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元月，上海發生造反派奪權，迅速地漫延全國，被四人幫稱為‘一月風暴’。但是奪權並沒有平息武鬥，並沒有達到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武鬥的規模越來越大。從關內傳來的消息都令普通人擔憂：什麽武漢百萬雄師，重慶鐵甲兵團，除了飛機，差不多什麽武器都用上了。新疆雖然晚了一步，但是群眾的對立局麵也越來越嚴重。在我們奎屯，有三派群眾組織，他們是聯總（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聯總），聯司（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和造反派（奎屯革命群眾造反派，簡稱造反派）。聯總是以原先黨委的紅人為骨幹組成；聯司是以轉業軍人為骨幹組成；造反派是以最早造反的學生和上海知青，基層工人組成。聯總有地方武裝支持，聯司有野戰軍支持，造反派卻是無娘的孤兒。但是他們都聲稱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我們電廠也有這樣的三派。各自和觀點一致的上鋒聯係。由於武鬥越來越烈，參加造反派的人越來越少，逍遙派越來越多。我早成了逍遙派，不過各派的人都想拉我進入他們的組織，因為我知道廠裏的內幕比較多。我的心裏是同情造反派的，我的很多朋友也在造反派裏麵。我對我的好友分析廠裏的形勢，認為廠裏目前的矛盾實質上是張福祿時代的紅人內部的爭鬥。分別是以吳連士和史樹龍為頭，張對兩人都很培養，但是比較看重吳，而史自己認為能力比吳高，資曆比吳強，卻落在吳的後麵，（吳是安裝隊隊長，史是付隊長。我的看法實際上史的能力，文化程度都比吳強的多，不知為什麽政委看重吳。）史因此心中不服，這本來是人民內部矛盾，通過協調是可以解決的，但文化大革命挑起了群眾內部的矛盾，擴大矛盾，使至發生許多不該發生的殘忍的事。而廠裏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以知青和被冷落的人組成。全國奪權事件發生後，各派組織都在準備武器用以保權和奪權。我們廠也一樣，造反派大多數是檢修車間的工人，手裏有機床，能夠比較順利地造武器。聯總大多數是運行車間的人和幹部，他們造武器就比較困難。在3月份，他們為了造手榴彈，不小心發生爆炸，結果炸死了一位工人，炸傷了兩位工人，都是年僅二十多歲的青年，這是我們廠在文革中第一次死人。大家心中都很沉重。到6月，造反派的力量越來越弱，聯總和聯司聯合起來圍攻造反派，各單位的造反派處境都很困難，我們廠裏的造反派為了躲避圍捕逃到造紙廠，因為那裏的造反派力量比較強。於是聯總和聯司就聯合力量圍剿造紙廠造反派。那裏的造反派被打的七零八落，我們外線班的李玉忠在逃跑時被工兵連的機槍打中大腿，抬到醫院時因流血過多而去世。我和我們班的工友得知後都去醫院看望他。這是和我天天相處的工友，正直，善良，熱情，工作踏實勤奮，三代都是工人出身，對我們這些所謂牛鬼蛇神抱著同情的態度，從來不無端地刁難，是一位有良知的青年，僅僅因為觀點不同於時勢而失去年輕的生命。（死時才21歲），我們廠聯總的部分人也去醫院看望，因為這時觀點的不同已經失去力量，從此以後我們廠內部的派係鬥爭就慢慢冷卻，這是我們廠是第一位也是唯一死於文革武鬥的工人。
