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3年鄧小平複出後，便開始整頓被四人幫攪亂的經濟。先由萬裏主持整頓鐵路係統，然後在全國鋪開，經濟形勢開始複蘇。至74年，鄧小平同時擔黨政軍要職後，全國人民更是歡欣鼓舞，心中充滿對未來的希望。那年，我們兵團撤製歸地方，八月二十九日奎屯成立市級編製，九月十二日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從伊寧市搬到奎屯，奎屯開始從來沒有過的大規模建設。開始有了第一批路燈，高樓和城市規劃，麵貌正在神速地變化。但是好景不長，從76年一開始，惡運就一個接一個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一月初，深受全國人民愛載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四月六日，爆發震撼世界的天安門事件，遭到四人幫的殘酷鎮壓；七月初，朱德委員長病逝；到二十八號，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唐山大地震，頃刻間，上百萬人口的唐山化為廢墟。官方發布的數字是死亡二十四萬人，傷十五萬多人，實際上數字遠高於此數。與此同時，四川的龍陵，鬆潘地區也發生七級以上的地震，山崩地裂，老百姓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已經引起人怨天怒。到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當人們得到這個消息時，不僅心驚膽戰，而且，又似乎自然地鬆了一口氣。我曾經私下裏聽他人說：“其實中央有好多領導人都在盼他老人家早死，他死了後“四人幫”就沒有了後台，不敢為非作歹了。但是那個時候整個中國都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中，每個人都裝出非常悲傷欲絕的樣子，生怕別人說自己不忠於毛。也生怕有人檢舉，把自己說成反革命，所以每個單位都爭先恐後地舉辦追悼會。在追悼會上，每個人都裝出悲痛欲絕的樣子，每個人都要擠出眼淚，都要使勁地哭出聲，證明自己對毛主席的忠心，生怕別人聽不到自己的哭聲。在這種氣氛下，天真無邪的孩子們自然地也跟著哭起來。那個時候我的大孩子剛兒已經上我廠辦的小學，小學生們也參加廠裏辦的追悼會，他在他人哭聲的感染下，不由自主地哭起來，而且越哭越傷心，越哭聲音越大。後來，廠領導李文合書記在全廠職工大會上還表揚鋼兒，說這麽小的孩子都知道熱愛毛主席，說他對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是全廠職工的榜樣。鋼是我的孩子，我自然知道事情原委。剛是特別善良的孩子，他以為他人哭，就以為發生特別傷心的事，不由自主地哭起來，這麽小的孩子那裏有對毛主席的感情。廠裏追悼會後，市裏又舉辦追悼會，在奎屯一中的操場舉辦，那天太陽很大，全市的人都集中在那裏，人人都心懷恐懼，會開的很長，當宣布追悼會開始以後，哭聲立即響徹雲霄。最可怕的是在我邊上有一位婦女，那個哭聲又幹又響，又有節奏，像哭又像笑，像嚎又像唱歌，弄得我差一點笑出聲來。我拚命地忍著笑而轉為哭，拚命地擠出眼淚。後來我聽說，有些人還準備了辣椒，開會的時候抹一點在眼睛邊上，眼淚水就會止不住地往下淌。到追悼會結束時，有好幾個人因為天氣悶熱而昏倒送醫院搶救。毛真是厲害，死了也要全國人民跟他受苦受難。那個時候全國就像一潭死水，而又殺氣騰騰。現在我想，恐怕古今中外還沒有那一位人能夠做到讓全國十三億人都害怕到這個程度，連希特勒也做不到。甚至死後這麽多年，還把他的神像掛在天安門上，在中國國內，當權者不敢公開評論毛的過錯，但是在海外，是沒有多少人還把他作為神那樣供。在我碰到的知識分子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對毛的錯誤深恨痛絕，認為毛是曆史的罪人。
我想起文革開始時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海瑞上書批評嘉靖皇帝的十大罪過，毛的罪過遠遠超過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最後還赦免了海瑞，並把他推薦給自己的接班人，認為海瑞是大明的一把利劍，以致以後出現一段“萬曆中興”的局麵。而毛卻把當代的海瑞彭德懷置於死地，把一大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置於死地，把全國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毛的品德和為人遠遠遜於五百年前的嘉靖皇帝。
