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遣返回鄉促使我成為一個有理想有誌氣的人】

【被遣返回鄉促使我成為一個有理想有誌氣的人】

 

    我出生在濟南市，幼年的濟南成長過程對我沒有多大的益處。小學處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時的濟南比較亂，學生不用學習，整天就是玩。當時我們家住在槐蔭區，周圍的人都是普通的百姓，街坊之間很親熱。我的童年就在這裏度過的，整天和小朋友們玩在一起。小學什麽也沒學到，連乘法口訣都不會背誦，大字不識200個。

    由於父親年輕時在國民黨軍隊當過武術教官，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兩次被遣返回鄉。

1970年那是第二次返鄉，我們就完全在農村了落戶，東平縣接山公社夏謝村第四大隊，便成了真正的農民，我就是農民的兒子。

 周六周日，第八小隊的隊長必叫我下地幹活，為了鄉親們喝上一碗稠湖粥，全小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要幹活， 不敢不響應，幾乎每個周末我都要逮著下地幹活。秋季的活很多又累，還常被派去到農田裏看坡，晚上要自己搭一個臨時的草棚住，晚飯吃的自己用玉米秸火燒地瓜，水就是去小河溝大一點喝，又是兩個人還好作伴，一個人在田地裏也很害怕，夜間有時有野動物的出現。有時也因為派活的事，我不原意幹，也給生產隊謝道友隊長吵過，他總是以您成分不好壓我，我也不怕，父親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毛主席也說過：講成分不唯成分論，重在自我表現。

   那時回到了農村，我正上小學五年級後學期，根本跟不上學習進度，還逃過幾次學，鄉親們都笑話我。文革期間的農村受運動的影響較少，學生們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課，不像城市人都那樣浮躁。在我幼小的心裏，認為逃學是個正常的事，在濟南不就經常逃學嗎？可是在農村，逃學可就成了大事了，人家農村的孩子從來沒有逃學的。逃學還不如下地幹活，因為農村沒有什麽好玩的東西，漸漸我對逃學也就沒有了興趣。

上初中了，我開始認真學習，很快就趕上了，不知不覺地就成為班上的學習尖子。數學、化學和物理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課堂上老師出難題，在別的同學回答不上來的時候，老師總是讓我再答，大多時候我都能答對，老師和同學從此對我刮目相看。

在農村這段時間裏，也交了很多農村朋友，他們是那樣樸實，能幹，肯吃苦。雖然父母是返鄉勞動，但鄉親們仍然非常尊重他們，我也就跟著沾光了，父親的輩分高，同齡的小朋友們看見我有的叫我叔，有的叫保法爺爺。叫我叔的有於運福，於運平，狗蛋，
臭水，憨二，一般是於家本族或是於家的親戚或遠親。我和小朋友們一塊下地幹活，在單調的農村，這就成了一種樂趣，在村東的河裏我們一起遊泳，在田裏我們打鬧，又一次真打了起來，我把他們幾個都打倒在地了。我畢竟在濟南從六歲就開始練過武術，父親是武術高手，回到農村還教他們練，父親也教幾個成年人練，高玉章，就是其中一個，他們幫我父親幹點農活，即使在農村，還有朋友從濟南來找我父親學武術。我的朋友中還有高峰，高興江，高興華，我曾為他們家村外的一座新房子看過們，那時我家房子很小，是當年剛回農村時大隊裏借住的，過去是一個牛圈，重新修理一下就讓我們家住了，人又多，幾乎住不下，我幹脆住在高興江村外的房子裏，晚上在那裏可以看看書，那時的農村沒有電燈，點燃著小煤油燈，書要很靠近油燈才能看見，等到了第二天就會發現，滿鼻子都是黑灰。多少年過去了，至今我們始終是好朋友，仍然保持著聯係，經常一起吃飯一塊喝酒，聊聊那農村的生活。