到七月，奎屯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武鬥。就是全師聯總和聯司聯合行動，甚至得到獨山子聯總的支持，圍剿我們師造反派的核心據點，兵團農校‘紅旗兵團’。兵團農校‘紅旗兵團’也是我們師最初的造反派，在廠礦的造反派被鎮壓沒有多大威脅以後，隻剩下的唯一的威脅他們的堅持造反的學生組織。圍剿的總指揮是我們廠聯總的頭叫聶慶生。聯總的大軍牢牢地圍著紅旗兵團守衛的農校教學樓，也是當時奎屯最高的建築（五層）。當獨山子的支援大軍開著大型的油罐車轟隆隆地開進奎屯時，全奎屯的人都心裏惶惶不安，提心吊膽，那種恐懼，那種無奈都是空前絕後的。圍剿的人用高音喇叭放毛的語錄“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用機槍掃射每個窗口。樓裏的人就用高音喇叭唱‘抬頭仰望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來對抗。同時也用土槍，手榴彈還擊。兩邊的人都認為自己是毛主席路線的堅定維護者，是保衛毛澤東的堅強戰士。這樣圍困了一星期，裏麵的人毫不動搖，因為是鋼筋混凝土的大樓，易守難攻，圍剿的人就決定停水停電，用這個辦法來動搖裏麵的人的意誌，迫使造反派投降。但就是這樣，在無水無電斷食供應的情況下，裏麵的人仍然不投降。圍剿司令部就決定用火攻，強迫裏麵的人投降。消息立刻傳遍奎屯，全奎屯的人都為之震撼，為之擔憂，因為裏麵的人都是十七，八歲未成年的學生，用這個辦法實在是慘無人道，傷天害理。當大樓周圍被澆上汽油時，紅旗兵團的頭就讓兵團戰士投降，但是沒有一個人同意。大火終於熊熊地燃燒起來了。我們電廠離農校有十多公裏，仍然可以看到熊熊火焰。全奎屯的人都為之流淚，但是在血腥的強權下，為了自保，沒有人敢站出來為學生講話。大夥燒了一天一夜，整棟大樓被燒成廢墟。後來聽說，在大樓起火一小時後，紅旗兵團頭頭命令部下投降，學生們才不情願地放下武器舉起雙手排隊走出大樓投降。兵團的幾名頭頭則從五樓樓頂跳樓自殺。後來公布的戰況是三名學生死亡，全是學生頭頭，二百零四名學生受傷。這些受傷的學生有些留下終身的殘廢。這就是新疆有名的火燒農校大樓的事件，其殘忍度遠遠超過年初的‘12，6’石河子事件。
從火攻農校大樓以後，就從團場傳來很多聳人聽聞，毛骨悚然的消息：有下野地聯總把一位造反派上海女知青強奸後，剝光衣服一絲不掛地扔到駱駝刺堆上，直到那個姑娘被駱駝刺紮的全身血淋淋的引以為樂的；有車排子二機廠一位上海姑娘，因為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包自己的鞋被發現，先被批鬥，後被輪奸，那姑娘不堪羞辱，跳到化鐵爐自殺的；更有阿勒泰地區聯總將造反派頭頭綁在大樹上，當著眾多造反派群眾的麵挖眼睛剝皮的；等等。人性的殘忍比畜生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今未我也想不明白為什麽人會變成如此的野蠻和凶殘，誰是這一切的教唆犯？！
但是在我們電廠，自從李玉忠死後，文革變得文明起來。大家都不情願再出現一個李玉忠，大家都看到，生死之間隻不過是那麽短短的一殺那，生命是這麽脆弱，又是那麽可貴。因此，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得以平安地度過難忘的1967年。就在這年年底，我們發現祖玉懷嬰了，我們那個高興勁，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個時候條件差，每天吃的不過是包穀饅頭，蔬菜隻是土豆，白菜和羅卜之類的，肉根本買不到。我妹妹從太原給我寄來一箱臘肉，那肉皮也是厚厚的。