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二舅
（一）
我沒見過自己的姥姥和姥爺，隻聽媽媽講，姥爺年輕時家裏赤貧，生下大舅後激動萬分，希望兒子不僅能傳宗接代，而且還要改換門庭，想給孩子起個最寄托自己的希望的名字，所以大舅的單字正名就是“金”，接下來的二舅就叫“銀”，可惜姥爺隻有兩個兒子，否則的話，金銀銅鐵錫這樣一路叫下去，姥爺家就可以開五金大學堂了。
給孩子取名為“金”為“銀” ，寄托的都是父母的希望，希望孩子將來金銀滿庫富貴一生。可惜願望雖好，但姥爺卻忘了自己的姓，姥爺家姓吳，所以兩個兒子那寄托美好希望的名字就成了“吳金”（無金），“吳銀”（無銀）。
二舅吳銀生於1923年，按華人的十二生肖是豬年出生的。二舅生得濃眉大眼，英俊挺拔相貌堂堂。但他的屬相和相貌日後都成為別人數落他的最好元素。二舅少年時代不愛讀書，雖然有機會上學，但每天吃完早飯後就應承著父母的叮嚀，默默地背著書包出去，然後找一塊通風涼快的田地，冬天刨開土地挖小蚯蚓，夏天用書包作枕頭呼呼大睡。姥姥氣急了就會罵：你真的是屬豬的阿，隻會吃和睡。二舅長大後在地裏幹活，也是什麽都不想學什麽都不想做什麽都做不了，那時候還是生產隊，大家在一個隊裏一起拿工分，同隊的人就有很多怨言：吳銀，你可惜長得這麽標誌了，原來是個空皮囊，你以為來地裏幹活是賣人頭的嗎？人頭長得漂亮地裏就會長莊稼嗎？二舅永遠是最好的脾氣，誰講他，他都低頭笑笑，也不還嘴。久而久之，大家反倒不講了，姥姥歎口氣說，不是讀書的料，就不要讀了，去種地就好了。生產隊長歎口氣說，不是種地的料，就不要種了，去管農具吧。二舅就落了一份最清閑的工作。
媽媽說，二舅不還嘴，一是因為性格好，二是因為嘴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關於二舅清楚說話的記憶。仔細搜尋的話，大概是有一次，二舅和媽媽描述他和別人的對話，這次二舅說得很清楚，我卻竟然聽不懂，原來二舅用了兩個以前最土最土的形容詞，這兩個詞是我們絕對沒有機會從別人嘴裏聽說的。二舅平時也和我們不多說話，看到我們總是說簡單的兩個字“來了”，但那眼神卻是充滿笑意和安慰，充滿了好多的話。後來我帶著我的女兒去看二舅，那時二舅已經老了，但他還能用水桶挑半桶水，他連“來了”都不說了，隻是看著我們笑，用手愛撫地摸著我女兒的頭。
我把二舅的性格特色講給我的一個好朋友聽，她有些懷疑二舅的聰明程度，我告訴她，二舅絕對不傻，二舅媽十六歲時嫁給二舅，是個能幹能說的漂亮女人，但隻要二舅不耐煩了一瞪眼，二舅媽就立即不敢多說，以此為證，足以說明二舅無聲的威嚴。我們每個後輩不論離家多遠，要回家時總會想：一定要抽出時間看看二舅。二舅比任何能言善道的親人在我們心中更有地位。
（二）
姥姥家住在城市的東郊，俗稱“東關”。桑幹河的一條支流像溫柔的臂彎，把東關這片彈丸之地擁在懷裏。東關的人稱這條河為“禦河”。在城東門和禦河之間，就是東關。早年前，東關的人們就在靠近田地的高處地段蓋上土坯房，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下去。人們多以同姓同宗族聚居在一起。姥姥家住的地方根據姥姥家的姓氏，就叫“吳家坊”，由四間北房和一間東房構成，全是黃色的土坯房，四周都是菜地，隻有一條小路和外麵的柏油馬路連接，沒有門牌號碼，沒有郵區標誌，但東關出來的人都知道這個地方，這個稱呼，也直延續到我成年。
我的記憶中有許多關於“吳家坊”的美好畫麵，是我每年放假時最想去的地方。記憶最深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姥姥家全部家族的人都集中到“吳家坊”，在田地裏搭了幾個大大的帳篷，全家族五十多個人住在一起，大人們忙著準備食物，輪流守夜，每天提心吊膽，我們小孩子卻快樂的不得了，那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次聚會。前兩年我還和媽媽提起那次的快樂帳篷，我告訴媽媽：“什麽時候我們全家再來一次這樣的聚會，”媽媽說：“吳家坊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東關已經變成市區了，到處都是樓房，哪裏有這麽大的地方？再說，你們都長大了，到哪裏找回這些人呢？況且現在這麽好的條件，誰還會住在帳篷裏？”母親說這番話的兩年後，二舅就去世了。二舅去世的時候，東關真的找不到一片可以搭大帳篷的地方了，表哥在靠近東關最近的一個村裏，為二舅搭了一個大大的靈棚，周圍的人看到這麽大的靈棚這麽多的人來吊唁，就會有這樣的對話：“這是誰去了呢？”“東關的吳銀。”“銀是誰？”
