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

 

 

 

我今年已經92歲了。這裏想說的是把我一生掐頭去尾，隻取在中共統治下的19--61歲這一段來敘述。我的人生可謂跌宕起伏，從山峰到深穀，令人驚心動魄。 

第一階段（1949--1957）出盡風頭 

1949年19歲我上了中共辦的東北農林學院這所大學。被分派到俄文班學習俄文。感謝上天給了我一個比一般人聰明一點的腦袋，我學習一直是班裏尖子。當時中共提出成立學習互助組，我被分配同班上學習最差的同學互助。我必須花出大量時間去幫助他。為了讓同學們記住文法規則，我編了文法歌，用熟習的曲子教大家唱。我學習的很輕鬆。每到考試，全班都埋頭備考，我卻跟日常一樣，該玩就玩。對拿滿分有絕對信心。我閱讀了圖書館幾乎所有的小說（當時學校新建，沒有太多藏書），還讀了很多俄文讀物。雖然在生活檢討會上要常做自我批評，罵自己是個人英雄主義，隻專不紅，但生活還是愉快的。我在全校8個俄文班裏的學霸地位是無人能撼動的。 

1951年10月，中國政府為了試驗在南方大陸種植橡膠樹，由林業部邀請蘇聯派專家來華考察。當時林業部有2名翻譯。由於預計來的蘇方專家有10人，部的翻譯力量不足，就下令我校派兩名翻譯支援。我這個學霸自然被選中。當時我21歲。立即趕往北京報到。 

隨代表團南下的第一站是武漢。第一個訪問點是湖北農學院。該院立即邀請代表團給全校師生講話。代表團團長是蘇聯林業部副部長。他欣然答應立即就要登台演說。跟隨的幾個翻譯都不敢跟著登台。無奈之下，我隻好硬著頭皮跟團長登上講台。好在他講的大多是政治套話，都是我比較熟悉的。我順利地過了這第一關。一炮打響，我也順理成章地成了林業部的首席翻譯。 

考察持續了兩個半月。我幾乎承擔了所有重要翻譯，包括最後跟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的會談。代表團離京返蘇後，林業部提出要我立即留在部裏當翻譯。我當時正在讀大學二年級，很想讀完大學。加之我們學院的院長兼任林業部副部長，他也同意我回校繼續學業，等畢業後再來林業部。我就離京返校繼續讀書。 

1953年我大學畢業。雖然林業部有言在先，要我畢業後去部裏工作。但我校已聘請蘇聯專家來校講學，學校自然不會放我走。我留在學院當翻譯。 

蘇聯專家來校後，除講課外，校方還經常請他給全校師生做報告，介紹蘇聯教學情況。我是當然的翻譯。在學院的禮堂講台上，麵對台下的師生，侃侃而談，我成了全校的熱點人物。真正出盡了鳳頭。 

當時我雖然身在林學院（1953年農林兩院分開獨立建校），但名聲早已傳遍全國林業界。我已成了林業界的頂尖翻譯。1956年蘇聯森林工業代表團來華表演，我被林業部調去為該團團長當翻譯。林業部組團去蘇聯考察森林工業，我被借調去做隨團翻譯。黑龍江省省委書記與蘇聯總領事會談，盡管省外事辦有翻譯，但還是要我擔任翻譯。黑龍江省組團去蘇聯考察，也點名要我當翻譯（後因與森林工業考察團時間衝突做罷）。 

我的到處出風頭的輝熀歲月，持續了6年。直到1957年反右運動，我的好運嘎然而止。 

 

第二階段（1957--1978）受盡屈辱與折磨 

 

這十一年是我這輩子從巔峰跌落穀底深淵的一段經曆。也是我不願回憶的苦難曆程。   

  我是1957年1月跟隨林業部森林工業考察團從蘇聯 回國的。5月就開始了大鳴大放（給共黨提意見），然後就翻臉反擊右派。我給黨員提了些意見。一看風頭變向，立刻改口檢討，同時猛批右派，以求自保。哪知道我早已被內定為右派。多虧林業部副部長（我任翻譯的森林工業考察團團長）替我說了好話，林學院中共總算對我開恩，沒給戴右派帽子，給定為中右分子，發配到小興安嶺林區勞動改造。我在原始森林裏改造了4年。那裏的生活條件的艱苦一般人很難想像。冬天零下40多度的嚴寒，夏天蚊蟲輪番襲擊轟炸，讓你無處躲藏。生活條件極差，等同於俄國的流放西伯利亞。我在那 裏改造了4年，那真是難熬的四年。

 

勞動改造後回到學校任課。沒兩年毛賊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大學由學生批判鬥爭教師。戴高帽，掛黑牌，剃鬼頭，躦狗洞，掃廁所，遊街，等等，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林學院有14名師生因受不了鬥爭折磨而自殺。後期我全家被發配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當了3年。我很幸運沒有加入我校14人的自殺行列，咬緊牙關，熬了過來，保住了自己和一家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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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1979--1991）廢物利用 

 

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了改革開放。各界紛紛邀請外國學者來華講學。1978年，林業部決定邀請外國專家來華舉辦森林遙感培訓班。地點就在東北林學院。我院當時缺少英文翻譯。院頭頭覺得諾大個東北林學院，隻能出個教室出個地方，卻連個翻譯都拿不出來，臉麵上太不好看。他們就想起了我這個廢物。大概他們還記得我當年當俄文翻譯時的輝煌，就決定讓我現學現賣，硬拿鴨子上架。我當時已近50歲，何況英文跟俄文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語種。盡管我反複解釋，極力拒絕，但還是說服不了外行領導。我隻好硬著頭皮進了英文補習班，突擊學起了英文。學了兩個月，到年末該班結業。我的英文就隻能靠自學了。 