初中在村裏上的，那時母親得了宮頸癌，我用農村的地排車拉她到公社醫院看病，一到醫院看後，醫生就告訴可能是癌症，我幾乎要要崩潰了，很是心痛，第二天就拉著母親到濟南，找已經在濟南工作的大姐，繼續為母親看病。對於癌症的恨就源於這個事和年代，我知道癌症要奪取母親的命。我們姊妹幾人與父親仍在農村勞動及在農村莊裏上學，妹妹於寶榮常常因家裏的活幹不完，耽誤上學，遲到早退是常有的事，以致於她學習趕不上，她為當時的家付出的很多，也養成了勤勞吃苦能幹的性格。

在農村一呆就是五年，1973年我被大隊裏批準到接山公社的高中（四中）趕考，同班的表哥尹程鵬卻因舅舅是曆史反革命為被批準去考；其實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加上父親曆史反革命，就兩個曆史反革命了，我卻被批準，源於大隊裏對我的看法很好，積極參加各種大隊的活動，積極參加大隊的文藝演出排練，上學業餘時間能幹能吃苦。事在人為啊，也在理啊，有著樣的機會考高中，來著不易啊，連考兩天，考上了高中（三分之一的錄取），家裏窮，拿不起學費，父親開始不想讓我上高中，我堅持要上學，一定要上，後來考慮高中考上也不容易，父親就賣掉家裏的一些糧食，換來幾元錢，才使我交上了學費。上高中要住校，那時我住校就一床被子，帶了一大包生地瓜，在食堂裏蒸煮熟了，蘸點鹹鹽，衝一杯開水，這就是每天的飯。高中同班的一當家子的同學，於桂英，叫我爺爺，我輩大，一些男同學們因與我是好朋友也常拿她開玩笑，讓她叫爺爺，她家生活好的多，她有時也把她的好飯給我，我當然是人窮誌不窮了，一般我也不要。

由於落實政策，我和我姐成為了上山下鄉的回鄉知識青年，在縣裏的知識青年辦公室有名冊登記了，此後，縣裏會經常發放一點書籍雜誌，有關於知名的知青故事的，也有馬克思資本論和恩格斯的書，文革的一些新資料，我都認真地讀學。在班裏我成了特出的學生了，縣裏還給他寄資料和書，我就有別與其他同學了，雖窮但朋友不少。

上高中的時候趕上了批林批孔，學校常常組織下鄉幹活。後來又出了一個張鐵生交白卷，造反有理，學校的學習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我非常喜愛學習，特別感興趣的是物理化學數學。按說回鄉知識青年就應當在農村幹活，但我是一個另類，我考上了高中，也給縣的知青辦說了，我在東平四中學習，這也是知青史上的一個特例。其中一年我們到縣裏開知青的會，縣長還接待我們，縣裏的廣播還播報我們。

因為父親是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當年被簡稱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呀，積極要求進步，在高中時我就入了團， 成了一名共青團員。這事差一點就黃了，記得即將宣誓前，老師才發現我父親的曆史問題，馬上要宣誓，老師對我很好，就高台貴手讓我過了這一關，那時，可教子女很少能夠入團，還要經過黨委的批準。在老師眼裏，我就是一名優秀學生。

學校裏很多同學大多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屆和下一屆的都有，包括當時公社書記的兒子鄭民，社長的兒子司建剛，尹成海等等，他們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窮富，就認為保法是好學生，好朋友，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學都願意圍著轉。

高中剛畢業，父親生大病了，無名原因的高燒不退，在公社醫院住院，那時的醫院條件很差，蒼蠅蚊子滿病房飛。雖然我年紀不大，卻非常懂事，家裏除了父親，就我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父親病了，我就要把家裏的所有事情打理起來。陪父親在醫院住院，那醫院醫生護士挺好的，有一位剛畢業分來的年輕賈醫生對我們很好，也能談得來，他說父親最好用白黴素，這種藥醫院沒有，我就幾乎跑遍泰安，但沒買到，就到濟南找大姐，大姐為父親買來了白黴素。這期間父親尿儲留，外科醫生為父親手術引流，那時的醫療水平實在是差，站在門外都能聽到父親的一聲聲“哎呀”，我的心在陣陣作痛。