當來吊唁的親人和朋友們在靈棚裏聚集的時候，我卻在異國他鄉獨自愁煩。二舅出殯前一晚，我在新加坡孤寂的星空下一個人默默流淚。我知道，人生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不歸路，二舅回不到生活了八十年的“吳家坊”，我也回不到童年的快樂。
“吳家坊”在我的心中，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土地，有一條灌溉用的水渠從“吳家坊”前麵流過，這片祥和寧靜的土地養育了無欲無求永遠笑嗬嗬的二舅。和二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叫李林的同齡人。他家住在“吳家坊”的後麵，李林個子不高，但能說會道，精明能幹，他和二舅一起讀書，老師教什麽，一教就會，又喜歡跟在老師屁股後麵幫老師拿粉筆遞黑板擦，老師自然就喜歡他。他打得一手好算盤，長大後在隊裏做會計，給隊長家的人算工分，一算就自然而然地算出很多，隊長自然也喜歡他。李林家在東關和姥姥家是鄰居，人們自然常把這兩個孩子放在一起比較。當然二舅是永遠的輸家。
解放後的中國有一個口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村裏蓋了一批新的窯房，在靠近東門的高地上，一排一排的，非常漂亮，俗稱“排子房”，分給那些在各方麵積極表現的人，二舅自然沒份。村裏的人紛紛離開田地，搬到離田地較遠的新窯房了，李林家分到的最大最好，全家喜滋滋地搬走，李林臨走時和二舅告別，吩咐二舅有空去他家做客，介紹自己的新家說：“我那窯房跟城裏的磚房一模一樣，背後半裏地就是城裏的房子了，有空去坐坐，就當是進城了。”二舅笑著點頭，依然住在田地裏自得其樂。
六零年自然災害來的時候，家家都缺吃的，東關的人感歎：種地的沒飯吃，種菜的沒菜吃，養豬的沒肉吃。人在吃不飽的時候，一個非常正當的想法就是想著如何把肚子填飽，那些住在新窯房的人都是這麽想的，可要把私自摘下來的東西從地裏拿回家裏，必須要經過一條小路，公社就派人守在路中，檢查每個人的包和口袋。被查到私拿物品的人，就要被送到會計李林那裏扣工分。當時公社還派了人嚴格把守著菜地，有護田隊四處巡邏，但怎麽都防不住二舅。因為二舅就住在田地裏頭，前後左右都是地。西紅柿豆角黃瓜土豆隨手可得。有時西紅柿熟透了還會自動掉在門前。二舅家成了東關最富足的家庭，那些住進新窯房原本有些看不起二舅的人也開始在幹活中間偷著來二舅家，撐著笑臉躲在牆角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吃完藏在肚兜裏的西紅柿，或者匆忙跑進來，在二舅家的灶堂裏扔進幾個土豆，又匆匆跑出去除草，過一個時辰又跑進來以最快的速度把土豆幹掉，“咕咕”地用葫蘆瓢灌幾口涼水，然後再跑出去幹活。如果遇到了隊長，大家就會說：“我是去吳銀家喝口水了。”隊長就瞪著眼，心裏明白但也不好說什麽。大家在饑腸轆轆中總是懷念原先一起住在菜地旁的方便日子，這時候才羨慕起“吳家坊”，羨慕起“吳銀”來。甚至都想搬回去，但那些舊房子早就拆掉變成田地了。這大概是二舅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大家以羨慕的口氣念叨。