但是我們還是盡量想辦法改善生活，楊順餘因為經常幫助團場解決鍋爐難題，團場經常會帶一些肉，蛋之類作為回報，就會分一些給我。就這樣我的孩子在艱苦中長大。祖玉想到她分娩後，我因為上班比較忙，又不能經常請假，而家裏也需要有個人照料，所以提出叫她妹妹來新疆，說那是她母親去世時的遺囑，要她照料她妹妹。那時，祖玉的母親因為祖玉哥哥的自殺而憂傷得病，不久死亡，家裏就剩下她妹妹一個人留在四川。接她妹妹來新疆，一方麵可以使她妹妹脫離四川那個把地主子女當作地主看待的不良環境;一方麵也落實她母親的心願，我就同意了.。到五月，我們寄錢給她妹妹碧蘭，蘭就來新疆了。因為我們家小，無法住開，我就在女工宿舍給蘭找了個住鋪位，在奎屯安置下來。
到67年冬，我被調到外線班不久，因為木工廠的一台鋸木機等著開工需要電，要求我們加快送電。沒有辦法我們外線班隻得在寒冬臘月開工架設高壓線路。這條線路大約有兩公裏長。我們先是沿著阿勒泰路挖電杆坑，因為有過去冬天挖卸車坑的經驗，我們上午在每個坑址堆木材點火燒，等下午土烤化了再挖坑。全班工人隻化兩天就挖好了全部電杆坑。第三天開始立杆子，也隻用一天功夫就把全部電杆樹好。於是開始架線，在冬天架線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我們立的是水泥電杆，冬天有冰霜，電杆很滑，一不小心就會從電杆高處滑掉下來。我那時剛剛來外線班不久，也剛學會用橡膠腳扣上電杆。按慣例每人每天至少要上四趟電杆，安裝架設四組橫擔。上午我平安地安裝了兩組橫擔，已經筋疲力盡。到下午時，安全帶不夠用，有人必須用麻繩代替安全帶上電杆，通常在這種情況下都是由老師傅幹，因為他們的經驗比較豐富。但是這時我們的班長海朝忠卻命令我這個新手上，這是一場嚴重的考驗。上，有生命危險，不上，就會被認為我這個牛鬼蛇神沒有改造好，還會有更大的危險等著我。冬天用安全帶上水泥電杆，我已經是心驚膽戰，沒有安全帶讓我上電杆安裝橫擔，我更加心驚膽顫。在這種情況下，上和不上一樣危險，我隻好硬著頭皮上。我接過代替安全帶的麻繩，把它綁在身上，然後按上橡膠腳扣，一步一步慢慢地登上十二米高的水泥電杆。每蹬一步，我的腿腳都在發抖，因為每蹬一步，都必須先用腳扣摩擦電杆，把電杆上的冰霜化掉，才能踩穩。等到踩到安裝位置，把綁在身體上的麻繩繞電杆兩圈，然後綁死，我已經是汗流滿身了。因為電杆非常滑，我的腳扣又經常脫落，等到我把雙腳踩穩，已經化去半個小時。而我必須在一個多小時內完成一組橫擔的安裝任務。所以接下來的任務更加艱難。我開始用繩子起吊重二十多公斤的橫擔組合，（包括橫擔，撐鐵，瓷瓶，和杆頂支架。）然後把它舉過我的頭頂，套在電杆上。我的腿不斷地發抖，渾身不斷地出冷汗，這時，連在地下觀察指導我安裝的海班長也有一點害怕了，深怕我一不小心掉下來。我雖然當時還在牛鬼蛇神之列，但我罪還不至於死，如果用這種辦法使我至死，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他也害怕。但是也不能有所表示，怕我心中一慌萬一掉下來，就出大問題了。所以在我安裝橫擔的全過程，他都緊緊地盯著我看，站在我的位置下麵，以防不備準備接掉下來的我。（但是萬一我掉下來，他是接不著的，那麽重的身體再加重力加速度，他不懂）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腦子高度集中，精力也高度集中，我用全身的力氣把橫擔舉過了頭頂，套在電杆上，我終於鬆了一口氣。站在上麵足足休息了十分鍾，然後才把橫擔和杆頂支架的羅拴緊固好，找平，前後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夏天半個小時能完成的話，冬天至少要一個小時）。