那時還好有農村合作醫療，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錢，住院的前一段時期很好，周圍醫生護士對我和父親也很好。突然有一天，我們村的大隊會計來醫院辦事，不知他跟醫院的人說了什麽，醫院就改變了態度：曆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醫療的待遇。我從中找人說理，反革命分子也是人，我們也交了農村合作醫療費用，再說是曆史問題，又不是現行反革命最後，人也死了，反革命與革命也就不成問題了，而且，一開始也沒說清楚，反革命，也不是不能參加農合，那時高中畢業的我，嘴已經能說個理了，革命的理論已相當的可以，毛主席還號召給予生活的出路呢。（這些帶有我的土氣，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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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這個詞是壓在我心頭的一個大石頭啊，不敢想這個詞，也非常恨這個詞，曾因為這個事，與父親抬過杠，吵過架，質問過父親為什麽不加入革命隊伍，因為我是一個反革命的兒子，一個可教子女，可能要影響我的前途，上大學，參加工作等等。

正當我四處求人的時候，父親病情加重，幾經搶救，心髒衰竭，撒手人寰，父親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帶著終生的遺憾，帶著許多的不舍離我而去了。

   由於我是回鄉知青，毛主席號召要給可教子女出路，招生、招工都有一定的小份額，用於體現黨政策的寬大，那時政府按政策辦事的原則性很強，1973年我二姐於保華，因為東平縣師範擴招，她有幸上了東平師範，這在當時的農村，也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也是粘了回鄉知青的光。我高中畢業，在村裏勞動，由於公社知青辦的主任，對我比較欣賞，也有同情的原因，還有幾次給我救濟的費用20 多元，縣裏招工就讓我報了名，結果去了東平縣飲食服務公司的第二理發店，她跟我說：“孩子你別挑，先幹著以後再說。”也是，我總不能一身土一身泥地幹到老呀。我在農村也夠了，那時還是積極幹活，晚上還在寫日記，曾寫到；“一天的勞動雖累，雖髒，但鍛煉了我的心靈，淨化了臭知識份子腦子”。寫歸寫，還是一心想盡快進城工作再說。

就業當了理發工人，成天與縣裏的工作人員打交道，也算吃國庫糧，在那時吃國庫糧就是高人一等，可以與縣委書記見麵，聊天，隻要吃國庫糧，就是一個級別，比較平等，那時風氣也正，雖然在提幹和重用上，像我這樣的可教子女與別人還是有相當大的區別，可從百姓的眼中已經是登天了。

理發畢竟不是我的喜歡，先幹著，有個飯碗可以養活自己，可以補貼家用。在理發工作的閑暇時，我就看看書，學習數學、無線電、
收音機維修等書籍。有一天來了一位領導，縣黨校侯校長，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我的師傅，他是我師傅的常客。我上前跟他說：“我給您理吧。”他頓了一會， “好年輕人，你理吧。” 我畢竟剛學，水平有限，加上他是幹部，也有點緊張，手心都出了汗，終於理完了，他照著鏡子一看，後邊不齊，有毛刺，有點火了，“拿我頭練兵啊。”我雖然有些膽怯，但還是裝著膽子說：“您是黨校校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在您頭上練，那應在誰頭上練？”
他啞巴了，那時代，人們成天喊著叫著，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也把這派上了用場。我的師傅，趕緊為他修理，最終，他也不了了之。

由於我勤奮好學，表現得很突出。有一位同事，是一塊從農村出來參加工作的，他爹是老革命，是南下幹部，在南方工作，很小把他送回老家東平，陪他農村的母親。不知何故，我們倆怎麽也不兌付，事實上是他與我作對。1976年唐山地震，山東也有餘震，幾次半夜裏往外跑，我都讓著他，他都不領情，我常常在想：是因為一個出於革命家庭，一個出於反革命家庭的緣故嗎？很多人並不太在乎這事，這是國家的事，這是黨的事，我們平民百姓，也別過於講政治啊，再說我是個比較謙和，比較隨和的人，很想和他搞好關係，知道家父的曆史問題遇事我也讓三分，但還是不行，他總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他一身文革氣派，就是這樣的文化。