這樣的困難日子持續了三年。在最困難的日子，李林的老婆在夜裏常來找二舅媽聊天，走的時候懷裏順便揣一些東西，二舅媽幫她放風，乘著護田隊走開的時候，飛奔回家。夜路走多了，難免會撞到鬼，有一天她被護田隊抓個正著，哭，鬧，央求，耍賴，各種方法用盡了，都無法脫身，因為當晚護田隊的人是個不滿意李林幾年前扣他工分的人。這件事鬧到隊裏，李林的老婆竟然把其他人的行徑以及二舅媽幫她放風的事都講出來，她本來希望借著這個來為自己脫身，沒想到事情一下子就擴大了，全村一半人家都成了有證人指正的內賊。村裏開了一個集體會，李林被免職，李林家和二舅家以及其他人家都被扣工分，二舅被扣的最多。李林全家因此愁眉苦臉，二舅卻依然不急不火，因為他的工分本來就低，所以扣不扣都無所謂，他不是靠工分活下來的。二舅媽有時感歎：人心隔肚皮啊，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沒想到李林家的真能做得出來啊。二舅就瞪眼看她，二舅媽就不再說什麽。李林家和二舅等幾家人卻因此結了怨恨，幾年互相不走動。
“吳家坊”第二次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是在改革開放後實行“包產到戶”的時候，每家按勞動力人頭分地，東關人多地少，分地時糾紛不斷。分到“吳家坊”的時候，按照規定，“吳家坊”屬於宅基地，而宅基地周圍的十米都是屬於房主的自用地，因此二舅家就比別人多出了很多地。同一個隊裏的人就開始說風涼話：“我們以前也是住在這裏的，為啥不給我們算宅基地？”二舅依然笑笑，不回答什麽，隊長就黑著臉說：“當年你們搶破頭了要住新窯房，誰想到吳銀了？現在怎麽後悔也沒用了。”
（三）
中國作家餘華寫了一部小說，書名叫《活著》。書中的主人公“福貴”，既無福又無貴，年輕時好賭樂嫖，敗掉了家產，淪為赤貧；中年時曆經了喪妻喪子喪女各種人生苦難，晚年時唯一相依為命的外孫又死去，福貴依然樂嗬嗬地活著。他給他的老牛取名也叫“福貴”，閑時就和老牛“福貴”說說笑話，或者唱幾曲小調，他唱的歌也特別瀟灑：“皇帝召我作女婿，路途太遠我不去。”這部小說被著名導演張藝謀拍成電影，福貴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很多人看了電影後質疑：這樣的活著，有什麽意義？有什麽價值？人難道隻是為了活著而活著？
我看了《活著》的小說，也看了電影。看的時候我總是想起二舅。二舅沒有福貴那麽不成體統，沒有福貴那麽大起大落，但麵對“活著”這個課題時，他們的心態是一樣的。
二舅從來不和別人比什麽，也不和別人爭什麽，從來不對自己的生活作“好”或“壞”的評斷，隻是單純地活著。他唯一鬧過一段時間別扭的人就是他的同學、鄰居李林，但也很快就過去了。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和媽媽一起去二舅家，當時二舅不在家，二舅媽告訴媽媽說，李林哥病了，你二哥讓你去看看。你去的時候順便把這捆蔥稍給他們，現在他們種不了地了。
後來我又聽到很多關於李林的故事，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城裏工作，和我媽媽同歲，忠厚老實但收入不多，二兒子在農村和他一起種地，二媳婦凶悍而不講道理，常常在家中吵鬧。李林氣管炎去世時，兩個兒子吵到不可開交，後來，他老婆過的日子更慘，晚年時甚至需要村裏的領導出麵給兩個兒子開會，強迫要求他們每月按時給年邁的母親多少生活費。二舅也常囑咐住在李林家附近的大表哥，去照顧李林的老婆。因為她的眼睛生白內障幾乎看不到東西。東關人家家戶戶都知道李林家的事，在一起閑聊時常常感歎說：人，還是憨厚糊塗一點好，聰明一世又如何呢？李林老婆去世的時候，家徒四壁，隻留下那兩間窯房，當年最好的窯房在東關那些遍地新起的各式各樣的別墅和磚房中已經變得像貧民窟差不多了，可李林的二兒子還找他哥哥說：你在城裏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如果你不答應把媽留下來的窯房給我，我就不參加辦理喪事，讓你一個人負責。大兒子答應了，二兒子才來為他母親辦喪事。這在東關傳為笑談。東關人說，有本事的人都在全國各地買房買地買車，沒本事的人才在乎東關那兩間破窯房呢。
李林老婆去世的時候，二舅和二舅媽正住在孩子們為他們蓋的新磚瓦房裏，兩個兒子就住在隔壁，每天過來給他們買菜買水果，兩個兒子每家住的都是二層的洋樓。