當我下杆後，全身都被冷汗濕透了，心髒蹦蹦亂跳，臉色蒼白沒有一點血色。老海也非常後怕，他愧疚地對我說：“你歇歇吧，下個橫擔我來裝。”這時我也不客氣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賭。我的第二根電杆安裝任務是老海代為完成的。這次上電杆安裝橫擔，我牢牢記在心裏，我這是從鬼門關過了一次，這也是我在生死之間艱難地度過一個坎，老天總算有眼，讓我平安地度過這一關。
時間轉眼到了68年，那時電廠已經相當平靜，但是棉紡廠卻不平靜，那裏有個紡織學校，學生們不情願像紅旗兵團那樣投降，而火攻農校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感，很多人因此退出聯總。也受到上麵的批評，奎屯聯總的頭頭也再不敢用對農校的辦法對紡校。所以紡校的造反派學生得以生存下來。他們在紡校的房頂架起了機槍，（不知從哪裏弄來的機槍，）如果有聯總的人從他們那裏經過，他們就用機槍掃。而且不停地用高音喇叭播放毛主席語錄，唱革命歌曲，鬧得廠區不得安寧。祖玉肚子裏懷著嬰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每天上下班，一直到七月快要臨盆。18日下午她下班回家，覺得肚子有點疼，我們計算時間，該是分娩的時候，我就用自行車馱著她到醫院。醫院離開我們家有四公裏路程左右，她坐在後麵的貨架上，緊緊地抱著我的腰。那時奎屯還沒有瀝青路，全是高低不平的砂石路，一路顛簸地來到醫院。我扶她下來時，發現她緊緊咬著牙，滿頭是汗水，我急忙去掛號，登記住院。入院後，經醫生檢查，產門才開了一點點，還不到生產的時刻，就按排她躺在病床上休息。她躺在床上休息片刻後，覺得好一點，我就回家帶一些日用品回來。等一切都安置完畢，祖玉肚子又開始痛起來，這次痛的很厲害，她不斷地叫喊，甚至痛的臉上直冒汗，醫生又來檢查，說產門才開兩指寬，還不到上產床的時間，就叫祖玉回病房。但是我看到她的確痛的很，甚至不能站立，兩手握著病床欄杆蹲在地上，滿頭汗水不斷往下掉，忍不住地叫喊，那個痛苦狀看了叫人揪心。但是我也沒有辦法讓她止痛，聽人家說，生孩子都是這樣，尤其是頭胎，到後半夜，我看祖玉實在忍受不住，就又去請醫生，這時醫生才叫她上產床。我則在外麵等，一直等到早上九點左右，才聽到孩子出生洪亮的哭聲。一會兒，護士推祖玉離開產房回到病房。我看到祖玉的臉色蒼白，但精神卻好多了，護士告訴我祖玉順產，還說你們生了一個胖小子，長的可漂亮，我們聽了後十分高興。一小時後，護士抱著我們的孩子來到病房，讓我們見見我們的寶寶，同時讓祖玉哺乳。我們見到了自己的寶貝，重七斤半，皮膚紅白紅白的，兩隻眼睛大大的非常有神，頭發又密由黑又長，真正的十分好看，護士沒有說假話。我們越看越喜歡，越看越心愛，商量著叫什麽名字好。我說，我們一輩子柔弱，被他人欺負，希望我們的孩子以後不要再受欺負。祖玉說：“周總理曾經給一家三個孩子取名，鋼，糧，煤。我們就叫孩子‘鋼’吧。”我想也行，希望我們的孩子像鋼鐵那樣堅硬強大，讓他人啃不動，不能再像我們那樣受氣。就這樣，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取名“鋼”。玉在醫院住了幾天，我就用自行車馱著她回家。我牢牢地把著車把，玉抱著孩子，順著自行車前進方向一屁股就坐上了自行車的貨架，技術真是超群。