現在我也經常回想中國現代史，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不讓位，就沒有袁世凱稱帝，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共和，中國的情景會怎麽樣？！如果北伐戰爭勝利後，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曆史又會怎麽樣？！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前景又會怎麽樣？！毛自己說，是日本人幫了共產黨，毛自己又說，張學良和西北紅軍救了共產黨。如果蔣介石不執行夷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首先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對內蕭整貪官汙吏，從而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而把共產黨推到抗戰第一線去削弱，中國又會怎麽樣？！這一連串問題歸納起來。就說明為什麽共產黨能最後取得全國勝利，這是因為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曆史選擇了共產黨，也就是說中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人民在五六年到七六年之間所受的罪，是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是曆史的必然。也就是說這是命運。
憑心而論，在共產黨裏麵，確實有很多想救國救民的仁人誌士，像鄧小平，胡耀邦，彭德懷，張聞天，等等，他們奮不顧身，赴湯蹈火，為中國的複興，民族的解放，在所不辭。但是，在全國解放以後，確實混進不少投機分子，他們把烈士用鮮血換來的勝利果實據為己有，魚肉人民，是造成現在腐敗的根本原因。必須清除他們，共產黨才能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而毛，在開初，也是為國為民的，後來的錯誤是抬轎子的人催生出來的，包括劉少奇和林彪之流，再加上毛的詩人氣質和本身的霸氣，至使錯誤越來越嚴重。具往矣！但願今後的領導人，能夠與人民生生相息，領導中國走向全麵現代化。
自從毛死後，全國一直籠罩在一片蕭殺和恐怖的氣氛中，連國慶也在平靜中度過。當傳來中央在十月六日，不費一槍一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積壓在人們心中的怨恨和憤怒一下子爆發出來。人們興高采烈，歡欣鼓舞，敲鑼打鼓地來表達自己的歡喜，我們奎屯也一樣。那是在十月九日，星期三一大早，我剛上班，劉建昌就告訴我，上什麽班，快去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我們就一起來到廠辦公室前麵，那裏已經站滿好多人，趙元福他們從廠俱樂部搬出來好久不用的鑼鼓，張萬平他們找來旗幟，也沒有任何人指揮，就自覺地排成隊，列隊敲鑼打鼓地圍著廠房周圍遊行，一邊盡情地辱罵“四人幫”禍國害民的滔天罪行。這時，鄰居棉紡廠的工人也出來遊行，不知是誰弄來了鞭炮，劈劈啪啪地放起來，不多時，全奎屯都響起了鞭炮聲，人民心中的喜樂可想而知。那個自稱‘為工人謀福利’的四人幫，知道全國工人得知他們複滅的消息後，興高采烈的樣子，不知會這麽想。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幾乎天天聽中央廣播電台的廣播。那時沒有電視，隻有廣播，聽到的消息都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我們擁護華國鋒的領導，期盼著平反‘四六’事件，期盼著鄧小平能從新工作，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是華國鋒沒有那樣做，他舉起按即定方針辦的旗幟，說；“或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或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從”，這樣的話，就不可能平反四六，也不可能讓鄧小平複出工作，這一切都是違背當時人們心中的訴求，所以不滿的情緒就慢慢滋長起來，一直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論文的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才真正實現了撥亂反正，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 上來。
在我們奎屯，粉碎四人幫以後，各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態度是越來越好。這年冬天，伊犁州和奎屯市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聯合召開一次華僑，僑眷座談會，把我們這些在文革中飽受衝擊的有海外關係的人都請到州市政府聯合辦公樓會議室，大約有二十多位，包括州市屬在奎屯的單位，也包括農七師各團場，我也在應邀之列。用好煙好茶招待我們，還有當時稀有的點心水果。我們這些曾經是所謂牛鬼蛇神的人，看到這種場景當時真是受寵若驚，不知所然。連我們當時根本無法接觸到的市委付書記兼市委統戰部部長也出席我們的座談會。說實在話，我們當時確實有點激動。