二舅一生中有很長的時間，都過的是很窘迫的日子，在吳家坊的那間小東房裏，二舅為三個兒子娶過媳婦。還為大舅家的一個兒子娶過媳婦。在最困難的日子裏，二舅也從來不埋怨什麽，幹活的腳步依然不緊不慢，在三兒子結婚的時候，二舅也到處向親戚們籌措錢，那時大家都想，借給二舅的錢不用指望還了，但沒想到，沒幾年二舅還是還了那些錢。二舅一輩子就是這樣時鬆時緊地過日子，緊巴日子是常態，從小到中年都沒過過什麽好日子，但他老了的時候，因為中國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的進程，土地大部分被國家收購，所以二舅手上就有了十多萬人民幣的存款。媽媽老開二舅的玩笑，說二舅一輩子沒有好好做過工幹過活，但最後卻比她這個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的人有更多存款。
二舅從來不在乎他有多少存款，因為他自己極少花錢，生活中的柴米油鹽以及日用品都由五個孩子幫他們買，他們隻是買些日常的蔬菜和水果零食，這些小東西，二舅媽自己全部能安排妥當。二舅原本就是個不愛操閑心的人，如果他會唱小曲，他肯定也跟那個福貴一樣，每天唱著小曲快樂度日。
二舅永遠都不會談人應該如何活著或如何快樂地活著的大道理，可能也永遠談不出這樣的話，在我的印象中，他說過的最有哲理的話就是“沒啥大不了的”。二舅所呈現出來的是另外一種大度和風範。從某種層麵而言，活著是一種勇氣。因為活著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大地付出，更大地擔當。當一個人不怕活著，在遭遇任何災害和患難後依然唱著小曲地活著，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我相信，當我們人生每次走到那種看起來已經山窮水盡的時候，或者你認為不能再退讓的時候，隻要有人輕輕對你說，沒啥大不了的，你就會放下所有你曾認為不能放棄的包袱和不能放下的追求，也會在心裏想：沒啥大不了的。
（四）
媽媽是姥姥家中最小的孩子，比二舅足足小了17歲。媽媽在少年時代，姥爺就去世了，當時大舅已經成家，在內蒙古，二舅也已經結婚，但和姥姥共家，大姨二姨已經出嫁，姥爺去世後，全家的擔子就落在二舅和二舅媽的身上。二舅不善田地的生產，五個孩子又接連出世，日子過的可想而知了。但二舅還是堅持供養媽媽讀書。小時候我總看到爸爸媽媽把家裏的吃的和穿的用自行車帶到二舅家，爸爸解釋說，是二舅把你媽媽養大的，現在我們孝順他也是應該的。
二舅和舅媽不僅養育了自己的五個孩子，也像中國大多數老人家一樣，幫著兒女養育了十多個孫輩。我在家族同輩分的人中是最笑的，所以我和表哥表姐的孩子們年齡相近。小的時候，我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二舅家。每到學校假期或休息時，我們就吵著要去二舅家。爸媽把我們送去二舅家，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三兄妹在自己的家中都沒有胃口吃飯，去了二舅家，飯量就增大了很多，可能是因為孩子們混在一起，瘋玩之後就是瘋吃，也是因為二舅和二舅媽不論我們誰去了，不論我們身邊有沒有自己的父母跟著，他們都笑臉相迎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吃。那是一個充滿自由和愛的世外桃源。
在四十歲的門檻上，我開始變得喜歡回望人生足跡。母親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常常在電話中故意和她聊起她的成長趣事，也由此了解了二舅。母親用“憨厚”和“精光”這兩個詞來解釋二舅的人生，憨的人表麵上吃虧，其實憨厚憨厚，越憨的人最終家底越厚，而那些精明的人，表麵上看起來很聰明，但精光精光，越精明的人，最終兩手光光。
在母親的故事中，我忽然發現，比我大半個世紀的二舅，那位很少和我溝通的二舅，並不陌生。
二舅是個地道的農民，用一般人的眼光看，他是標準的農民，並且絕對不是個成功的農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沒理由佩服二舅，但奇怪的是，很多東西讓我不得不佩服二舅。