大概過了半個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見祖玉躺在鋪上，精神十分疲憊，覺得奇怪，今天她沒有上班。（那時產假隻有十天，）我一摸她的頭，發現她發高燒。這時蘭（玉的妹妹）報著鋼進來說：“她今天一上班就覺得不舒服，不久就頭痛，堅持不了，她們班長就叫她回家休息。我問祖玉，：“現在覺得怎麽樣？”祖玉說；：“就是覺得頭痛的厲害，冷的很。”我就用體溫計量了一下她的體溫，拿出來一看，攝氏39，8度，我一下子慌了，急忙去找我們廠的鄭醫生。鄭醫生來看，又量了一下體溫，還是39.8度，趕緊給她打了一針退燒針，然後對我說：“四幸，你還是趕緊送她去醫院吧，她產後不久，就發高燒，恐怕是得了產褥熱，那是十分危險的病，不及時治療是要死人的。”我聽了後馬上想到怎麽送醫院，這時她已經不能自己坐自行車貨架了，我必須用汽車送，而汽車掌握在我廠聯總那裏，想到盡管聯總的頭聶慶生平時和我關係不錯，但是在這動亂的年代，派性膨脹，而他是知道我是逍遙派，骨子裏的造反派的，就不一定會同意用他們的汽車為一個派外的人服務。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想那麽多，就是要我向他們下跪，我也要下跪，請他們幫助。就跑去聯總辦公室找到聶慶生，和他一講，他卻出乎我意料之外爽快地同意了。而且他還要自己親自送我老婆到醫院。汽車開到我家門口，我就進去扶著祖玉上汽車，因為聶也要去，我和祖玉準備上汽車貨廂。駕駛員就說：“還是進駕駛室吧，病人病的這麽嚴重，”聶慶生就從駕駛室跳下來，說：“駕駛室可以坐兩個人，你們倆進去吧1”他就爬上車廂。汽車戴著我們開向醫院。那時天已經昏黑昏黑了，汽車的車燈劃開黑夜血亮地照著大路，不一會兒就到了醫院。到醫院後，聶慶生還從車廂跳下來幫我扶祖玉下車，我對聶慶生說；：“謝謝你們了，下麵的事我自己可以辦，你們回去吧！”聶慶生說：“我們還是等一等，看還有什麽事情可以幫忙。”我顧不得和聶慶生爭讓，忙著進門診室給祖玉掛急診，等我辦好一切手續後，看聶慶生還在醫院門口等，就過去對他們說：“快回去吧！我們的住院手續都辦好了，真的非常謝謝你們了。”我還和聶慶生緊緊地握了一下手，表示謝意。他們就開著車回廠了。
我看他們的車開了，就又回到門診室扶著祖玉到安排的病房去。剛剛躺上病床，護士就來給祖玉量體溫，測血壓，脈搏等。一會兒醫生也來了，仔細地看完護士的記錄後，又問了我們很多問題，就說，可能是產褥熱，很危險，好歹你們送的早，沒有耽誤時間，但是這種病要青黴素，最好是慶大黴素治療，醫院裏最沒有這兩種藥，你們自己想辦法盡快地找這種藥。”說完，就叫護士給祖玉打退燒針，又給了一些消炎的藥片，叫祖玉趕快吃。祖玉打了針，吃了藥後，燒慢慢退下來了，頭也不怎麽痛了。我就急忙回家，因為家裏還有我的一個孩子不到滿月，怕蘭年輕照顧不好。我回到家後，看見蘭已經哄著小鋼睡了，我還要準備明天趕緊去找藥。想到奎屯醫院都沒有，奎屯各廠衛生院有的可能性就很渺茫。想到了我哥哥在伊犁，也許會有，準備一早起來就到郵局給哥哥掛長途。還準備明天要帶到醫院的東西，這時我實在太疲勞了，迷迷糊糊就睡著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就聽到崩崩崩的敲門聲，我就起床了，問誰呀？他們沒有回答，繼續不斷地敲門。我想是誰怎麽不講理，但是還是把門開了。隻見楊更代和吳連傑（吳連士弟弟）氣勢洶洶進來，大聲地吼道：“四幸，你幹的好事，我們好心送你老婆進醫院，你卻聯絡兵團二連造反派把聶慶生痛打一頓，去，去，去。我們的頭在等你問話。”就一麵推我，一麵罵：“你這個牛鬼蛇神，沒良心，不得好死。”等等。