我的勤奮好學，在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業餘時間，就搞搞技術改革，就是把壞掉的剃子加以修理，甚至加以改造，師傅們很高興。閑暇無事，讀些無線電的書，還學會了修理錄音機。有一天，一位商業局張副局長的收音機，壞了，不知怎麽知道我能修理，就把收音機送到了理發店，幸好不是大毛病，幾天後就給他修好了，他高興得不得了。

公司常常抽我去幫忙，抄大字報，寫標語，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再後來，由於我的表現，公司成立技術革新小組把我調去幹技術員，直到1977年高考，12月份我從百忙中參加高考，被青島醫學院北鎮分院錄取，從此改行不再理發，離開了東平飲食服務公司。

和我一塊去公司的同事，十人，後來大多都改行，直到今日，還有個同事在理發為生，而理發的技術始終是我為朋友和同學服務的工具。大學期間總是回到理發店看看，也順便免費理發，那位總與我作對同事也漸漸和我緩和了關係，後來他也調到其他部門，回國後才聽說他患癌症去世了，很可惜年齡不大。

   上大學趕上了好時代，應該說是我人生的重大轉變，渴望讀書，渴望上進，這是我的本能。離大學開學的日子還早一天，我就去了大學報到，受班主任的賞識，我當了第六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張新明，我們關係處的也不錯。我把副組長當作正組長來幹，副組長一幹就是三年，每年三好學生都有我，全班同學對我格外欣賞，能為班裏多做點事，可能是我的渴望，什麽工作我都積極，搶先幹，多幹，業餘時間都用來為同學理發服務，班裏的體育活動，我積極參加，長跑，800米，還有1500米，直到臨畢業那年才把我提為一個小組的組長，當然在濟南實習時我也算一個組長了。這麽一個組長我當得很認真，很積極，這是我的一個鍛煉機會，那時還有政治學習，念報，緊跟班長和指導員的招呼。當然那時我主要是一心想入黨，改變一下家裏的政治麵貌，那時老家東平夏謝村受上級部門的委托也已經宣布為我父親，中國也已經取消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那個時代的符號）。

那時我們渴望讀書的勁頭都很高，十點鍾上床睡覺，同學們都會笑你，自己也不例外，在大學的學習如魚得水。

1982年1月臨畢業時，我光榮的入黨，分配到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工作。大學的結果是非常好的，趙述江指導員就是我的好老師，他對我很好，沒有他我不可能入黨，我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小組長入黨的先例。遺憾的是副組長及組長不算班幹部，我的經曆注定是不能當官，沒這命，本來入黨後，到工作單位工作，就有一定的優勢，可我暗暗下決心，不從政。

   上研究生成為出國的敲門磚，在省級醫院工作多數人就已經滿足了，我們七七級幾個都不安心在醫院工作，都考了研究生，沒考的也通過其他途徑出國深造。上了研究生之後，幾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在複習GRE 托福，就是要努力出國讀博士，出國是研究生每天必聊的話題，可以說研究生就是出國的敲門磚。我是核醫學的研究生，主要是臨床應用，核醫學是門新興的學科，牽扯的很多基礎學科，化學，放射物理，核放射學，我主要研究放射藥物的臨床顯象與應用，其實比其他的臨床學科要複雜得多，學習起來要難得多，但我覺得也很有趣。三年後，畢業分配到中日友好醫院工作，在當時的研究生畢業分配中，我是較滿意的。畢業是1988年7月份，9月我就晉升為主治醫師，中日友好醫院的同事對我不錯，都拿我當朋友，叫我老於，1989年我又拿到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腫瘤陽性顯像劑， 應當說在中日友好醫院幹得得心應手也很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