在別人的眼中，二舅無才無幹，無欲無求，無名無業，但在我的心目中，二舅有他的獨特的人生韻味。二舅年輕時不事生產，年老時更是不掙一分錢，但到晚年了卻趕上城市化擴大的進程，農村賣地所得最後卻有不少的存款；二舅不識幾個大字，不懂什麽高深的人生哲理，但他的生活卻過的從容不迫，自在自得；二舅不會教育子女，但他的五個孩子卻被公認為東關最孝順的孩子，最懂得人情世道的孩子；二舅從不會說冠冕堂皇的話，二舅從來不想影響別人，改變別人，但很多人都被他影響。二舅一輩子與官祿無緣，可親自來給二舅慶祝八十大壽的人中不乏官祿之士。二舅在晚年還成了後代道德水準的衡量器，我的親戚中有些自認為是有頭臉的人，也有一些是屬於中國“第一批富起來的人”，這些人或者叫他二舅或者叫他二爹。每次二舅生病，若是後輩中誰沒有去看二舅，大家就會說，某某人升官了或變富了就忘本了，二舅（二爹）生病都沒去看，或者姥姥的親族家庭大聚集中某人以各種托詞沒有參加，大家又會說，某某怎麽能不去呢，二舅（二爹）還有幾次這樣的場麵？
我們往往把“封建”迷信，守舊，落後，等字眼往農民的頭上亂放，我們常常看不起農民，以為自己讀過他們沒有讀過的書，看過他們沒有看過的風景，但從人性的本質上講，很多地方，我們都不如農民。就像家族中的我們這一輩的人，很多人在外麵看起來都很風光，但從心裏我們都知道，我們比不上二舅。我們的心沒有他那麽淡定單純，我們的心沒有他那麽開闊豪放，我們的心沒有他那麽豁達開朗。很多人的生命形態都會象城市中喧囂突兀的鋼筋水泥，而二舅則是興和平靜的自然生態。
很多人，耗盡一輩子的精力為自己添加外在的一些東西，但忘記了，生命的本質是無需粉飾的。人工雕琢的，永遠都比不過自然的。
在我們的家鄉，“德性”這個詞常常被用來形容一個家族的整體道德水準的，人們說“這家人家有德性”，就是表揚他們為人處事有道德水準，錢財學曆名車大房，很多人都有，但德性不容易有。其他的都是過眼雲煙，而德性是會遺傳到你的後代的。在二舅那隆重的喪禮籌辦過程中，人們聽到對二舅最多的評價就是這兩個字。
（五）
二舅去世的那段日子，同時有兩條轟動性的新聞：
一位威望深厚的天主教神父將會友委托自己管理的財產，為自己的幹女兒買下了一套豪華公寓，雙方對簿公堂，神父敗訴。一位經常在電視中表演作秀招募慈善款項的像明星般耀眼的出家人，被控挪用公款的同時，還被爆在澳洲某地養有高級賽馬以供消遣。
神父為幹女兒買房子，和尚養馬時尚消費消遣，倡導家庭和諧勸人悔改的布道家有婚外情，在這個時代都不是新鮮事，也不是偶發現象。那些叫嚷著脫離紅塵者，在鏡頭前常常戀戀不舍地自我表演，以鮮花和掌聲為最大的目標和安慰。脫離了一個紅塵，聲淚具下表態作秀要進入心靈的清靜之地，但頃刻間又在清靜之地，為自己製造了另一個更大的紅塵，還將這清靜之地一同拖下水。這些人都曾經在大眾的視線中灑淚灑汗甚至灑血，都曾經被敬仰過、甚至偉大過，但最終隻留下一聲歎息。是無我還是自我？是聰明還是愚昧？是奉公還是私利？是能幹還是尖鑽？鮮花掌聲瞬間來瞬間去，人類骨子裏的罪性和生命中的軟弱卻是常伴一生。
在新聞的轟動效應中，我更加讀懂了二舅。在讀懂二舅的同時，我也讀懂了生命中的許多東西。
在二舅去世的那個十月，我忽然明白了一個道理：人生是有季節的，生命按照季節的軌道發展，走過一程又一站，人生的這列火車，就是以一顆平常心，去走過生命中的一個又一個季節。真誠豁達寬容寧靜就是這列火車的輪子。
當我在遠離家鄉的地方疲於奔命，或是傷心失意時，我常常想起二舅，想起二舅的人生。
人生有那麽多美好的東西等著我們全力以赴，但我們卻在那麽多無聊的爭執中虛耗生命；人生有那麽多美好的關係等著擁抱我們，我們卻在那麽多僵死的關係中履步維艱，無法掙脫。人生有那麽多美好的風景等著我們用心靈的眼睛攝取，但我們卻常常對著一潭死水空自悲切。人生有那麽廣博的世界、視野和胸襟任我們自由支取，我們卻總在一些蠅頭小利中你死我活。
是環境限製了我們的美好，還是我們自己限製了自己的美好？
台灣音樂教父李宗盛在一首《寫給自己的歌》中有這樣的感悟：“想得卻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該舍的舍不得，隻顧跟往事瞎扯。”
這是大多數人的生命狀態。
哲學家常常提醒我們，人生有三個最重要的問題：你從哪裏來？你要到哪裏去？你該如何走著中間的路程？
前兩個問題對我而言已經有了答案，但第三個問題，在寫下這篇文章追憶二舅的同時，我隻有再次提醒自己：站在生命的年輪中，坦然無懼並且心懷感恩。