我被罵的摸不著頭腦，稀裏糊塗被推到了我廠聯總辦公室，，（當時設在廠衛生所）隻見聯總的另一位頭吳浩榮已坐在辦公室靠牆的一張桌子後，周圍站滿了所有聯總的骨幹，氣氛非常緊張。我則被推到吳浩榮的麵前，還沒等我站好，吳浩榮就氣勢洶洶地問：“四幸，你昨天幹的好事，我們好心送你老婆到醫院，你卻聯絡兵團二連造反派截了我們的汽車，把聶慶生同誌拉下來狠狠地打了一頓，把聶慶生的肋骨都打斷了，你必須好好交代，你是通過誰告訴兵二連的，我們要報此不解之仇。”我當時聽了愣了，但是我確實聽懂了，聶慶生為了送我老婆到醫院挨了一頓打，至於為什麽挨打和怎麽打的我還是不明白。就問：“是什麽人打的，為什麽挨打，？”吳就喊：“不要裝了，老實點，你還不知道是誰打的。”周圍的人一起罵：“別裝洋蒜了，老實點，否則，我們對你不客氣。”我更加糊塗了，就說：“聶慶生在哪裏？我要見他。”吳就說：“他現在躺在醫院裏，他肋骨都給你們打斷了，你還想見他。老實點，好好交代。”我就問：“你們要我交代什麽，你們想，你們幫我把老婆送進醫院，我感激還來不及呢，怎麽會連絡人毆打老聶呢？而且，我和聶慶生平時關係不錯，不可能恩將仇報呀！”我聽到這時吳周圍的人也些不耐煩，就叫道：“這小子不老實，不給他吃點苦頭是不會交代的。”說時遲，來時快，就有幾個愣小子擁上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就把我五花大綁起來，用毛巾蒙著我的眼睛，將我的雙手綁在背後，然後再把我的雙手綁在從屋梁上落下來的繩子上，用力一拉，我就被懸空地吊起來了。我隻覺得雙手，雙肩像被刀砍了一下一樣激痛起來，還來不及出聲，就聽到吳浩榮喊道：“你老實交代，你通過我們廠哪一位造反派，聯絡的兵二連造反派。”我因為痛，說不出來話來，隻是搖搖頭。這時聽到吳連傑的聲音：“你這個牛鬼蛇神，不打是不會招的。”於是，我的身上，就挨上一頓痛打。我當時看不到是什麽東西打的，反正抽在我身上，屁股上，腿上時，是異常地痛，刺骨地痛。這樣打了幾十下後，聽吳浩榮講：“你們先別打了，我再來問問他。”就聽到吳問我的聲音：“四幸，你何必代他人受罪，我們明白，你當時沒有時間去兵二連通報，你和聶慶生的關係也不錯，也沒有理由讓讓聶慶生挨打，隻要你說出，我們廠造反派當中，有誰知道你老婆病了，有誰看見我們用汽車送你老婆，隻要說出他的名字，我們就放了你。”我就回答：“除了鄭醫生，誰也不知道我老婆病的消息，可是，鄭醫生也不知道我什麽時候送，怎麽送。”他們又問：“你的好朋友楊順餘知不知道你老婆病的消息？”我回答：“不知道。”他又問：“除了鄭醫生，還有誰看見你送病人？”我回答：“當時天已經黑了，我坐在駕駛室，根本看不到外麵的東西，聶慶生他們站在車廂上麵，看的應該比我清楚。”因為我回答的句句在理，他們沒有話講，可是他們還是不甘心，隻聽吳講：“再給你一次機會，你老老實實回答，”：就說：“鄭醫生知不知道你會找我們的汽車送，鄭醫生知不知道聶慶生送你？楊順餘知不知道你老婆病，知不知道聶慶生送你老婆？”我回答：“他們倆誰也不可能知道我會找你們送我老婆，更不知道聶慶生會送我老婆去醫院。”他們聽了，十分氣憤，就說：“給我打。不打他殘廢他是不會老實的。”這時，我身上又挨了一陣陣痛打，隻覺得渾身鑽心地痛，打了一陣後，可能他們也打累了，我也被打的昏死過去了，他們用水撥到我身上，等我醒了又問：“你還是老老實實交代吧！何必替鄭醫生和楊順餘受罪，隻要你承認，他倆人中有一個人知道聶慶生會送你老婆，我們就放了你。”這時我的腦子已經非常清醒了，隻要我承認了這倆人其中的任何一人，這人就沒命了。我不能為了保自己而讓這倆人中的任何一人送命，我隻得咬咬牙說：“他們倆人中，沒有一人知道我會找你們送我老婆去醫院，更不知道聶慶生會送我老婆去醫院，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說出本來沒有的事。”