會議由僑辦陳主任主持，他說；“我們這次座談會是受州市黨委；州市政府的領導委托召開的，文革以來，由於四人幫的幹擾，我們黨多年行之有效的僑務政策受到破壞，你們這些人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苦頭，我代表黨和政府向你們道歉，現在四人幫粉碎了，大快人心，我們黨的僑務政策重新得到貫徹，希望你們向前看，也什麽要求，有什麽委屈都可以向我們提出了，我們能辦到的，盡量辦，辦不到的，也會有很好的按排。請你們解除顧慮，暢所欲言。”然後，市委付書記也講了話，內容大同小異。總之是要我們和黨同心同德，調動我們的積極性，一同為建設四個現代化出力。市委付書記講完後，出現了一段冷場，僑辦陳主任就點名發言，首先點名的是伊犁州師範學院的一名教授。請他講話，他推不了，隻好講了些感謝的話，表明自己一定搞好教學，把被四人幫破壞的教育戰線建設好。（後來這位教授成了奎屯市政協付主席，也把他一位在海外的親戚引資到奎屯，建了一座飯店，可是沒有掙到錢，被他親戚辱罵了一頓，這是後話。）自從那位教授講話後，會場慢慢熱鬧起來，第二位講話的是紅山煤礦的技術員，講了自己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迫害，留下殘疾，說著說著他想提起自己的手，但是始終提不起來。自他以後，講話的人開始多起來，但是我始終沒有講話，陳主任就注意到我，點名要我講話，我也沒有什麽好講的，隻是說我本來是兵團幹部部到上海招幹來的，不知什麽原因被下放，到現在還是工人編製，我隻是想回到技術幹部崗位，能盡我所能，發揮自己的長處，為建設四個現代化服務。陳主任聽了後就把我的名字記下來，然後說；“你可以向單位反映，我們也可以幫助你去落實。”他又說；“你的父親在香港，現在有沒有消息？”我說：“從文革開始就沒有任何消息了。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死還是活。”陳主任聽了後沒有講什麽，隻是在本子上記了一些什麽。然後，他轉而問其他的人，反正參加會議的人他一個也沒有拉下，工作做得真是細致。從這次會議後，我的心情的確好了很多，可見這次會議是有成效的，想必其他人也是這樣。
以後的幾年，每年都有一次僑務座談會，我也都在被邀之列。自從那次僑務會議後，本來已經心如死水的我，腦子裏興起了巨浪，“對，我應該要求落實政策，應該得到本來應該屬於我的東西。”於是我開始向各級領導寫信，要求落實我的問題。我還拿出我進廠時農七師司令部發給我的工作證，上麵寫著職位是工藝員。還舉出幾位能夠證明我是幹部的證明人，其中有當時接待我的農七師人事處幹部蘇治啟；有當時電廠接待我的政治助理員王訓性；有60年底兵團幹部部下發的幹部履曆表交給我填寫的王影等等人。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伸訴都沒有得到回饋，像是石沉大海，無影無蹤。我於是到市落實政策辦公室查問，得到的回答是，我的一切證明都沒有用，你們廠沒有給你列表上報，你的問題還是在你們廠。由於當時主持我廠工作的是吳連士，他的弟弟就是在文革中歐打我的凶手，他和我過去也有糾葛，所以我的問題就不容易解決。我越想越氣惱，我寫的伸訴書的措辭也越來越尖銳，甚至我寫道，我對電廠的建設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很多電廠的資料上都留有我的名字。我在班組會議上指名道姓地批判吳連士，說他是我們廠極左路線的執行者。又提起他在我愛人落戶新疆時曾經和我的一次爭論，他說：“你愛人是地主，你要和她劃清界限。”我說：“我愛人不是地主，她隻不過家庭出身是地主，她自己是學生。”他說：“在農村，家庭出身是地主就是地主。”我反問：“如果是這樣，我們怎麽消滅剝削階級，因為地主的子女也是地主，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剝削階級也永遠消滅不了，我們就永遠建設不了共產主義。”他回答：“共產主義還早著呢，毛主席說，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你不要自不量力。”我氣憤地說：“我也是資本家出身，和地主出身沒有什麽區別，我和愛人是半斤八兩。”就離開了。我覺得和這樣的人辯論是沒有結果的，因此，我和他結下了糾葛。我想我在他的管轄下是不會有什麽好結果的，因此，我決定調出電廠，脫離吳連士的控製。正在這時，我們廠調來了一位新書記叫李文合，此人係河南人，為人還算正派，當他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對我的處境十分同情。但是由於他在我們廠沒有根係，盡管他名義上是第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還是讓著吳。在我決定調出電廠後，他曾經挽留過我，說一定想辦法為我落實政策，這使我曾經動搖過。但是我想，即使他挽留我，主管生產的還是吳連士，我還是要和吳打交道，所以還是以調出電廠為好。故我還是婉拒李的挽留，這時原在針織廠工作的王訓性已調到奎屯飯店當第一把手，奎屯飯店在奎屯相當於上海的國際飯店，是當時第一流飯店，我就去找王，要求調他那裏去幹文秘或者宣教，他也同意了。為了盡快地幫助我落實政策，他還為我的事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在烏魯木齊自治區工作的張福祿，請他出麵為我落實政策，因為張是我們廠建廠時的政委，我的情況是他一手經辦的。
