在指揮台上他經常閉目深思，使得樂隊各聲部之間達到了演奏室內樂般的默契。在他的領導下，柏林愛樂樂團展現出了一種有如金屬般的亮色，被譽為卡拉揚“音響”。
卡拉揚最擅長的是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國、奧地利作曲家的作品，如：貝多芬、勃拉姆斯、門德爾鬆、舒曼、瓦格納、布魯克納、馬勒、理查·施特勞斯。另外，對於近現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爾、西貝柳斯、尼爾森、肖斯塔科維奇，他都有著非常精彩的演繹。
卡拉揚和穆特及柏林愛樂的小提琴協奏曲有一個4CD的套裝。
第一張是莫紮特3和5.後三張包括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赫及門得爾鬆。及其經典。
還有一張單CD，是柴可夫斯基的鋼協和小提琴協奏曲。鋼琴是奇摩爾曼，小提琴是費拉斯，也是我百聽不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