這時我停了一會兒喘口氣接著說：“打死我沒關係，可是我老婆和我孩子沒有罪，你們打死我，等於同時打死我老婆和孩子，因為醫院等我去找青黴素和慶大黴素，我老婆得的是產褥熱，非常嚴重，必須用這兩種藥才能治療，而醫院目前沒有這兩種藥，你們打死我，我老婆也得死，我老婆一死，我孩子也不得活，所以，你們打死我，就等於打死三條人命。”他們聽了我這話以後，停了一會兒，好像是他們在商量，不久就聽吳浩榮說：“好吧！我們暫時放了你，你去給你老婆找藥，找到藥後，馬上回來向我們報到。”這時，我感覺到，他們把我放了下來，我的胳膊和肩膀就麻麻地痛。然後，他們打開蒙我眼睛的毛巾，我才看見兩個凶手是吳連傑和楊更代。他倆手中拿著的是兩條綁著橡膠的鋼絲帶，怪不得打在身上那麽痛，這兩人心這麽狠，不得好報，（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時，這兩人都被下放煤礦，後來在煤礦病死，）他們放了我後，我心中記惦著我老婆和孩子，記惦著給我老婆找藥，所以，盡管全身傷痕累累，還是邁著蹣跚的步伐去完成我的使命，去找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們廠的馬醫生，因為她是聯總觀點，和我的關係也不錯，（我不敢去找鄭醫生，他是造反派觀點，盡管他和我的關係比馬醫生好，而且是我們廠醫務室的負責人，）當我向她說明了全部情況後，她知道產褥熱對於女人來說是非常嚴重的疾病，所以毫不猶豫地到醫務室藥庫翻箱倒櫃地找我所需要的藥，終於在藥庫裏找到兩盒青黴素和一盒慶大黴素。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馬醫生的幫助。之後我又去造紙廠，因為那裏的廠長和技術員是我的好朋友，他們也是造反派觀點。當他們看到我傷痕累累的樣子，聽到我老婆得了如此嚴重的病都非常同情，馬上找到他們廠醫務室的醫生（也是造反派觀點），在造紙廠醫務室，我又找到兩盒青黴素和一盒慶大黴素，這樣就基本上滿足了我老婆第一療程的要求。我馬上將這六盒藥送到醫院，護士看到我找到藥也很高興，馬上通知醫生，醫生也馬上開單子給護士打針，就這樣我老婆進醫院的第二天上午，終於得到及時的治療。我在安置好我老婆後，想到我不能回廠，想到那吳連傑和楊更代那凶巴巴的眼睛，我的心裏就發毛，我不能去送死，我必須保護我自己。於是想到駐我師支左的野戰軍八零一零部隊。他們是文革時期的絕對權威，清求他們的保護，是我唯一的選擇。他們的指揮部設在二招，從醫院到二招不過一裏路，我就蹣跚地一步一步掙紮著來到二招。我把所有的委屈如數珍寶地向八零一零部隊的接待人員傾訴，把我的傷向他們展示。他們聽了後首先問我：“你是什麽觀點？”我一下子想到，野戰軍是支持聯司的，就說：“我是逍遙派，但是我的內心是支持聯司的。”他們聽了後，態度馬上好起來。對我說：“你回廠吧！我們會打電話給你們廠聯總的頭，叫他們不要再打擾你。”我說：“我還是不敢回廠，我們廠聯總的頭會聽你們的話嗎？”他們說：“他們不敢不聽我們的話，在奎屯，我們要絕對的權威，聯司聯總都得聽我們的。”說著就當著我的麵，拿起話筒，撥了電廠總機的電話，然後轉到我廠聯總辦公室。他對接電話的人說：“我們是八零一零部隊駐奎屯支左辦公室，你們廠有一位職工叫陳四幸的吧？”對方回答說：“有，”支左部隊馬上說：“那你們不要為難他了，他是革命派，況且他現在老婆有病，出了問題我們要你們負責。”說完就掛斷了電話，然後微笑地對我說：“你放心吧，他們不會再為難你啦！”