在這同時，我的一位在城建局工作的好朋友塗用富向我建議，讓我去城建局路燈班工作，塗用富原來也是電廠電工班的班長，是電廠造反派的頭頭，因為和現在廠領導吳連士不合，主動調出電廠。目前在城建局負責路燈的建設和維護。他想讓我去城建局路燈班和他一起從事奎屯市路燈的建設和維護工作，原因是他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難以勝任全市路燈的管理，建設和維護，尤其是新路燈的設計，想借助我的幫助來完成。我當時的心裏很矛盾，去奎屯飯店工作是從事幹部工作，但脫離了我的本行；去城建局電工班工作，是本行，但是作為工人使用。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去城建局電工班工作，當我把我的決定告訴塗用富時，他很高興，馬上把我的決定告訴城建局領導，當時的一把手付局長兼黨組書記穆風鳴（還沒有正局長），同時把我好好地吹噓了一番。穆是上海人，畢業於上海交大，在51年本來他可以和他的同學一起參加誌願軍去朝鮮抗美援朝，因為他父親解放前曾經參加過一貫道的曆史問題被刷下來，最後被派到新疆兵團，參加新疆建設。先是在農七師水利處工程隊擔任技術員，當奎屯市需要成立城建局時，找不到政治上可靠而且又懂技術的人才，就臨時把穆調來，讓他負責籌建城建局，但隻任命他為付局長。穆是51年進新疆的老幹部，分到農七師水利支隊任技術員，53年因表現突出被吸收入黨，是黨內少有的知識分子黨員，在使用上尚且如此。盡管穆在籌建城建局時從無到有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一直沒有轉正。穆也因此鬱鬱不樂在84年得癌症去世，死時剛滿60歲。當穆知道我也是上海人時，相當高興，當時就決定同意調我進城建局。塗用富立刻將此消息告訴我。我想，我不能去找吳連士，他一知道肯定會刁難，就去找書記李文合，將我的情況向他詳細地匯報，請求他同意我離開電廠，他聽了後二話沒說，就在我的報告上批了“同意”兩個字，然後陪我去財務辦公室辦理手續，前後不到半小時。他還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勞動局，請他們給我盡快地辦理調動手續，我拿了電廠同意調離的報告後馬上去勞動局，拿了勞動局的介紹信去城建局報到，終於實現了我調出電廠，脫離吳連士控製的計劃。
但是在我去城建局報到的第二天，電廠廠長吳連士跑到城建局找穆局長，要求放我回電廠，並威脅說：“他（指我）調離電廠並沒有得到我的同意，是另一位領導（指書記李文合）在不了解情況的狀態下簽字批準的，在電廠，我是負責生產管理的，電廠需要他，如果你們不放他回電廠，電廠造成的損失你們應該負責。”正好這時我回到局裏，聽到他對穆局長的一些對話。穆局長就對吳講：“如果你們當時重用陳，他就不會要求離開電廠，現在他走了，你們要求他回去，你自己問問陳，他願不願意，如果他自己願意的話，我們二話沒說，立刻簽字讓他回電廠。”這時穆轉身問我：“你願不願意回電廠？”我當時即表示，絕對不回電廠。吳聽了後轉身就回去，再也沒有來打擾我們局，讓我回電廠。
我調城建局後。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調到電工班工作，而是留在局機關。分配給我的任務是：主管全市路燈的設計，管理以及全局機械設備的管理。直接管理路燈班和局下屬的市政工程隊，自來水公司和園林處的機械設備。把我原來設想的在塗用富下麵工作，當塗的助手，變為領導塗的工作。這使我很難堪，也出乎塗的意料之外。穆告訴我，他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早晚會回到幹部隊伍，所以就提前把我按幹部使用，這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是78年8月調城建局的，到十月，市人事局通知我局，我的幹部級別問題得到落實。我聽我局主管政工的李忠福告訴我，我的幹部問題之所以能得到落實，是因為原電廠第一任廠長兼政委張福祿同誌給市落實政策辦公室寄來了一封公函，並親筆簽字，證明我是兵團幹部部從上海招來的，在電廠也一直按幹部使用。隻是在64年工資調整時，原來他想以行政22級上報，但是在黨委討論審批時，由於個別黨委委員（主要是吳連士）的刁難，被迫改為重工二級上報，（月工資58元）雖然工資數目是一樣的，但是他認為這是一個政治錯誤，對陳某某同誌造成傷害，他作為當時廠的主要負責人，應該承擔責任。陳某某同誌在電廠多年的工作中，成績突出，多次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根據黨的有反必究的政策，陳某某同誌應該回歸幹部隊伍管理，享受幹部待遇，特此證明，等等。由於有了當時電廠第一把手和其他一些人的證明材料，（如王訓性同誌）我終於落實政策，回到幹部隊伍管理，我的檔案也從市勞動局轉移到市人事局，工資從重工三級調整到行政21級，月工資78.6元（相當於大學畢業生轉在後的待遇。）
我想，如果我沒有調出電廠，我的問題就比較難以落實，脫離吳的控製，是我的明智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