遙感班於1979年4=5月開始.。我校有一個在朝鮮美軍戰俘營工作過的教師，由他任翻譯。我隻能聽懂5-6成。該班持續了2-3周，然後是去林區實習。我被分配給一位印度專家當翻譯。由於去的林區正好是我原來勞動改造的地方，我很熟習。翻譯起來困難不是太大。經過10幾天，我逐漸熟習了他的語言。能夠互相溝通了。後來他做學術報告，我擔任翻譯。看來，我這個廢物還有一點利用價值。 

這次遙感技術培訓班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負責的。我借機同FAO的林業部門建立了聯係。他們不斷給我寄來一些資料。並且邀請我參加1980年在印度舉辦的學術會議，提供往返旅費。我費盡周折，跑斷了腿，最後總算得到各級部門批準，可以去印度參加會議。要知道，80年代初，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出國幾乎是夢想。何況我這個文革多次被批判鬥爭的漏網右派?好在我剛剛給院頭頭賣過力，沒讓他們太丟臉，學院這頭一關算過了。第二關也是最後一道關，就是林業部。隻有過了這一關才能拿到護照和簽證（當時個人是不能持有護照的）。盡管我出國不要拿林業部一分錢，你也必須經它批準。我很走運，這一關也通過。我順利地去了印度。我是我們學院文革後第一個走出國門的人。 

我的第二次出國非常具有戲劇性，很值得描述一番。在印度會議上，會議主持人對我很感興趣。他主動告訴我1982年在挪威將召開一個有關森林采伐的國際研討會，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這正是我的專業，當然很想參加。他當時就給會議主持人寫了推薦信。從印度回國後不久，就收到挪威來信，邀請我參加，並提供旅費。我大喜過望。立即動手準備提交的論文，同時向學院領導申請。當時的院長發話：他剛從印度回來，怎麽還要出國？輪班也改換別人了。有人替我爭辯說，老外點名邀請的是李光大，沒邀請別人啊。最後院長無話可說，勉強同意上報林業部。我這算過了第一關。這一關也是很重要的一關。通不過你就別想出國。 

接著的第二關更重要。它掌握我能否出國的大權。林學院的請示文到部後，得由主管外事的副部長批。我的命運就由他的批示決定。倒黴的是我遇到一個土八路出身的副部長，他有句名言：外國人出錢的我偏不批，肯定是裏通外國。就這樣我的出國申請被槍斃了。林業部外事處要我給對方回信，推說工作忙不能參加會。我極度失望。隻好按部的要求寫了封信。當我把信投入郵筒後，第二天北京傳來消息，林業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長換人，新來的是位早期林學院畢業的副部長。我心裏重新燃起一絲希望。我立即跑到郵局，追回了我發往挪威的那封信。又央求學院再向林業部申報一次。這一次那位副部長果然批準。他說，出外參加會，又不要我們拿錢，學習點新東西，有什麽不好。我的第二次出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究辦成了。 

有了這次出國開學術會議的機會，我結識了一些林業同行。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邀請我去考察，並提供旅費。林業部也逐漸對我開綠燈。從此開始了我的出國之旅。幾乎每年都出國。有時一年跑兩個國家。1982年去挪威，德國，奧地利，1983年去加拿大，1984年去美國，1985年去美國和墨西哥，1986年去美國，加拿大，1987年去瑞典，1989年去芬蘭，1990年去荷蘭。除國內組團出訪外，其餘出訪全由外方出資。 

我之所以能經常出國，一是因為在國外小有名氣（當時出去的人很少），老外願意給我拿旅費，二是當時國內懂英文的人很少，我突擊幾個月學來的這麽一點可憐的英文，也成了稀缺資源。國內一些單位組團出訪(如林業部，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東北林學院等），也找我當翻譯。 

通過對這些國家的考察和參加學術會議，我了解和學到了許多林業方麵的先進技術。豐富了我的教學內容，並通過我的介紹，開擴了國內同行的視野。 

出國訪問，也讓我有機會閱讀一些國內看不到的書籍。我讀過索爾茲伯裏的“LongMarch（長征）”和TianAn Men Diary（天安門日記）”，也讀了李誌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幾乎目睹了8964天安門廣場對人民的屠殺。逐漸認識了中共的本質。從青年時的盲目崇拜到老年時的徹底反共。 

80年代出國還有很多福利和好處。首先是發給你製裝費。為了出去不給中國丟臉，你要做一套西裝穿出去。回國還可以買免稅商品，如當時市麵上買不到的日本進口電視機電冰箱等。由於我經常出國，就成了大家羨慕的對象。有人戲稱我為“出國油子”。有的教師跟我開玩笑說：你出國比我們進城都容易。我們林學院黨委那些人再也不用鄙視的斜眼來看我。黨委副書記都找上門來，求我讓給他一個購買免稅商品的指標，幫他買一台進口電視機。 

我從來沒想過，我這麽個廢物，還能在80年代又受到利用，而且是重用。又讓我在退休前風光了一把。前後出訪過13個國家。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把我的女兒弄到美國來讀研究生。憑我當時1-2百元的月薪，根本供不起她來美讀書。我那位美國朋友主動提出免費提供食宿一年。這可解決了我的大問題。她畢業後留在美國，把家也搬來美國。現在安居樂業，一家人很幸福。我也跟來美國，脫離了中共的高壓統治，在這個自由國度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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