我心底就踏實點，但是還是不敢馬上回廠，就先到郵電局給我在伊犁的哥哥打長途電話，求他給我找青黴素和慶大黴素，然後又回到醫院，這時看到碧蘭已經帶著小鋼來到醫院，並且告訴祖玉和醫院的護士們我挨打的全過程。醫院裏的造反派多，當他們知道我挨打的全部後，都憤憤不平說：“你不要回廠了，就住在醫院。”又說：“這是什麽世道，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打人成了家常便飯。”這樣我們一家在醫院造反派的幫助下，暫時在醫院安下家來。我也得到及時的治療。後來我接到我哥哥來信說是找到十盒青黴素和慶大黴素，已經通過他的朋友帶到烏蘇客運站，叫我去客運站售票室取，我終於全部解決藥的問題。
經過兩星期的精心治療，祖玉很快得到康複，我因為是外傷，好的更快，我們準備出院。從碧蘭處得到消息，從我去過支左部隊後，我們廠聯總的確沒有再來我們家打擾，但聽說我們廠很多造反派骨幹遭到甌打，楊順餘和鄭醫生都藏起來了，又聽說那天我送祖玉去醫院時，聶慶生在車廂上看到過邵小平，他是我們廠造反派，就懷疑他給兵二連通風報信，把他抓起來拷打，他受不了拷打就胡亂出供，因此連累不少人挨打受罪。當兵團二連聽說電廠造反派因為他們受連累挨打時，就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廠聯總招認，是醫院造反派看到聶慶生送病號，打電話給他們，他們就開了兩輛車到醫院，截著了電廠的汽車，把聶慶生從車上拉下來，毒打一頓出氣。那時，全奎屯的造反派的人都恨聶慶生這個火攻農校的頭，（其實聶不過是一個魁壘，真正的頭是農七師司令部聯總的頭蘭長水。）我帶祖玉回廠後，我們廠聯總再也沒有打擾過我們。後來，聶慶生恢複健康後碰到我，還對我說這是一場誤會，我們之間恢複了往前的友情。
我總算又一次逃過了鬼門關，如果那次我的言語稍有不慎，像邵小平那樣受不了拷打胡亂招供，則我們廠則會多死幾條人命。如果我在支左辦公室不說自己內心是聯司觀點，恐怕支左辦公室也不會打電話給我們廠聯總，叫他們不能再打擾我。我的生命還處在危險中，我們一家三條人命都懸於生死之間。在那個年代，人的生存權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連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也死於非命之中，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
這是一個什麽年代呀？平時十分要好的朋友為了一個與自己完全不相關的觀點會反目為仇，甚至夫妻之間，父子之間，都會為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省地級頭頭，鬥的天昏地黑。人人都中了邪。鬥，鬥，鬥。其樂無窮，他是其樂無窮，老百姓可遭殃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多麽荒唐，殘酷，野蠻的年代，是空前絕後的罪惡的年代。
我想，如果當今又出現了一位煽動力極強大政治家，文革是不是還會再來，那真還是說不定呢？因為人心是很脆弱的，又是非常功利自私的。
是誰挑起了這一切罪惡，誰是這一切最大的教唆犯，總有一天，會得到曆史的澄清的。人類也會從這種災難中得到教訓。
看國內為了錢，有人什麽事都能做出來，就可預知，文革還是可能重演的。
文革是個以反人性、反智為榮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